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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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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威斯特摩兰还制定了他在双管齐下的军事战略——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都赞成以这一战略为基础结束战争——的指导下履行自己职责的计划。这一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战争，旨在使河内和越共相信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夺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轰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内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价。我们相信这样双管齐下会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批评家断言美国在越南缺乏军事战略。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但对其结果的预测有很大的纰漏。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战略有这样一个假设：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将使共产党难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难以得到北方的增援，从而无法弥补美军和南越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这个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这种能力：边作战边在南方招募新兵；顶着我们的空袭从北方增援。而且，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我们都相信在南方实行安民计划是一项保险政策，可以确保叛乱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应，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在西贡的会议上阐述了这一战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它。
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军队按我们的预期打常规战争。我们未能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空中轰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员渗透和物资供应，击破削弱北越继续作战的意志和决心。
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威廉·威斯特摩兰打了一场消耗战，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并消灭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如果不作进入北越的决定，这项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进入北越要冒与中国和（或）苏联开战的危险（这是我们决心避免的），也与我们不把地面行动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的意愿不符。威廉·威斯特摩兰推测，摧毁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可使西贡政权在政治上得到稳定，并赢得南越人民的忠诚，从而会迫使敌对势力撤退或者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南越的解决方案。
军事史学家、原陆军少校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指责威廉·威斯特摩兰自欺欺人。他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是更适合陆军的一惯战法、军队结构和信条的一个战略”。他解释道：“陆军不通过入侵北越来打赢决定性的歼灭战，而认为消耗战略最适合其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这是陆军使用其成功诀窍——发挥美国的特长和物质及技术优势，让国家承受大量美军的伤亡——的必然结果。”安德鲁·F·克雷平内维奇继续写道： 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历次战争中成功的战略战术，陆军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力，没有谋求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地镇压暴动。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致力于消耗敌军而不是击败敌军，因而失去了给暴动者以致命性打击的许多机会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产党在战斗中遭受损失，陆军常常脱离反暴动策略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人民。”
威廉·E·德普伊将军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作战指挥部军官和各项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发表了一个略有不同但同样说明问题的观点。他说：“（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经常作战以赢得一场消耗战我们骄傲自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陆军士兵或海军陆战队，我们能赢。但事实证明那是错误观念，胡志明小道从来就没有被关闭掉，各处的避难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种导致失败的观念。”
为什么失败了？小布鲁斯·B·帕尔默将军（前面书中引述过他关于空袭的观点）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小布鲁斯·B·帕尔默写道，参谋长们“深受‘能行’观念的影响，不能发表消极言论，也不能显出不忠诚。”
这确实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但是，总统、我以及总统的其他顾问必须分担如下责任：同意用常规军事战术与不惜大量伤亡的敌人在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稳定的国家作战。这样的战斗赢不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那年秋季，随着我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共产党相应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军队，在北方加强了防空力量，还通过胡志明小道加强了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毫无疑问，他们是在适应美军越来越多这一新情况。威廉·威斯特摩兰对此做出了反应。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万五千军队，使美军人数在年底从十七万五千增至二十一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增派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兰向我们提出了他重新估计的一九六六年所需军队的数字。此前他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万五千人，现在他说要三十二万五千人，以后可能会更多，而且不能保证美国实现其目标。
威廉·威斯特摩兰增派军队的要求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担心这是个无底洞。战争的势头和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兰的预言。我感到我们正在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当参谋长们要求把空袭北越的范围扩大到河内—海防地区和邻近中国的其它地区时，这种担心就进一步加重了。总统和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怀疑这样的空袭能沉重打击越共在南方坚持作战的能力或迫使河内停止斗争，也因为这类行动将增加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一样。
鉴于政府内部对空袭行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我要求总统授权一个特别小组研究空中轰炸对河内的作战意志和能力的影响。林登·B·约翰逊总统同意此议，指派汤米 ·汤普森、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T·麦克诺顿和威廉·P·邦迪研究此事。汤普森小组于十月十一日提交了报告，其结论与总统和我的判断十分接近，所依据的理由也大体相同。扩大空袭行动可能引起中国和（或）苏联强烈的军事反应。轰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会炸沉苏联的船只，将强化北越对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的依赖，从而增加北京对北越的极端主义影响。北越似乎不愿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汤普森小组建议暂停轰炸以试探河内是否有兴趣和谈。
