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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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北越还是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每天运送二百吨供应物资——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资，已足以维持其军队作战之用。这些情况使我震惊不已。并使我改变了态度。我离开西贡时对新闻界的谈话反映了这种改变：　我们已采取措施防止输掉战争但是，尽管我们取得了那样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经弥补了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他们渗透的规模有所加大，我认为这表明河内已决定扩大冲突的规模越共（和北越军队）在认识到我们已增兵对付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入战斗（近期的德浪河战役），显示了他们更加强了作战的决心，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而不能把军事行动作为唯一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增加预算，加强力量，增加军队数量，逐渐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单纯采取这些行动，那无异于自杀，我们应该同时——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动”。我的担心是：“我认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国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险。会造成可怕的问题。”我请求林登·B·约翰逊在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暂停轰炸或其它措施”。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我告诉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会他之前将先研究各种选择方案。
　　此后五天中，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紧张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多数顾问都赞成暂停轰炸。我准备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建议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在较长时间内停止轰炸的计划（我希望此举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解决争端）。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萨斯汇报我们的讨论结果。
　　总统仔细听了我们的汇报，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参谋长们一样，看到了某些危险：敌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公众会把此举误解为软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轰炸时会遇到障碍等。他的话表明他感到沮丧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选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吓倒。”“开始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回到原来的状态。”
　　总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为期两天的最后讨论。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椭圆形会议桌上，说他愿意采取能够产生好结果的“任何措施”。那两天，我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讲了自己最大的忧虑和希望：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们最终必须找到一条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总统：如此说来，无论我们在战场怎样奋战，都不能确保获得胜利？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是的。我们以前太乐观了迪安·腊斯克：我比较乐观，但我无从证实。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我说的是，我们也许用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它手段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我告诉你们要把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增至四十万人，但是，这也许会导致战争升级，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建议我们现在探求一下其它办法。
　　会议结束时林登·B·约翰逊似倾向于尝试一下暂时停止轰炸的计划，但仍未做出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宫和西贡同时宣布从圣诞节前夕开始停火三十个小时，包括暂停空中轰炸。在圣诞节前不久总统返回得克萨斯时，我希望他能下令长期停火，转而努力谋求谈判。当我和家人去克罗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时，事情还同往常一样。
　　圣诞节早晨，总统决定把“礼节性”的停火延长一两天。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利用个人可随时拜见总统的优越条件，绕开所有同事去和总统做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间，我在查莱特山旅馆里给总统的农场打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单独前来农场同他讨论越南问题。对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命令安排一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第二天来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到大章克申，飞机在那儿等我。傍晚六点半，我到达奥斯汀城外的林登·B·约翰逊农场。
　　总统和夫人在他们的简易机场迎接我。我们回到农场，与他们的小女儿露西共进晚餐。饭后，总统和我来到起居室。我们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暂时停火的问题。我强调了我的判断：展开谈判对于最终导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这比推迟恢复轰炸在军事上造成更大的损失要好得多。
　　总统专心听我的陈述，心中在权衡利弊。他最终同意把暂时停火改为无限期停火，然后开展外交活动使河内参加谈判。我们商定由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解释他想做的事。虽然迪安·腊斯克反对延长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为他明白我已经说服了总统。
　　第二天早饭以后，我们在农场总统的小办公室里打了更多的电话。我打电话给W·　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总统命他就谈判之事向东欧寻求帮助时，他立刻表示同意。我们打电话给乔治·鲍尔，总统命他负责协调外交攻势。总统还命接替艾德莱·史蒂文森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会吴丹和教皇。
　　中午过后我离开农场回到阿斯彭，心情颇为愉快，因为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不过，我对绕开同事们使自己的建议得到总统的肯定一事颇感内疚。在我任国防部长的七年中，我只这么做过一次。”
　　对北越的轰炸暂停了一个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间，关于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的争论十分激烈。
