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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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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鲍尔提出来而我们没有很好去做的一项建议是，请求调解者（如瑞典、苏联或十七个不结盟国家）明确告诉河内，我们将接受他们提出的立场。我们曾与在巴黎的一名北越代表进行过数星期接触。在此后三年中，我们尝试过许多其它形式的接触，但我们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没有把我们的立场表达清楚。
几天后，我请约翰·T·麦克诺顿起草一项停止轰炸一星期的建议。我希望此举能引出一系列相关行动，致使河内进行谈判或者减少其对暴动者的支援，同时提高国际国内对本届政府政策的支持率。和我后来提出的许多暂时停战的建议一样，这项建议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军方许多高级领导人反对这项建议，因为他们担心北越会乘此机会加强渗透。总统的某些顾问担心，如果停火持续下去，河内会提出谈判以诱使我们入圈套，这样一来，北越就可以借轰炸停止之机维持甚至加强对越共的支援。还有些人担心美国右翼势力会视此举为怯懦行为，如果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他们会要求扩大轰炸规模。
最近几个星期，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中对林登·B·约翰逊总统越南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多。林登·B·约翰逊对此颇感恼火，他想做出答复，如有可能，平息这些批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非他个人相信在这个阶段暂停轰炸能促成谈判。
无论如何，五月十三日开始了未经宣布的暂时停火。同一天，我国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受命向北越驻苏大使递交了一份电文，内容如下：“美国政府考虑了河内代表多次提出的建议：在北越遭受空袭的情况下，和平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将密切注意（越共和北越）军队的军事行动是否会大幅度减少。” 河内驻苏大使拒绝会见福伊·科勒。那天夜间，一位级别较低的美国外交官将电文亲自交到了北越大使馆。第二天早晨，电文被装在写有“美国大使馆”字样的一个白信封中退了回来，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一则感到被驳了面子，一则担心右翼的批评，总统在五月十六日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了恢复轰炸的想法。我请求推迟一段时间，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停火七天的原定计划，给河内更多时间考虑做何反应。但总统认为，河内如果有兴趣，现在就已做出反应了。我们最后议定停火六天。五月十八日，轰炸恢复了。
此后的三周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越来越沮丧和担心的一个阶段。南越的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军队内外的天主教徒和佛教徒密谋反对潘辉括（音译）的文官政府。一次政变刚刚失败后，由南越青年军官发动的另一次政变成功了。他们推举四十二岁的阮文绍将军为国家元首，以空军三十五岁的阮高其将军为总理。代理大使亚历克斯·约翰逊说阮高其像一颗“无人看守的导弹”。他确实如此，他嗜酒嗜赌如命，还十分好色。他穿着浮华，我常见他身着带拉链的黑色飞行服，腰带镶有珍珠的左轮手枪。他还发表极端言论。当有记者问他最崇拜谁时，他说：“我崇拜希特勒我们越南需要四个或五个希特勒。”威廉·P·邦迪后来把阮文绍和阮高其称为“庸才，真正的庸才！”
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轰炸难以奏效，这使要求扩大地面战争的压力日益加强。六月三日，马克斯威尔·泰勒致电华盛顿：“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并不相信任何规模的轰炸能够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停止其在南越的行动。也许只有当北越相信南越的形势已经或将要对他们不利时，他们才会改变态度。”
两天后，他又致电说，南越的一个军由于领导不力和士兵开小差，已经快要溃散了。几个月来，马克斯威尔·泰勒一直反对美军在南越参加战争，但他现在不得不指出： “美国地面部队也许有必要采取行动了。”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威廉·P·邦迪、乔治·鲍尔、汤米·汤普森和我于六月五日（星期六）下午在迪安·腊斯克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总统突然走了进来。他显得很孤单。他说，“夫人”走了，他是来找些伙伴的。但他得到的是兜头一盆冷水。
他读着马克斯威尔·泰勒的电报，忧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迪安·腊斯克还抱有一点希望，但是我说：“我们谋求在南越形成和局，我们能做到吗？我不知道。共产党仍然认为他们胜利在望。”
总统侧耳倾听。他看上去有些苦恼和忧郁。他沉着脸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有一天会遇到大麻烦。”
他是多么正确啊！
六月七日，炸弹爆炸了。那天，威廉·威斯特摩兰致电五角大楼说： 东南亚的冲突正在升级。部分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更多的军队正在途中迄今为止，越共在这次战役中尚未动用全部力量另一方面，南越军队很难对付日趋强大的越共力量。士兵开小差的比例极高。战斗损失比预计的高出许多其结果是，南越军队开始不愿意发动攻势了。有几次，他们的意志在炮火的打击下显出了动摇两军人数的对比继续向有利于越共的方向发展如果得不到增援，南越军队肯定顶不住这种压力在此后非常关键的几周内，除了增派美军或第三国军队加强我们在南越的行动外，我认为我们已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增派军队的基本目的是大大加强我们在地面的进攻力量，迫使越共相信他们赢不了。
威廉·威斯特摩兰说他现在需要四万一千名战斗部队。以后还需要五万二千名。这将使美军总数从八万二千人增至十七万五千人。他在电报的最后说：“必须继续研究制定在必要时动用更多军队的计划。”他的要求意味着美国无限制地扩大了军事干预。
