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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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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削弱，把权力还给文官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南越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表示对南越形势颇为担忧。他们提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美国空军轰炸北越和南越。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美国退出南越或东南亚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
参谋长们非常着急，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备忘录尽早呈交总统。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尔·G·“巴斯”·惠勒讨论了他们的担忧。他说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得撤出南越。马克斯威尔·泰勒的观点则完全不同。我问他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有何评论，他说，那些建议完全脱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的原则：“越南人在南越是为他们自己而战。” 数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兰来电说：“除非不远的将来在南越能出现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美国在南越内外采取军事进攻都不会阻止南越一天天衰败下去。”
由于这些建议严重对立，总统于十一月二日让威廉·P·邦迪牵头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重新研究可供选择的策略。第二天，林登·B·约翰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当时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以压倒优势的得票数获胜的人。
工作小组的工作是从零开始的。工作小组全面考察了各种假设、前提和选择方案，重新评估了我们在南越的立场和在东南亚的目标。考察工作经历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十二月一日要与总统开会，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报告，其部分内容如下： 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军事行动有在亚洲导致严重冲突的巨大风险，它不可能仅限于空军和海军的行动，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朝鲜战争规模相当的地面行动，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参谋长们低估了这些风险，认为这些风险“比继续现行政策或撤出东南亚的选择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决心规避的正是这些风险。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随后几年内对我们空袭北越的行动造成了重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避免核战争的风险。
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这使总统和我感到震惊。撇开核打击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不谈，向拥有核武器的对手首先使用核武器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我不想夸大参谋长们的观点所包含的风险，但我认为即使是灾难性事件的低风险也应回避。一九六四年我们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教训。我担心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这样的教训（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安全极为重要，我在附录中做了详细阐述）。
十一月十九日，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告。迪安·腊斯克告诉他，工作小组已开始集中研究三种选择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二、对北越加大军事压力；三、“介于二者之间”的策略是，对北越加强压力的同时，与河内保持联系，如果河内希望如此的话。他向总统保证，我们不会竭力推动任何一种选择方案，所以，总统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认为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决定。
十二月一日虽有阳光但天气很冷，地下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白雪，这是冬季的第一场雪。到林登·B·约翰逊牧场过感恩节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已经返回，要与他的越南事务高级顾问就工作小组的建议做出决定。从西贡飞来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的出席说明了会议的重要性。总统再次听到了，关于南越政治形势变幻无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将严重破坏我们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词。
工作小组提出了三种选择方案（“在一定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提出来）： 一．在无希望避免失败的情况下继续无限期执行现行政策。
二．对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线和参谋长们提议的九十四个目标进行猛烈轰炸，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
三．逐步展开上述轰炸行动，目的相同，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军方人士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参谋长们偏好第二种方案；马克斯威尔·泰勒希望从第一种方案逐渐演变为第三种方案；威廉·威斯特摩兰希望第一种方案再执行六个月。
会议召开前不久，中央情报局提交了对轰炸效果的评估报告，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报告附和参谋长们的观点，认为北越的交通运输线和工业基地极易受到空中打击。但中央情报局强调说，由于北越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庄，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轰炸既不能给北越造成难以克服的经济难题，也不能削弱河内向南方的游击战提供足够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报局还指出，北越领导人认为西贡政府的垮台指日可待，所以他们可能忍受大规模轰炸而不改变政策。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向总统提出的选择方案显然充满漏洞。我们没有面对几个基本问题： 一．如果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之时我们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赢得战争（这需要政治稳定），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渐近的”轰炸计划将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三．假设能够迫使北越进行谈判，美国在谈判中能达到哪些目的？
四．如选择第二和第三种方案，在轰炸进行过程中需要多少美国地面部队去保卫南越的空军基地和防止南越军队的崩溃？
五．每一种方案将使多少美国人伤亡？
