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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 [rising to the challenge]-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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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但让人振奋。能有机会为我所敬仰的人士效力，我感到三生有幸。这一经历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观点：人就是人，有组织的地方就会有官僚作风，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政府部门，都不可避免。变革就是变革，难度都不小，尤其是在大型组织机构内部，存在众多无形的地盘派系斗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重心和不容侵犯的底线。如果无法在联邦政府机构进行成功变革，官僚主义体系将会耗费这个国家更多的财力和物力，工作成效无法提高，甚至不断下降。官僚主义的本质就是如此。
我涉足政坛，是因为我知道政界人士制定的政策会从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需要激发民众的潜能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治愈伤口，允许每一个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过上有尊严、有目标的日子。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政策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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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我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工作的时候，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助手告诉我，参议员想见见我。我和约翰相识于2000年，当时我去美国国会为网络税收问题做证。约翰当时是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完全认同我的观点。我们双方都想要保持网络创新的自由。如今，约翰正在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但情况不容乐观。他很不开心，从他的做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再卖力地筹款，与顾问们的意见也大相径庭。出于经费考虑，他不得不解雇了一半的竞选职员。美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称他为“争夺者”。
我去约翰的办公室和他见面，他希望我出面帮助他完成美国总统竞选。我虽然非常敬仰麦凯恩参议员，但这个请求还是令我有些犹豫。我从没答应过参与竞选这种事情。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一直坚信，我所代表的是公司里的所有人，不应该陷入派系斗争中。然而，就在我读完约翰的回忆录《父辈的信仰》（Faith of My Fathers）后，我非常支持约翰的竞选理念，我也相信，通过竞选，我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才能，积累经验。所以，我答应了。很快，我就和约翰同舟共济了。
2007年的夏天，我们的竞选活动开始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其实我们的竞选活动规模小得可怜，经费也少得不能再少。我们住的都是经济型酒店，随行的人员不多，参议员得自己拎行李箱。我们的第一站是南加州。整个团队只有麦凯恩参议员和他的新闻秘书布鲁克·布坎南，还有我。在我们离第一站目的地仅有不到10分钟的距离时，布鲁克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得去引荐他，对吗？”我很惊讶，但我很快回应说，我当然会介绍他，你只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介绍词给我就可以了。但是，哪里有什么介绍词。“你随便谈谈自己吧。”布鲁克说。就这样，我只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做准备，然后，就得在人群面前介绍自己，并说出我如此敬仰约翰·麦凯恩的原因。南加州的行程顺利结束。之后，我开始和麦凯恩定期到各地做宣传。
2007年的夏天即将结束，约翰·麦凯恩的竞选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一场复出行动。约翰逐渐告别竞选幕后，由竞选经理负责整个活动，他也更愿意进入公众视野，与选民近距离接触。很快，我们不再使用之前租来的小汽车，改用大型巴士车前往每个活动现场，媒体也纷纷停止了消亡观察。我们所到之处，他们蜂拥而至，就怕自己抢不到新闻头条。筹款活动如火如荼，人群规模变得越来越大。2008年，在确定约翰为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后，我在竞选活动中的角色也变得更加正式，主要负责向女性选民做陈述。我和约翰一起四处宣讲经济问题，我甚至还参加了“实话实说快车”节目，从俄亥俄州到宾夕法尼亚州，一路宣传创造就业机会和振兴经济的必要性。
2008年8月27日，就在竞选活动宣布结果的前两天，约翰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选择了阿拉斯加州的州长萨拉·佩林作为他的竞选伙伴。他请求我好好地帮助佩林。“她很需要帮助，卡莉。”约翰想要我帮助他加快解决美国当前经济问题的进度。几个月来的次贷危机让人困扰，贝尔斯登已被保释了三个月，雷曼兄弟公司在数周之内肯定要垮台。我告诉约翰·麦凯恩，我很乐意帮助佩林。