我在国防部任职七年收到的数千封电报中，这是最令我烦恼的一封。我们无论如何得做出决定。到底要走哪条路，我们不能再推迟做出抉择的时间了。在此后的七个星期中，这个问题一直是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阴云。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研讨。南越的命运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动用美军才能挽救。“我们面对的是个烂摊子。”我对其他人说。但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如何才能解决问题。
六月十日我们继续讨论。有人（我忘了是谁）说：“美国人民认为我们隐瞒了实情。”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们已经“欺骗”舆论很长时间了。
总统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问：所需美军会超过十七万五千人吗？
答：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持南越军队的极限人数。
问：我们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对北越保持压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答：有人说是形成和局。有人认为我们的目标是南越的自决自主。
问：在谈判方面我们还有任何办法可想吗？
答：公开与越共接触。但这可能会严重打击西贡的士气，而且几乎没有成功希望。迪安·腊斯克认为与越共打交道实际上意味着失败。
问：五月份的暂停轰炸产生任何消极影响了吗？
答：在西贡没有。此举消除了批评者的靶子。但国内外的抗议之声依然未绝：我们将走向何方？麦乔治·邦迪和我建议多做些解释。我们请求总统发表重要演说，阐明他的意图。
会议期间，总统指示我们询问威廉·威斯特摩兰，应该采取何种战略和战术；越共和北越会做何反应；美军会有多大伤亡，何时会出现伤亡。由于这些问题找不到确切答案，在此后数月内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决策。
事态的急速发展使我更加担心我们介入的规模会越来越大。那天晚上通过电话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交谈时，我对他说：“在内心深处，我对参战规模有非常明确的限制。我认为参谋长们没有这种想法。事实上，我知道他们没有。”
“你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是他们希望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吗？”他问。
“是的，”我说：“他们希望不致于走得太远。但是威廉·威斯特摩兰在电报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这个范围。他没有说这是最后的措施。”
在此举棋不定和混乱的时期，我于六月十六日会见了新闻记者。有人问：“你预计军队数量会超过七万至七万五千吗？”我回答：“国务卿、总统和我已再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实现我们在南越的目标对你的问题，我只能做此答复。”有人说： “美国的总体战略是什么？”我说：“我们的目标和战略是让北越人相信，共产党在南越发动、指挥和支持的旨在推翻现政府的游击战争不可能获得胜利，从而迫使他们就该国的未来和平和安全进行谈判。”
同一天，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奉林登·B·约翰逊总统之命前往艾森豪威尔的葛底斯堡农场，向这位前总统通报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调军请求。艾森豪威尔的建议简明扼要：美国现在已经在越南“诉诸武力”，所以“我们必须得赢”，应该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B·约翰逊总统看到的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希望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成他对战争的应对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赞成增派军队。这是“拿不准”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两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军队人数”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点五倍；是希望“撤离军队”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总统知道公众会很快改变态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对我说：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们已有的、特别是潜在的分歧，我们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进行长期作战是很困难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为此而担心，并颇为沮丧，因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满意的计划，使我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间祷告和坚守阵地，期待他们停止进攻。我不相信他们会放弃斗争。我看不到我们有任何在军事或外交上获胜的计划拉塞尔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变化从那里抽身而退。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从那里退出，因为我们有条约，因为我们已经发表了许多言论。我认为抽身而退会使我们在全世界大失脸面，一想到世人的舆论我就不寒而栗。
总统非常苦恼。我和其他人都感觉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亨利·F·格拉夫这些天里拜会过总统。他后来写道，总统对他说，他（总统）花了许多不眠之夜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总统告诉我，我的孩子必须得随海军陆战队开赴南越并有可能死去”，他会作何感想。