六．国会和美国公众将对我们的选择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用说，林登·B·约翰逊总统颇感沮丧和灰心。他面临的是极难应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问题，谈了不少意见。表露出了他的忧虑和绝望情绪。“我们能做什么？” “为什么不说‘是这样！’”“我们有哪些资源？”“如果他们需要美元，给他们。” “算账的时候到了。”“如果我高烧一百零四度，我不会打我的邻居。我想首先与他和睦相处所以当我们让厄尔·G·“巴斯”·惠勒出击时，我们可能受到回击。”
对最后这句话，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我怀疑是否河内有还击之力。”
“在中国人涌进朝鲜之前麦克阿瑟不也是这样说的吗？”林登·B·约翰逊怒气冲冲地说。
总统最后决定：“我想给马克斯威尔·泰勒最后一次获得政治稳定的机会。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讨论（轰炸北越之事）。”他赞同分两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对北越人进攻美国目标的行动进行报复性轰炸的同时，对老挝的各条渗透路线进行空中侦察。第二步是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马克斯威尔·泰勒可以利用这一前景鼓励南越领导人维持好秩序。
马克斯威尔·泰勒返回西贡，给南越领导人带去了如下讯息：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稳定，这意味着将军们必须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对政府。然而这项命令没有产生任何效力。西贡的将军们与从前一样拉帮结派。马克斯威尔·泰勒回去后不久，他们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装，发动了另一场政变，其目的似是要以军事统治取代文官政府。
这次政变激怒了马克斯威尔·泰勒。他视此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领导人来见他，对他们严加斥责，就像教官训斥新兵一样。也许他的法语出了点问题，他讽刺那些显然不理解他关于稳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员说：“你们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得看一看怎样才能解开这团乱麻。”这些训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对他的怨恨，而且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怀着沮丧和绝望的心情，马克斯威尔·泰勒向华盛顿呈交了一份年终总结，指出： “如果局势每况愈下我们应该寻求摆脱目前与南越政府的关系，撤回我们的大批顾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靠不住的盟国，让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负其责。”
我们这些读过马克斯威尔·泰勒此电的人没有重视这段内容。我们（我相信也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导致“遏制堤坝”决裂的事情。事后才明白，马克斯威尔·泰勒提出的策略——执行一项迫使南越人要求我们离开的计划，或者因局势混乱而迫使我们撤回顾问——将使我们大大地减少生命损失、资源消耗，也不会使我们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样严重的失败。显然，抽身而退是我们理应选择的政策。
但我们未做此选择。
相反，我们继续思考采取何种军事策略的问题。十二月三十日，总统在致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表示，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请求准许轰炸北越颇感恼火。他对马克斯威尔·泰勒说：“我得到的军事建议都呼吁大规模轰炸北越。我从来不认为能从空中赢得这场战争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我更希望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强。”这项大规模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建议是较为突然的。
马克斯威尔·泰勒对此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这是我与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从西贡收到的最好的分析报告：我们在此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局势： 政治骚乱持续不断，军队不负责任，勾心斗角，平乱计划有气无力，反美情绪正在滋长，越共直接对美国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在整个南越道德沦丧，信心丧失。除非这些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不久很可能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一边与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组织）和河内寻求和解，一边要求我们撤离基本上没有时间改变这种局面了。
然后他转向地面作战问题。他谨慎地向总统指出，根据以往的军事经验来估算，击败越共需要动用大量军队： 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动经常获得成功。越共的基础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经过多年发展，已达到目前的规模（拥有大约十万名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北越和老挝有无偿提供物资的后勤供应基地。就我所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击战役是不具备下述两个条件的：平叛军队的人数超过游击队十倍以上；切断游击队的外援。
马克斯威尔·泰勒强调指出，过去两年中，南越政府军和游击队的人数比率从未超过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比例。
他继而反问道，我们该做什么？他说，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特点，创建一个难以生存的领导集团，大量增加南越的军队数量或封锁边界不使敌人渗透进来。”他认为，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新措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可能有获胜机会的选择是渐次展开空袭以直接打击北越的意志”，以便创造“有利形势与河内谈判”。他同意总统的看法，即游击战不可能从空中打赢。空袭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领导人的意志施加压力”。马克斯威尔·泰勒在这封长电中最后警告说，“我们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须冒险作出改变”，因为“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遭到失败”。
然而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一月初，越共在几次战斗中重创了南越的两支精锐部队。据得到的情报，北越的正规军已开始进入南越，所以南越军队的失利使我们更加担心河内和越共正在准备发动西贡及其军队难以抵挡的全面进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事件使我极不情愿而又痛心地认识到，改变政策的时刻来临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总统宣誓就职前一星期），麦乔治·邦迪和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呈交了一份简短但内容极具爆炸性的备忘录。那天早晨，我们与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宫谈判厅深入讨论了备忘录，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该厅咨询过内阁成员。麦乔治·邦迪和我认为事态已发展到严峻关头，我们想让总统了解，这种事态对我们的想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告诉林登·B·约翰逊总统： 现在我们两人坚信，我们的现行政策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我们目前在等待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十二月份的各项命令显示，我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除非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在过去六个星期中，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鲍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绝无成功的希望，除非我们的政策和侧重点发生变化。
