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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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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结束后，我们租了一辆车，在后座上为玛格丽特装了一个床，然后一路驶向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我们渴望看一看在大雪村附近我们那幢别墅，它正在建造中——我们想察看一下反战示威者对它进行了多大程度的破坏，他们曾有两次想烧毁这幢房子。破坏不是很严重，但我们仍很担心，因为那些纵火犯费尽心机要烧掉它。在后来的几年里联邦调查局也经常报告有人企图这样做。例如，在帕蒂·赫斯特以“共生解放军”的罪名在一九七○年被逮捕时，联邦调查局在该组织伯克利的一个车库的地板上，发现了破坏我们雪村别墅的计划。别墅的每一个卧室都清楚地标上了居住者的名字。一天下午，在阿斯彭附近的群山中进行了一次远足后，我们返回驻地。克雷格和我发现我们租的那幢房子被一群喊叫着的示威者包围着。我们赶快避开了他们的视线。在这次意外事件后，我们结束了度假回到华盛顿。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离开河内，回到巴黎。亨利·基辛格在他们到达一小时后便会见了他们，并将信息传达给我们。我和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在八月八日的星期四午餐会上讨论了亨利·基辛格的电报，认为这是我们曾得到的关于和谈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给亨利·基辛格起草新的指示，第二天我口授了一封给亨利· 基辛格的信。
给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备忘录： 你可以将下列信息交给你的联络员，请转交范文同：如果能够推动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之间为寻求解决争端而进行的建设性会谈，美国将愿意停止对北越的海、空轰炸。我们认为，无论会谈公开还是秘密进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不应利用限制或停止轰炸的机会。对于会谈所要达成双方问题解决这一目的，他们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明显地带来抵触作用
美国准备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立刻进行私人接触，以寻求以上目标的实现，或商讨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方面希望做出的任何建议。
总统在八月十一日批准了这一备忘录。亨利·基辛格回到巴黎。在巴黎，从八月十七日起，他同切斯特·库珀一起与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切斯特·库珀汇报说：“法国人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轰炸正达到破纪录的规模时，他们怎么能够使北越相信美国对和谈真正感兴趣呢。”他们提出是否在他们下次去北越时，美国可以减少它的轰炸，以此作为一个信号告诉河内美国很重视他们的信使。亨利·基辛格和切斯特·库珀答应向华盛顿转达他们的建议，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八月十九日总统同意从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四日暂停轰炸河内周围半径十公里之内的地区，以保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安全，同时向河内证实亨利·基辛格作为中介人的作用。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同时也是我们事先没有考虑到应加以防止的是，就在计划停火日期的前几天，我们对北越进行了一场异常猛烈的轰炸。由于北越的天气不好，因此海军和空军都有一些轰炸任务没有按时进行。八月二十日，当天气转晴时，美军出动了二百多架次的飞机，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纪录。此后，对河内、海防和中国边界的猛烈轰炸又持续了两天。
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根本未能成行。八月二十一日，北越拒绝了他们的入境申请，理由是：轰炸使他们在这个首都的访问过于危险。北越接着指出，在这个时间同意他们入境，正如雷蒙德·奥布拉克后来告诉我们的：“将是我们的，最终也是你们的耻辱。”使我们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努力又一次悲惨地失败了。
但双方仍使通道敞开着。九月八日，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告诉梅文蒲（音译）： “亨利·基辛格将要在九月九日到达巴黎，并逗留十天。梅文蒲说，如果在这期间停止对河内的轰炸，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我们保证那段时间不会轰炸河内，但是对其它地方的轰炸仍在继续，包括九月十一日对海防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在当天，北越用一种愤怒的措辞拒绝了我们八月九日的建议。以下是他们声明的一部分：在对河内的攻击逐步升级之后，在持续不断地攻击的威胁下，美国人传达了他们的信息，很显然这是给越南人民的最后通牒只有当美国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和停止一切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军事活动之后，才有安排对话的可能。
那天，亨利·基辛格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指出：美国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按照北越声明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关闭美越和谈通道。二、把这一声明看作艰难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的第一步。亨利·基辛格写道：“总起来讲，我更倾向于再进一步。”我们全都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准备提出能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建议时，我们的做法却是如此的蹩脚。