现在回过头看，一九六五年秋亚洲其它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于喜马拉雅山麓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纠纷，苏联的盟国印度与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冲突。
十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达一直在向中国靠拢。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发表谈话痛斥华盛顿，并谈到了“北京——雅加达——河内——金边”轴心。但不久以后，在印度尼西亚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获成功，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反共情绪和排外情绪充斥全国各地。结果，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三十多万共产党员遭杀害。东南亚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改变了政策和方向，权力落到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苏哈托的手中（现在他仍在位）。
乔治·F·凯南的遏制政策是我们承担保卫南越的义务的重要理论根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已在印度尼西亚遭受了重大挫折” 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国与越南的利害关系。他说现有的多米诺骨牌已经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乔治·F·凯南的观点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未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 的概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了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受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有好战和侵略意味。在我们看来，林的讲话明确显示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后，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并于次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系事件使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但是，由于囿于原来的预测，也由于忙于应付发展极快的战事，我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严重威胁。
由于中国转向内部事务，美国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战争越来越像是美国人的事情了。这在美国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民意测验显示广大民众仍然支持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政策。在国会中持严厉批评态度的约有十名参议员和七十名众议员，包括J·威廉 ·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和韦恩·A·莫尔斯等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国会总体上仍持支持的态度。除少数著名的专栏作家外，新闻界也在继续支持总统。
此时，反战抗议活动还不多，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黄昏时分，年轻的贵格会教徒诺尔曼·R·莫里森在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窗外约四十英尺处自焚身亡。莫里森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贵格会在巴尔的摩的斯托尼教友会的干事。他把一加仑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当他点着火时，怀里还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旁边的人见状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没有受伤，活了下来。
诺尔曼·R·莫里森死后，他的妻子发表了一项声明： 诺尔曼·R·莫里森以他的生命来表达他对越南战争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的担忧。他是在抗议我国政府在军事上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战争。他认为全体国民必须讲出对国家采取的行动的看法。
诺尔曼·R·莫里森之死不仅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而且对我和我们国家而言也是个悲剧。这是对许许多多越南和美国青年的生命遭受杀戮的严重抗议。
他的行动使我极为震惊，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避免与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谈论。我知道玛格丽特和三个孩子对战争抱有与诺尔曼·R·莫里森大体相同的看法，我的数位内阁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理解并同意诺尔曼·R·莫里森的部分想法。我、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之间本来有许多话可以说，但在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沉默寡言，这是个严重的缺点。这次事件造成了国内的紧张气氛，随着反对和批评战争的声浪的高涨，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了。
三个星期后，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约两万至三万五千名反战人士到白宫前抗议示威。这次行动由“稳健核政策委员会”发起，由最活跃和最负责的反战组织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领导，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动。几天后，全国闻名的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学教授、“稳健核政策委员会”副主席H·斯图尔特·休斯致电胡志明说，该委员会已经发起了游行示威，并呼吁他接受美国的谈判要求。他们说：“示威活动会继续进行，但不会迫使美国撤回。”
许许多多的示威活动将接踵而至。
抗议者的某些观点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忧虑心情。《华盛顿明星报》的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态度： 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动既不惊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楼内无疑只占少数，但他这位军事部门中的文职官员赞成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国家有保护言论自由和提反对意见的权利的传统。”他说，“我们的政策由于辩论而变得更有冲击力。”
国防部长很敬佩资深的社会党人诺尔曼·托马斯，他是上周六在此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说者。但是，国防部长不同意诺尔曼·托马斯的这样一个观点：他 “更希望美国在东南亚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灵魂？”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问道：“你是通过抽身而退拯救你的灵魂呢？还是通过履行责任拯救你的灵魂呢？”
在美国各地普遍出现抗议活动时，北越和越共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这使威廉· 威斯特摩兰又增加了所需美军的估计数字。同时，我们在华盛顿的几个人也重新开始想办法谋求谈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这两件事一直是政府内部争论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为此后几周内讨论问题的基础。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二月份做出的轰炸北越的决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增派军队的计划，只有在对美国长期举行的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构成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国、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苏联一样，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