西贡的根本困难来自当地人们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来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为坚决反共的政策尽职尽责。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反击越共对我们的设施发动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们提交“岔路口”备忘录后的六个月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严峻的一个阶段。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遇到了我们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最终抉择，使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干预越南事务的道路，这次干预最后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并使美国陷入了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分化状态。
在此重要时期，林登·B·约翰逊发动了对北越的轰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队，使美军人数从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还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这些决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经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埋下了日后发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未能使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为什么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军事策略未经充分辩论？ ＇ 校对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 ＇ 为什么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扩大了战争而不是抽身而退？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动的内在意义？国内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总统建设“伟大社会”的抱负和两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对越南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希望、忧虑、感觉和判断——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收到我们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派遣麦乔治·邦迪去西贡评估有无出现稳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讨美国是否应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倾向于支持采取行动的人（包括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认定，此举会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美国愿意为南越而战，这样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础得以加强。
西贡的形势证实了麦乔治·邦迪最大的担心：南越的将领们在继续内讧和迫害佛教徒；政客们依旧没有实权；教徒们坚持在街头示威和抗议，麦乔治·邦迪致电总统： “非共产党军队目前的情况就像在进行内战中的内战。”
麦乔治·邦迪访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药和迫击炮袭击了南越陆军司令部和西贡以北二百四十英里处的波来古附近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八名美军死亡，一百多名受伤。在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麦乔治·邦迪立即建议给予北越报复性的空中打击，这是华盛顿数月以来一直在考虑的。越共对波来古的进攻和我们做出的反应导致了战争的升级。
总统一收到麦乔治·邦迪的建议，即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有国会领袖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虽然对北越的空袭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因为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正在河内访问，但几乎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苏联问题专家汤米·汤普森和乔治·鲍尔）都要求对越共的进攻予以还击。只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坚决反对。他隔着会议桌直视着总统说，即使河内没有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他说，“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们”，否则的话，“越共不可能发动这次突然袭击”。他呼吁林登·B·约翰逊慎重考虑这个事实，因为报复性的空袭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只说不练了”。总统听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发言后，依据“东京湾决议”赋予他的权力下达了空袭命令。
第二天晚上，麦乔治·邦迪带着一份报告返回华盛顿，报告称： 越南的形势每况愈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失败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实际影响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胁。现在没有办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负担，也不能通过谈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而使我们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谈撤退都意味着投降。
麦乔治·邦迪建议采取渐进而持久地轰炸北越的政策。他提出两个目标：就长期而言，他希望轰炸对北越的意志产生影响，迫使他们减少对越共的支援并进行谈判；就短期而言，他认为轰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乐观情绪”。
这种策略能改变长期的趋势吗？麦乔治·邦迪说他不能保证。他说，“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许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在越南的立场存在严重弱点，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热情、实力、耐心和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并坚持下去”。
他在最后一段中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在越南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重要，让我国人民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
麦乔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国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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