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一点在两星期前我与W．埃夫里尔·哈里曼谈话时就开始意识到了。W·埃夫里尔·哈里曼此时是国务院的官员，负责考察与越南谈判的可能。他曾建议：如果我们确实对和谈感兴趣，就应该重新确立我们的目标。他指出：北越决不会无条件投降。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需理清自己的思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我们无法避免这个结局。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示赞同。遗憾的是，我们谁也没有努力促使政府官员们就这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把这个建议提交河内。
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九月十二日见面对谈到亨利的电报。总统感到奇怪，既然停止轰炸可推动建设性的会谈，为什么我们不能实行。我也有同感。但迪安·腊斯克问道：“我们真的准备进行一系列或许根本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会谈吗？”我们妥协了，发给亨利·基辛格一个电报请他通过赫伯特·马尔科维奇转交梅文蒲。在九月十三日，美国飞机重新攻击河内和海防。亨利·基辛格报告说，当他那天遇到赫伯特·马尔科维奇时，马回答他：每次你带来一个信息，你们就轰炸北越一个城市的中心，如果情况仍旧是这样，他不打算再做信使了。
我们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的午餐会上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坚持要保留这个通道，他说自二月份以来首次进行了对话：“通话的声音总算比以前稍大了点。” 他接着加上一句：“努力使他们保持通话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河内周围停止轰炸也应在所不惜。
沃尔特·罗斯托反对说：“我看不出轰炸与谈判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认为我们想通过轰炸得到和谈，”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尖刻地回答。虽然尼古拉斯·卡曾巴赫、迪安·腊斯克和我一致认为对北越一些固定目标的零星轰炸不会对战争有太大影响，但我们无法提出一个使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来的方案。因此，争论继续进行。
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给总统一个备忘录，敦促总统保留宾西法尼亚通道。他写道：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知迪安是否同意。备忘录是这样开始的： “巴黎——亨利·基辛格活动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是我们寻求与北越进行对话的努力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由于北越不断提出轰炸升级损害了和谈的努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力劝总统应“尽可能地消除”北越对我方和谈诚意所持的怀疑。为此，他解释说： 我并不相信河内目前想要进行严肃的和谈。但我认为无论从形势还是从公共关系方面来讲，我们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一些尝试都是很重要的。我不认为，对北越境内少部分目标推迟轰炸，将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我们都知道，这些目标在这个星期还是在下个星期被摧毁，对战争进程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会对寻求和平产生某些作用的外部机会，我承认机会的确很小，但我要利用这一机会，因为结果将很重要。
总统勉强接受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建议，他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发表了一个以宾西法尼亚方案为基点的讲话，该讲话被称之为圣安东尼奥方案。这个讲话比以前美国发表的公开声明更进了一步。它提出如果我们得到私下的承诺，保证停止轰炸会立刻导致建设性的谈判，同时北越将不会利用停炸的机会向南方增加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我们就会停止轰炸。
总统的讲话并没有感动河内。当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十月二日会见梅文蒲时，北越的总领事说，讲话是“对他们的侮辱。”
河内继续抨击我们的许诺是有条件的——视能否“推动建设性的谈判”为准。我们也拒绝改变措词，尽管我曾提出这并不很重要，即便我们停止了轰炸，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开始。但是，如果北越并无诚意，我说什么都没用，政府中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意见并不比以前更统一。
十月十八日，我们开会讨论是否要放弃宾西法尼亚通道，迪安·腊斯克、尼古拉斯 ·卡曾巴赫、沃尔特·罗斯托、马克斯威尔·泰勒和亨利·基辛格从不同角度论证应使它保持畅通。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敦促关闭它。我坚决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停止轰炸，对话随后就会实现，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会导致争端的解决。而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我们必须推动问题向最终解决靠近，因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不会持续太久。总统指示亨利·基辛格，向北越转达我们坚持寻求对话的愿望，同时也表示了我们对其近期反应的不满。
十月二十日，梅文蒲拒绝会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他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谈，形势正在恶化，没有理由再对话。”这标志着宾西法尼亚通道使命的完结，但它却为一九六八年谈判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两万名愤怒的反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游行，决心要关闭它。