　　政府发起了公开而紧张的外交攻势。除W·埃夫里尔·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还派副总统汉弗莱到菲律宾和印度，派助理国务卿G．·门南·威廉斯和托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人都对外宣告华盛顿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迪安·腊斯克还制定了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停火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呼吁立即恢复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停止轰炸将使美军“在军事上处于严重的和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向我证明暂停轰炸确实对南越的美军不利，我将建议总统按他们说的做。
　　他们没有答复我。
　　这个阶段，美国加强了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轰炸。南越的美军战地指挥官们逐步加强了地面作战。一月初，他们向西贡附近的越共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一月中下旬，他们在广义省发动了自朝鲜的仁川登陆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更多的美军抵达南越。
　　一月十日，我们在白宫又展开了辩论。林登·B·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无任何结果，所以倾向于几天后恢复轰炸。我请求他延长停火时间，以便谋求谈判。我认为等到月底在军事上也无不利之处。厄尔·G·“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参谋长们说：“每拖一天，情况都会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兰特·夏普呼吁恢复并加强轰炸，包括炸断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线。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将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或者会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参谋长们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备忘录中附和此议。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报告，说北越每月可以输送四千五百人，运送的物资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交通线进行了封锁。封锁工作耗费了大量炸弹，以下事实足以说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们投掷的炸弹超过朝鲜战争高峰月投弹量的百分之五十。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格兰特·夏普和参谋长们建议轰炸各个港口和机尝油库及兵工厂等目标，但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认为这样做不会“对南越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严重影响”。中央情报局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　·赫尔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向总统直言不讳地说：“加强对北越的轰炸阻止不了其对南方的物资运输。”
　　关于轰炸能否产生效果的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来关于空军的最新一轮争论。在此后的两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为止，争论仍未结束。
　　总统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总统的尴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总统在心底里必须在一场大战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理查德·拉塞尔在参议院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打赢越南战争，结束我们承担的义务。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抽身而退——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准备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B·约翰逊总统汇报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继续停火至越南的春节（一月底）以后，以便让北越有足够的时间对几个渠道的接触做出反应，也使我们的民众和国际社会相信，我们给北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我想你了解我的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悔。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宽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你了解我的自然倾向。”
　　显然，林登·B·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是个错误，必须恢复轰炸行动。虽然我仍然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过高地估计了封锁所能产生的效果，但我现在也觉得恢复轰炸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开始轰炸以平息关于暂时停火使敌人的渗透更加严重的批评意见，并避免给河内、北京和我们的人民以错误的信号。迪安·腊斯克和我还担心右翼势力施加压力让我们轰炸靠近中国边境的目标，就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美军所做的那样。我们呼吁严格控制轰炸计划，要严于参谋长们的预期尺度，从而尽量减少中国介入越战的危险。
　　总统谋求对他即将做出的决定的广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来四位“哲人”　（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伦·杜勒斯和约翰·麦克洛伊）。他们赞成对北越恢复轰炸，并增加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正式决定恢复轰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立即扩大战争规模，包括对北越的全面轰炸和把美军数量增加到五十万人”。
　　圣诞节的暂停轰炸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某些批评家指出，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空军加强对老挝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锁行动以及美军在南越的地面作战行动，使我们给北越传递的和谈信息走了样。无论如何，暂停轰炸没有产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确实使得林登　·B·约翰逊总统对延长停火期限失去了兴趣。
　　许多人批评我们的公开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库珀后来评论道：　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们使用了大锤。在需要谨慎和机密行事的时候，我们却举行了七月四日的大游行。在一项激动人心的建议即可打动河内的时候，我们却公开宣扬每一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建议。我们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十四点和平计划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没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穿梭访问之中。简而言之，总统就像一个有三个演出场子的大马戏团的领班，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外交行动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库珀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向总统提过建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到责备。