我认为选择佩林州长作为麦凯恩参议员的竞选伙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选择，这当然是好事。我并不了解佩林，但却知道她的竞选需要获得人们更多的热情和能量。我记得有一次，在圣保罗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坐在亨利·基辛格的旁边。大会的第三个晚上，佩林州长正在发表演说。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亨利也不知道她会讲什么。6分钟之后，他用胳膊肘碰碰我，小声地说：“她讲得真好，我想这次竞选应该会成功。”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很多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主流媒体的反应却比较尖刻，媒体津津乐道的是佩林州长的女性身份。就在佩林有机会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前，我和许多支持约翰·麦凯恩竞选的女性一起，包括田纳西州的代表玛莎·布莱克本和前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简·斯威福特，共同指责媒体对佩林的攻击，并批评希拉里·克林顿为性别主义者。我反驳的并不是他们对佩林州长担任美国副总统资格的性别主义言论，而是给佩林的不同标准。有的人就认定她和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竞选资格不同，这就是性别歧视。
“我认为讨论竞选人的相关经历，这是合法的。”我在查理·罗斯演讲的当晚跟他说，“要说一个曾经只担任过一届参议员，但却从未做过执行决策的男人要比一个时刻都在做各种政治决定的女性更有资格参加总统竞选，这绝对是蔑视女性的说法。”
这并不是我最后一次为佩林州长辩护，我很高兴能为她坦言心中所想。对佩林州长的攻击仍在继续，有的说她假装怀孕，有的说她是一个纳粹分子，这都还不算是最恶毒的攻击。我从来没有机会按照麦凯恩参议员的要求当面向佩林说明美国正在面临的经济挑战，虽然我在竞选期间曾多次要求跟她会面。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机会和她当面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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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之日来临前的最后几个月，就如多米诺效应，人们的恐慌也在加剧。华尔街的银行家、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以及所有在大选中拥有一方阵地的人们都陷入了巨大的压力和不眠状态中。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汉克·保尔森召集华尔街各个公司的领导来到会议室，在他们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张纸。他的意图非常明显：你得签了这份文件，才能获得政府的资助。就在美国国会议员对价值7 0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争执不下之时，麦凯恩参议员暂停了自己的竞选计划，飞往华盛顿。我觉得这个举动不是很明智，但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我知道华盛顿那边有很多人急着给麦凯恩施加压力，让他做出鲁莽的行动。
最后，美国众议院否决了10月29日的法案。后来，这一法案的修订版本获得通过，时任总统小布什还签署了著名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自此，我们再次见证了因政府干预和矫枉过正而产生的始料未及的后果。美国政府在继续为大型银行提供它们赖以生存的资金。因政客们一直宣扬“拥有房产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为高风险抵押贷款创造了市场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住宅按揭贷款金融业务机构也因此幸免于难。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了另一项《多德–弗兰克法案》，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成千上万页的附加法规，主要用于对华尔街大型银行的腐败问题进行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机构并没有尽到监管者的职责，只是创立了另一套监管体系，以为通过更多的监管法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国会还增加了借贷者向银行借款时的资本要求。这造成了银行业大面积的兼并浪潮，受到制度的影响，银行纷纷重组，总数减半。这样一来，有些银行的规模进一步增大，一时也就无法倒闭了。对于摩根大通公司或者高盛投资公司这一类的大型金融机构，相比10年前的情况，现在的形势更加有利于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对于大型公司而言，当前的政策也更加便于其获得各种各样的信贷业务。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人受到伤害吗？当然有。比如：不涉及债务抵押债券一类新型金融业务的小型社区银行。这些银行努力竞争，如今已不再向家庭和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还有谁是受害者？无法获得信贷支持的小企业，以及深受房价暴跌之害的无辜家庭。由于信贷资本要求的提升，让一部分诚信的美国人无法再享受到贷款的利益。裙带资本主义势力再次抬头。在救助通用汽车公司的过程中，他们也使用了这个伎俩。一个跨国公司及其创造的就业机会被保留了下来，但那些曾在主流市场服务过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经销商、维修店和供应商却被全面清除。然而，华盛顿似乎没有多少人留意到这些情况。
有人曾说，2008年美国总统所在党派的候选人面临的是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肯定会竞选失利。也许他们是正确的。我只知道，虽然约翰·麦凯恩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我未必全部赞同，但他的确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正直的一个。但是，我却无法陪着他走完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因为我代理人的身份已经被取消了。