我们事先已得到了要游行的消息。九月二十日，总统召见我和其他几个人商讨如何处理。我告诉总统我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五角大楼没有任何自然屏障，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当它在二战中被建成时，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被柏油马路和数英亩草坪环绕着，人们可以从五个方向走近它。
我们决定由配备来福枪的部队围住五角大楼，让士兵们肩并肩地站在环形柏油马路的中间，在他们和示威者之间安置一些武装警察。我们知道，一道防线不可能挡住几千名冲向大楼的暴徒，除非战士们开火，但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因此，我、厄尔·G· “巴斯”·惠勒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同意在五角大楼的中心院落内布置增援部队。这里是一大片草坪，午饭时雇员们喜欢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如果示威者在部队防线上冲出一道缺口，大楼内的士兵可以冲出来把缺口封住，这样就不会使冲突扩大。我们决定在夜间用直升飞机将这些援军运送到五角大楼的内院。
我告诉总统说：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开枪，而我也不打算下达这种命令。我补充说：我、厄尔·G·“巴斯”·惠勒和代理检察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在我的办公室和大楼顶层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示威的前一天，通过陆军参谋长向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军官和武装警察发布了一份由陆军副部长戴维·E·麦吉弗特签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行动准则： 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坚持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集会和表达意愿的权力，又要保护政府部门的财产和日常工作的进行。我们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们也同样不能容忍阻碍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使用
过强或过弱的反应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的行为必须坚定但又不失尊严。我们要致力于这样一种行动方式：绝对减少可能的流血和伤亡，减少逮捕人数。在可行的范围内分辨违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护政府雇员（军职的和文职的）工作和财产的任务。
当我在将近三十年后重读戴维·E·麦吉弗特这些话时，我仍旧不禁为美国军人的职业道德和尽责的作风感到自豪，这些军事指挥员们计划并实施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队伍分两个部分，《华盛顿邮报》做了这样的报导： 一部分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冥思湖边，这个湖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因而很受人们的称道与喜爱。在那里聚集了五万多人，他们很有秩序，主要由各院校的学生组成。第二部分集中在五角大楼前。这群人数量较少，据五角大楼报导有两万人左右，它的前列约有三千人，由一些闹事者组成，这些人给反战运动划上了深深的伤痕。
游行队伍的前列的确有很多闹事者，他们使用各种手段企图迫使军队使用武力。一些年轻的女人用他们的前胸去冲撞肩背来福枪笔直站立的士兵，有些甚至解开了她们上衣的纽扣，士兵们没有动。示威者向士兵们投掷泥团、袖标、传单、木棍和石块，士兵们仍站在原地不动。一群示威者想冲破防线，士兵们退守到五角大楼的门前，内院的增援部队冲出来帮助他们挡住了示威者。几个示威者想进入大楼，但立刻被驱赶出来。人群开始逐渐散去，还有几千人逗留到深夜，他们在楼前的地上燃起了火。最后一个示威者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离去。
《华盛顿邮报》在对示威的报导中曾这样说： “虽然从下午直到深夜都存在着出现暴力冲突的可能，但始终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见诸报道。”
我在大楼的顶部和其它几个有利的角度注视着整个事态的发展。几年之后一名记者问我当时是否感到害怕。当然，我的确很害怕，一伙失去控制的暴徒是非常危险的，所幸这次事件有惊无险。但我却不得不想到，如果这些示威者更有纪律一些——像甘地那样——他们就会达到封闭五角大楼的目的。他们需要做的只是躺在大楼周围的马路上，那样我们将会发现几乎不可能很快地将他们全部移走，以保持大楼的开放。
林登·B·约翰逊总统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有助于他在战争决策方面作出一些可能需要的改变。他征求了麦乔治·邦迪的意见，在十一月二日他又一次召集“哲人”开会讨论。
麦乔治·邦迪在十月十七日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立场——在以下陈述中可以得到概括：“我认为您的政策像以往一样正确。在这方面的大量材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反映了后来“哲人”小组成员们的一致意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乔治·邦迪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对总统提出劝告：“我不打算过多地倾听那些远离战场，只花费一天时间匆匆浏览一下相关材料的人的话。” 他又补充说：“特别是那些虽然很杰出，但是只了解部分情况的人。”