林登·B·约翰逊常常说一些夸张之言，愤世嫉俗者会说他的言论反映了他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就我所知，没有一个运用权力把美国人送往危险地区的美国总统是言行不一的。我理解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思想感情。
决定被一再推迟做出，因为我们在探索一条好的途径。在争论日趋激烈之时，记者们催请林登·B·约翰逊总统答复参议院最近提出的要求：在他动用更多美军之前，先取得国会的同意——这超出了“东京湾决议”的范围。他回敬提问者说：“任何看到该决议”的人都知道，它授权总统在形势需要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
总统是按照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反对增派军队）和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他支持增援）的建议发表上述谈话的。他们两人力劝总统不要与国会再起争端，因为他们担心那会使国家分裂；不管国会投票选择何种道路，都会损害作战行动。这是林登·B·约翰逊希望听到的答案，但它是错误的答案。我们没有“恰当的”，时机通过国会投票来取得对军事行动的普遍赞同。国会会对怎样和何时采取行动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必须得这么做，即使招致不和的投票会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必须承受那种风险，以使全国团结一致参与战争，支持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努力去团结全民，而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掩盖真相，避免争论。我们今天更明智了吗？
从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还是一团糟。每隔几天我们就收到马克斯威尔·泰勒或威廉·威斯特摩兰的电报，报告西贡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或申述增派军队的理由。我们一次又一次开会。我花了许多时间在令人憋气的会议室里与参谋长们争论威廉 ·威斯特摩兰的计划和要求。威廉·P·邦迪和他的同事们仍在探究外交渠道。总统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高级顾问们商讨这种复杂而困难的局势的各个方面。
六月十八日，乔治·鲍尔向总统呈上另一份极有说服力的备忘录。就像他一九六四年十月的备忘录一样，这份备忘录也未经过国务院或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分析和讨论。最初，它仅被送给了总统和迪安·腊斯克；除国务卿外，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未得到副本，甚至威廉·P·邦迪也未得到。乔治·鲍尔请求总统把增援部队限制在十万人“以内”，这非常接近我六月十日提出的九万五千的数字。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会议上，乔治· 鲍尔建议将人数控制在十万以内，如果我们因此被迫撤出南越，我们可退至泰国进行坚守。迪安·腊斯克和我坚决反对此议。我们怀疑南越垮掉后泰国是否能支持下去。我请求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调军要求，同时加紧谈判努力。
面对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总统让乔治·鲍尔和我详细阐述各自的观点。他给了我们一周时间。
我们立即着手工作。在这期间，乔治·鲍尔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他主张限制而不是拒绝增派军队；探索而不是敦促抽身而退。仅此而已。现在，乔治·鲍尔已不主张在南越坚持下去，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尽快与北越达成协议，“乘损失不大时赶紧撒手”。威廉·P·邦迪不接受这项建议，他着手准备第三份文件，提出了“中间路线”：利用现有的大约八万五千名美军坚守阵线。
在草拟备忘录时，我收到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发来的另一份令人不安的电报。电报指出，一场旷日持久和耗费巨大的战争需要大量增加美军数量，包括在一九六六年派遣比他原来的预计超出许多的军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过该电报后，我于六月二十六日写出备忘录，其中吸收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观点。我把备忘录分发给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乔治·鲍尔和威廉·P·邦迪，征求他们的意见。
我的备忘录的中心内容是，应该大大加强美国和南越的军事力量，使之“足以让越共相信他们赢不了，并因此改变战争的局面”。威廉·威斯特摩兰估计，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九六五年需要十七万五千美军（一九六六年需要更多）。所以我提出了这个数目。我同时建议扩大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扩大外交渠道以谋求与河内、北京和越共进行对话。备忘录的末尾是对“成功的可能性的评估”，内容如下： 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项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增援行动能否在南越掀起一个高潮，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南越军队能否保持目前的数量和战斗精神；二，美军能否有效地发挥快速反应的作用，这是迄今尚未检验过的。美军人数太少，不足以与政府军与游击队人数十比一的传统模式相提并论，但是，这些美军应该足以应付越南的这种容易确定和进攻敌人的常规战争。