　　政府曾做过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国驻缅甸大使亨利·A　·拜罗德转告北越驻缅甸总领事武友炳（音译），如果河内“能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暂停轰炸的期限可以延长。几天后，河内的广播电台谴责暂停轰炸是“阴谋诡计”，并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点”，即“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按照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决”。武只是向亨利·A·拜罗德重申了河内的强硬路线，作为对亨利·A·拜罗德给他的信息的答复。
　　暂停轰炸获得成功了吗？此举显然没有立即导致和谈的开始。但在当时，支持此举的人也不认为能马上促成和谈。我们只是把此举视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并结束战争的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有效果吗？如果没有，那么它的失败是由于我们的固执还是由于河内的毫不让步呢？抑或两种因素都有？在河内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到答案。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我开始写这一章时，致力于研究越南战争已十余年的历史学家乔治·C·赫林出版了一本书。他写道：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暂停轰炸结束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影响开始减弱。这位国防部长推动了停火计划和和谈建议，总统虽然不情愿（因为有违他的判断），但还是批准了。当这个计划如林登·B·约翰逊预料的那样失败以后，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一贯正确的形象受到了挑战，总统让他为这个重大的政策失误负责。另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以后，这位不屈不挠的国防部长越来越怀疑这场战争能从军事上取得胜利。当他的怀疑日益加剧，并越来越明显地包含在他的政策建议中时，他的影响力就更加减弱了。在以后的任期中，某些情报不送给他看，因为他越来越反对战争，而且与鸽派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关系密切。
　　我希望乔治·C·赫林是对的。实际上，我的影响力和我作为越南政策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责任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底我离开五角大楼。我对我们能否通过军事手段在越南实现政治目标确实很怀疑，但我并未因此减少参与越南政策的制订工作。
　　圣诞节暂停轰炸计划结束之后的十五个月中，战争规模日益扩大，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关于地面战略、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的争论日趋激烈；约翰逊政府、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承受的与战争有关的压力越来越沉重。虽然公众仍然普遍支持越战，但反对意见开始出现了。另有三次和谈努力也失败了。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这次他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我们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
　　下述事实都是我们的政策正在失败的明证：空中轰炸和地面作战未获成效；我们的外交动议调子僵化而缺乏效力。这些严峻的事实使我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总统的备忘录（它引起了激烈争论）中指出，现在是我们改变在越南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时候了。这份备忘录预示着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终导致了我的离任。
　　一九六六年初麦乔治·邦迪离开政府使我颇感痛苦。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负责为福特基金会寻找新理事长的约翰·麦克洛伊和亨利·福特二世找到麦乔治·邦迪，要他担任这个职务。这项工作显然极具诱惑力：福特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每年支出大约两亿美元用于世界各地的福利工作。”
　　约翰·麦克洛伊在为这项工作拜会麦乔治·邦迪的同时也拜会了我，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和麦乔治·邦迪同样可以胜任此职。我知道我不能胜任，就如实相告。另外，我认为当时还不应该离开政府，虽然福特基金会的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
　　麦乔治·邦迪的离去是个令人痛心的损失。麦乔治·邦迪和我的意见并非常常保持一致，但他给政府工作带来了优良的作风，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处理我国面临的基本外交政策问题，无论这些问题的难度有多么大。他可能是因为福特基金会的吸引力离开政府的，但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他离开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他对战争的极度失望。我认为他不但对总统的行为感到失望，而且对华盛顿和西贡高层的政策制订过程感到灰心。他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那样想。
　　沃尔特·罗斯托接替麦乔治·邦迪担任了国家安全顾问。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为人热情，与同事们相处甚融洽。但是，沃尔特·罗斯托对我们介入越南事务、我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在越南实现政治和军事目标的前景不作具体分析。他生性乐观，对任何不讲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报告都持怀疑态度。多年以后，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强调说，美国介入越南问题的决策和我们的作战方式对我国和东南亚地区都是有利的。
　　圣诞节停火计划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结束以后，林登·B·约翰逊总统询问我对越南军事形势的总的看法。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我对他讲，我认为共产党已经决定继续顽强地在南越作战。他们似乎认定战争将是长期的，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耐力比我们强。他们认识到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表明我们已下决心避免失败，预料我们会动用更多的军队。我推测共产党会因此在南方大规模招收新兵扩充军队，并加强从北方向南方的渗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我估计一九六六年他们的军队数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并利用胡志明小道百分之七十的运输能力每天运送一百四十吨物资供给这些军队。
　　为了抵消敌方的这些发展，我建议增派二十万美军（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前此要求的一样），在年底以前把军队总数从十七万九千人增至三十六万八千人，同时扩大空中轰炸。但我警告说，这些举措也许不会对敌人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产生“严重打击”，因为轰炸只能削减而不能完全断绝北越向南方的物资供应。
　　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　尽管共产党会因我们的地面和空中行动继续遭受重大损失，但据我们预计，一旦了解我们增派军队的意图，他们就会加强军事行动以试探美国的力量，使冲突规模和伤亡人数增大（增派军队后美军的伤亡预计会达到每月一千人）结果是，即使增派了军队，我们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将面临军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计划的停滞不前，另外还需要增派更多的美军。
　　这种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国需要进行谈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使（河内）进行谈判，从而结束战争。”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一直奉行消耗战略，目的在于给越共和北越造成极大伤亡，使之来不及补充。但事实证明他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