十一月二日上午，围坐在内阁会议室巨大的办公桌旁的这些人，已不是一九六五年坐在这里的全班人马。那时的“哲人”小组成员曾敦促总统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以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掌握之中。保罗·霍夫曼、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和阿瑟·拉森被去掉了——众所周知他们反对总统的越南政策，因而未被邀请。鲍勃·洛维特和杰克 ·麦克洛伊也不在场，他们被邀请了，但未能参加。现在在桌旁的十一人是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奥马尔·布雷德利、麦乔治·邦迪、克拉克·克利福德、阿尔特·迪安、杜·狄龙、阿贝·福塔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前国务院官员鲍勃·墨菲和马克斯威尔·泰勒。
当总统宣布会议开始时，他列出了五个问题： 一、除了在越南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能做什么？
二、关于北越，我们是否应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是否应在港口布雷，摧毁堤坝，或者我们应全面限制对北越的轰炸？
三、我们是否应对和谈采取被动的政策？我们应该积极寻求和谈，还是应放弃和谈？
四、我们应从越南撤军吗？
五、我国政府应采取什么积极的步骤联合本国人民并更好地与之交流呢？
林登·B·约翰逊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以他一贯的玩牌方式，他保留了能够使 “哲人”小组成员做出明智和充分解答的关键材料。在前一天，“哲人”小组成员们听取了厄尔·G·“巴斯”·惠勒和乔治·卡弗的简短介绍。这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越南问题专家，对战争一贯持乐观态度。除此之外，“哲人”小组成员们没有看到任何书面材料，特别是没有见到海军少将拉罗克颇具说服力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越南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更没有看到理直德·赫尔姆斯的分析：即美国从越南撤出所冒的风险是有限的和可行的。
同样令我失望的是，总统也没有向“哲人”小组成员出示前一天我给他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阐明了我对美国在越南所处困境的分析，以及我对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处境所做的最理智的判断。我在备忘录的附信中，指出了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我说：“在东南亚继续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将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并招致美国人民的不满。”同时，我也扼要地提到，我明白对总统来讲，在越南问题上放弃我们传统的做法，改变事态的进程是多么的艰难。但那正是我所建议去做的：“在备忘录中有一个变通的方案（对我们的现行方案而言）。”
我告诉总统：“这份备忘录只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接着我指出，“由于这些观点可能与您的不一致，因此我没有给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或厄尔·G·“巴斯” ·惠勒看过。您看完后，如果希望我与他们讨论并向您汇报我们的共同建议，我将照办。”我希望总统在研究了我的备忘录后，会让我将它发给我们高级军职和文职助手们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我知道我的建议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也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但它们的确提出了我们必须给以解答的问题。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希望的事并没有发生。
在备忘录的开头，我展望了即将来临的一年。我强调说，我确信：“从美国的公众利益着眼，继续我们目前的战争进程，并不能使我们在一九六八年接近胜利，更不能阻止美国人民日益减少对我们卷入越南的支持。”此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将“面对增加陆军部队的要求，这就需要招募新兵或征召预备役军人入伍。”其结果自然是使美国一九六八年的伤亡人数成倍增加。我引证了我们所做出的最可靠的分析和估计：“死亡人数大约要增加一万五千人到一万九千人，受伤需要救治的人数将增加三万至四万五千个人。”
我又一次重复了我以前多次提到的对轰炸的看法：它既不能使南方的军事冲突低于现有的水平，也不能挫败北方的战斗意志，我强调说： 除非他们确信不会胜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指望用来摧毁北越的意志，这种确信只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准备长期留在越南以保证南方人民的独立选择时才会产生。但不要期望敌人会比美国公众更早地得出这个结论。由于缓慢的战争进程和对不断升级的担心，美国公众的信心已受到挫折，他们怀疑是否已对所有通往和谈的途径都进行了真诚的探索，而不只是做出寻求和谈的表面姿态。几个月之后，我们将在扩大战争和丧失美国人民对越战的支持两方面都将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同时，要求美国撤军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
因此，在我看来，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能否坚持在越南的行动，直至达到我们在那里的目标。
我着重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使冲突得到迅速解决的建议——通过扩大地面战争和空中轰炸的规模，除了冒扩大战火的危险外，并不能带来什么合理的希望。因此，我认为唯一切实可行的计划就是，一方面稳固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向北越证明，我们对北方的空袭并不会阻碍导致和平解决争端的对话。对此，我提出以下具体步骤： ·宣布一个稳定政策。
·在年底前停止轰炸北越以便寻求和谈。
·考察我军地面部队在南越的作战情况，以便减少美国的伤亡。将大部分安全保障的责任转交给南越政权的武装力量，并让他们了解战争的破坏作用。
“哲人”小组成员们无法知道所有正在进行的这一切。因此在缺乏近期资料的情况下，他们对越南政治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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