在圣路易斯广播电台接受采访时，有人问我，佩林州长是否有管理惠普公司的能力。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我做了这样的回应——萨拉·佩林竞选的是美国副总统，而非首席执行官。我还是诚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当时真是有些犯傻，而且我还说，我觉得她没有能力胜任首席执行官。其实，不是说她没有这个潜能（毕竟，我也是以秘书起步），而是因为她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和经验。后来，有人要求我澄清那句话的意思，我就说约翰·麦凯恩、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拜登都无法很好地管理惠普公司。当然，我也说了，我也不可能像约翰·麦凯恩那样开战斗机。有些工作会要求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准和特定的经验。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样的工作，战斗机飞行员也是这样的工作。虽然担任美国总统或者副总统也许需要相关的经历，但美国毕竟是“民治国家”，很多不同领域的工作经验都可以帮助一个人胜任美国总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资格是对等的，没有孰优孰劣一说，对此，我从不怀疑。
我接受了参与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挑战，因为我相信约翰·麦凯恩这个人，而且我也希望能从中学习和成长。甚至可以说，我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华盛顿这样的地方，即使所说的主张有道理，但不符合政治套路，也肯定会有相应的后果。作为约翰·麦凯恩竞选活动的发言人，一路走来，我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我开始认真考虑，该是为自己代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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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2008年假期前，加州的共和党委员肖恩·施蒂尔来找我为他竞选美国参议员做准备。加州共和党主席达夫·杉德海姆手下有个团队专门负责招募共和党候选人，他也找到了我。芭芭拉·博克瑟准备2010年再次参加竞选，他们想要知道我是否有意作为加州共和党候选人，一同参加竞选。
博克瑟于1982年首次来到华盛顿，当时罗纳德·里根刚刚当上美国总统。在那个年代，连手机都没有，更别说是互联网了。她在美国参议院已经工作了18年之久，她也一直表示还要继续在那儿待6年。她始终不得人心，支持率常年徘徊在50％以下。尽管如此，共和党都没有办法撼动她作为候选人的地位。2008年，情况出现了变化，施蒂尔和杉德海姆说，整个政治环境已经成熟，是时候有人站出来对抗博克瑟那套让人耳朵起茧的教条自由主义了。
他们考虑用我，让我有些受宠若惊。虽然，这个建议让我很兴奋，不过我还是要保持谨慎，考虑周全。面对挑战，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人。事实上，我认为挑战自我是最好的成长和学习方式。我也不是一个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人。我不会被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局面所困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新的领域，而博克瑟本来就是一个城府颇深的政治家。幸亏媒体报道会不断地提醒我，我只是政坛的一个新人罢了。
然而，在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中，根本没有所谓的“新人”一说。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也不太贴切。反观美国共和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所有候选人在公众的视线中，都是来了又离开。换言之，绝大多数的政治领导人都是新人。自美国建国以来的150多年时间，我们认为那些能够将个人看法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向华盛顿当权者传达的民众立法者都是造福者。职业政治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非是继承传统的结果。芭芭拉·博克瑟虽然对华盛顿有着30年的深入了解，却对外界民众的心理一无所知。而我的问题是，政界新人的身份，为何就不能算是一种优势呢？
以芭芭拉·博克瑟参议员对手的身份参选是否明智，局势并不明朗，至少从民意支持率的数据上来看是这样。2008年2月发布的费尔德民调显示，加州选民对于博克瑟的再次竞选毁誉参半，43％的选民表示支持，54％的选民表示反对＇2＇。“如果博克瑟参议员有弱点，她一定知道，而且会做好准备。”就在《圣荷西信使报》报道我有可能成为候选人的时候，博克瑟发出了竞选资金招募书，提醒各方我有可能参选。2009年年初，离大选还有2年时间，她已经为自己的竞选活动从好莱坞和硅谷的自由党派捐赠者手中筹集了460万美元。另外，一些急于想要博克瑟尽快坐上美国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之位的大型公司也为她提供了丰厚的捐赠。一旦上任，美国参议院很快就会针对由博克瑟团队起草的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立法法案进行讨论。所有能源公司都希望能获得主动权，而不是成为“俎上肉”，任人宰割。
在考虑是否参加这次竞选的时候，我知道要和博克瑟竞争，就意味着我要和华盛顿政府内部支持博克瑟长达30年的人士，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权势阶级竞争。如果参与竞选，我还要对抗以博克瑟为代表的裙带主义文化。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但是，我不知道的是，人生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我。
＇1＇ 《勇敢抉择》，于2013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注＇2＇ 弗兰克·达维斯（Frank Davies），“博克瑟参议员：越过菲奥莉娜的肩膀四处观望，再次为竞选筹集到了460万美元”， 《圣荷西信使报》，2009年4月20日。
第3章
与病魔抗争
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在墨西哥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腋窝下的肿块。当时，我正在浴缸里泡澡。