我的备忘录使麦乔治·邦迪大为吃惊，他以一份“旨在提出问题而不回答问题”的备忘录作答。他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他写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计划（把目前在南越的美军力量扩大一倍，把空袭北越的规模扩大三倍，以及一项进行海上封锁的重要新计划）愚蠢之极。”他有先见之明地提出一个后来证明是根本性的问题：“美国正规部队在南越进行反游击战真的有前途吗？”他提到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正是核攻击的可能性才在朝鲜实现了停战。他认为我们“至少应该考虑，扩大行动会给我们与河内的沟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威胁”。他最后问道：“我们要投入二十万人掩护撤退吗？难道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不能顺利撤退吗？”
除了麦乔治·邦迪提到核武器并暗示我们应该考虑发生核战的危险外，我同意他的所有观点和担忧。但是，需要做的是找出问题的答案而不是仅仅提出问题。七月一日，乔治·鲍尔、威廉·P·邦迪和我的三份备忘录被呈送到白宫。但是，另外还有一份备忘录，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相信乔治·鲍尔和威廉·P·邦迪也不知道。
正如我述及的，迪安·腊斯克很少给总统写备忘录，我从未见他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军事问题写备忘录。但这次他写了，为的是表达他的信念和担忧，他知道乔治·鲍尔的备忘录中没有这些内容。我想引述迪安·腊斯克的原文，因为他的观点——如果我们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会增加——对我们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他的原文是： 美国承担义务的完整性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支柱。如果我们的许诺靠不住，共产党阵营会得寸进尺，使我们丧失地位，而且必将导致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只要南越人愿意为他们自己而战，我们就不能放弃他们而给和平和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带来灾难。
读者也许会认为，迪安·腊斯克从南越的陷落中预见到这样可怕的后果叫人难以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那代人的经历对他的影响（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经历过慕尼黑的绥靖政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亚洲抗击侵略的岁月；目睹了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多次经历过对柏林的威胁，包括一九六一年八月的那一次；经历过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前不久经历的是，共产党中国声明，南越的冲突是他们认为正在向全球蔓延的“解放战争”。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没有涵盖这些根本问题，所以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再理会它了。
麦乔治·邦迪把四份备忘录呈给总统，其中一份是自己的。他在备忘录中改变了前一天向我表述的立场。他写道：“我料想您会仔细倾听乔治·鲍尔之言，然后拒绝他的建议。这样一来，讨论范围相对缩小，只需在我哥哥和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中选择其一。”
总统第二天召集我们开会。他看上去非常苦恼。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叫我再赴西贡，以考察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他派W ·埃夫里尔·哈里曼前往莫斯科探索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可能性（我非常支持此项使命）。他指示乔治·鲍尔寻求与河内在巴黎的代表直接接触的可能性（我所赞成的另一项谋求和谈的动议）。
八月，我方与北越在巴黎的代表的接触（代号为XYZ）开始了。国务院驻外机关事务局前官员埃德蒙·古利昂和北越代表梅文蒲（音译）在巴黎举行了秘密会谈。埃德蒙·古利昂竭力探究河内的公开和私下声明的真实意图，以确定是否有可能展开实质性谈判。但是，经过几次令人鼓舞的会谈后，北越突然于九月关闭了这个渠道。
在七月份的讨论过程中，总统曾把一批被誉为“哲人”的两党老政治家召至华盛顿。他在任期间召集过好几次，被召人员每一次都有所不同。这一次他要求“哲人”小组评估战争的进展情况，给他提出应敌良策。
“哲人”小组由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这一次的成员有：迪安·艾奇逊——杜鲁门总统任内的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奥马尔·布雷德利——退役五星上将，表现出的是美国军队核心人物的那种沉着冷峻的职业作风；约翰·考尔斯——共和党自由派人士，《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和《展望》杂志的出版人，他的报刊是美国重要报刊中具有国际主义特色的典型；阿瑟·迪安—— 律师，外交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任艾森豪威尔的谈判代表，赞同考尔斯的自由共和主义，信奉代表两党的国际主义；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标志着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之间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保罗·霍夫曼——大富豪，工业家，主持过马歇尔计划，特别擅长发挥美国商业的作用，使其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哈佛大学著名化学家，标志着核时代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阿瑟·拉森——杜克大学法学教授，自一九三三年以来为数名总统服务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学术界与政府结盟的象征；罗伯特·洛维特——在杜鲁门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名震一时；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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