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 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只有在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和另外两条主要防线上的遏制努力相关连的情况下，把人力、财力和国家的名誉投入到南越的决定才有意义。亚洲的事态正在向对我们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两个方向发展。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有能力在以后十到二十年内使中国无从实现其目标，直到其热情消逝为止。然而，即使我们能把某些责任转给一些亚洲国家，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继续轰炸北越和实施第二阶段增兵计划的任何决定——这会使大批美国人死亡，有进一步使战争升级的危险，会在更大程度上牵涉美国的名誉——必须要以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利益为依据进行考虑。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我上文述及的情况：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事态发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已被削弱。而且，据档案记载和我回忆，该备忘录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给美国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我的备忘录接着对南越的形势作了令人沮丧的评估。备忘录指出，游击战仍很激烈，越共的进攻、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动没有缓减的迹象；阮文绍和阮高其政府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无所作为；尤其糟糕的是，西贡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农村。
我阐述了我们在南越的政治目标——一个独立的和非共产党的国家。之后，我写道： “我们是否准备‘做出让步达成和解’的问题也许不久就会凸现出来。”我分析了可供我们选择的几种方案后建议：“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军兵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威廉·威斯特摩兰七月份的估计数字是二十七万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汤普森小组在十月建议的那样，对北越暂停轰炸一个月；三、尽全力谋求谈判。我知道当时谈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认为暂停轰炸“可能会在一九六六年底带来和解”。如果暂停轰炸没有任何效果，我建议加强对北越实施“霹雳计划”，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我认为如不实行种族大屠杀，就赢不了这场战争），而是作为我们双管齐下的策略的一个方面，既对继续支持战争的河内予以惩罚，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们在南越赢不了。
我认为形势不容乐观。我告诉总统，“这些行动都不能保证成功。有一种危险性虽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议的行动方案可能导致中国人或俄国人扩大战争规模。预计战死的美国军人将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还可能顽固地坚持下去。与我们拼人力尽管我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将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难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办法。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我们的目标和避免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惨痛失败的最好办法是本备忘录建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的综合运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总统起初对我的建议表示严重怀疑。他在回忆录中说：“五月份暂停轰炸未产生任何效果，我认为河内也许会把再一次暂停轰炸视为软弱的象征。”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对我的建议：迪安·腊斯克怀疑河内会做出积极反应；厄尔·G·“巴斯”· 惠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推测北越会在军事上利用这个机会，搅乱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行动计划；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此举将使南越陷入混乱，并使西贡和华盛顿之间产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总统在政府外的一个顾问，他担心此举会显出美国缺乏决心，会招来要求进一步打击北越的压力。我知道我面临着艰难的局面。
事情搁置了数星期，因为总统做了胆囊手术后到他在得克萨斯的农场疗养，迪安· 腊斯克则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间，政府内部反对暂停轰炸的意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真实消息，听到了对我们寻求谈判的立场的严厉批评，苏联人则表示，如果我们暂停轰炸，他们将帮助双方展开谈判。
美军和北越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点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德浪河谷。北越军队两个团与第一骑兵师和第七骑兵师一营在齐人高的象草和蚁冢间展开了激烈战争。战斗结束后，北越军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尸体，美军则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战似乎是美军大获全胜。和预料的一样，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选择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
德浪河战役证实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敌人对南越的渗透规模比预料的大。现在看来似有北越军九个团在南越活动，而原来报告说有三个。越共军队也比原来的估计超过两倍多，从五个团增至十二个团。敌人的渗透速度已从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个团增加到每月至少九个团。这一切都是在美军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发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兰观察到了这些趋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以后敌人的兵力将远远超过他的估计。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电华盛顿，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内增派二十万军队，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计数字的两倍。这样一来，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将达到四十一万人，而他原来的估计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这封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意味着美军人数将大幅度增加，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美军伤亡。这项要求及其意义都很重大，所以我决定和厄尔·G·“巴斯”·惠勒一同飞往西贡亲自判断形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G·“巴斯”·惠勒和小格兰特·夏普开了会，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美国军队的热情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听到了许多问题。美国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安民计划停滞不前；南越军队开小差的人数急剧增加。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万美军，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万，有证据表明，尽管美军在空中轰炸封锁，北越还是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每天运送二百吨供应物资——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资，已足以维持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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