那天，我刚上完普拉提课程。任何做过平板支撑的人都知道，运动后，腋窝疼痛和胸痛是难免的。我躺坐在浴缸里泡热水浴，希望能让劳累一天的自己放松下来。我按摩着身上疼痛的肌肉。这个肿块有1美分硬币那么大，就在腋窝中间。我的本能反应是往后靠了一下，心想可能就摸不到这个肿块了。可是，我还是摸到了。这个肿块已经长在那里了。我心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感觉一切正常啊！我刚照过乳房X射线，而且我现在还在度假呢！”
我转念一想，还是不要瞎猜了。两天后，还是在洗澡时，我发现肿块依然没有消失。我告诉弗兰克，我们回去后得去看医生。
我原本在两个星期后预约了常规的体检。不过，我比较担心自己的状况，就提前给医生打了电话。她认为没什么大碍，她知道我之前刚做过乳房X射线检查，但她还是建议我再去检查一下。在医院里，她体查了我身上的肿块，并告诉我：“我觉得，这不会是恶性的。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做一下活体检查比较好。”她一再向我保证。活体检查的时间很短，也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疼痛。我再次把这件事情抛在了脑后。
我是2009年2月20日去检查的，检查项目很多。按照约定，我需要在上午9～10点到达医生的办公室。检查完之后，我将前往三藩市中心的彭博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后，弗兰克、我的好友黛博拉·鲍克和我准备一同驾车前往加州萨克拉门托参加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我要在那里发表几场演说。到了医院之后，我还在满脑子想着当天的行程。我在想，看完医生后，我得回家和黛博拉、弗兰克稍微休息一下。当时，我的行李都收拾好了，正准备随时出发。
萨拉·沃森医生通常很准时，但那天她却没有准时来见我。我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病号服，在一间冰冷的检查室里等到了上午9点15分。她还是没有来。上午9点30分，9点40分，我开始有点儿担心起来。上午9点45分，沃森医生进入了房间。她脸色苍白，坐了下来。她连声说不好意思，说她之前一直在电话中确认不好的消息。“你得癌症了。”她告诉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癌。不过，我们需要马上检查。”
听到这个消息，我虽然有些意外，但也觉得一切在意料之中。我的外婆在我妈妈10岁的时候就死于胃癌；我的姨妈一直在和乳腺癌做斗争。从小到大，我在潜意识里就一直有某种感觉，自己某一天也可能会得癌症。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感觉恐惧油然而生。是的，我的确得了癌症。
我觉得头晕恶心，甚至都站不稳了。但我想让自己尽可能地保持平静。每次碰到突发情况时，我总会做一件事情：冷静思考。由于沃森医生说她不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癌症，所以我就算想要提出更多有关诊断的问题，也无从开口。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以实际和辩证的角度看待一切。回想当时，我提出了一些看似非常明显的问题，其实我是想尽快明白到底该怎么去解决。“我需要化疗吗？”“是的。”“我需要手术吗？”“需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沃森很快给我列出了我需要做的化验和要见的医生清单。一旁的我，感觉庆幸，毕竟她知识渊博，具有专业的素养和经验，知道我该去找谁。我的生存本能要求我努力地关注一点：接下来我必须要去做什么。当时，上午10点已过。
她写完这张清单后，我说：“我知道不该这样说，但是我必须得在15分钟内离开。我需要在离开前进行宫颈抹片检查。她听我说完后吓了一跳，但还是很快给我安排了检查。在她操作的过程中，她给我提出了一条非常中肯的建议。
“卡莉，目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决定是否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沃森说：“如果有人突然想要打听你的消息，或者想要告诉你他们的事情，你不要觉得意外。你要知道，你永远有权利说：‘够了，我自己能应付！’”
她还告诉我，可能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我已经患癌的事实。这些人中，有的会逐渐远离我的生活，有的则会带给我惊喜。他们会一路陪伴着我，直到战胜病魔。
时间将会告诉我她所说的是否正确。一旦你公开了病情，一切都会发生改变。人们都将把话题集中在你的身体状况上。曾经受过这种病症折磨的人，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人，会觉得和你有同病相怜的感觉。这些陌生人会和你交流他们自己的病史和故事，并对你表示出真正的关切。
很多关切都是温暖人心的。但当你生病或者感到恐惧时，这些关切和担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
离开医院之前，萨拉医生又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她随手给我开了一瓶安眠药说：“它可以保证你有充足的睡眠。”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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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于198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见过黛博拉·鲍克。当时我在美国电讯电报公司工作，靠着自己的实力受到提拔，当上了经理。之后，公司送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黛博拉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于是，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但一直保持联络。2005年，我离开惠普公司后，黛博拉和我决定成为商业合作伙伴。我们的丈夫都认为，合伙做生意肯定会影响彼此的交情（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2007年，我们成立了“卡莉·菲奥莉娜公司”。那天早晨，我去看完医生后，按照约定，黛博拉要先陪我去彭博电视台录制节目，然后再和弗兰克两人轮流开车带我去萨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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