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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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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B·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 “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B·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约翰·F·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F·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结论，那就是，如果说存在着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
记者们几乎撞破了大门，向电话机旁奔去。时至今日，我对那些煽动性的通栏标题仍然记忆犹新，它们被刊登在当天下午的《华盛顿晚星报》上。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也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进行了长篇报道。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阵抗议的浪潮，参议院中少数党的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辞职，并冷嘲热讽地挖苦说，应该重新进行一次总统的选举。
我去拜见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我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你，但我做的事情却带来了要你辞职的要求，我已对自己的辞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要介意此事，鲍勃，继续干吧，”约翰·F·肯尼迪说道，脸上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不必介意，此事会过去的。”事情最终总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谅我所犯差错时的宽宏大量，则永远印刻于我的脑际。
到那时，经过了筛选后，我列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准备对他们进行逐个的研究和探讨。在我们的部里，这一选题被戏称为“99架长号”。它涉足于国防部活动的所有范围，包括：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抵抗这些威胁时必备的军力结构，必备的主要武器系统，以及一个对我们核打击力量的估价。
此外，“99架长号”的选题也有助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将要认真地对待有关本部门不断膨胀的问题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战时期已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而国防部也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约四百五十万人正在为这一部门工作——其中三百五十万为现役军人，另外一百万人为文职人员——即使将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司组合在一起，其规模也无法与五角大楼相提并论。这里，每年的财政预算为两千八百亿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价），其数额比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任何一个主要盟国的国家财政预算都要多。五角大楼掌管的业务范围极为庞杂，其包括：运输、通讯、后勤供应、维修，以及陆军、海军舰队、空军，当然还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储备。
按照宪法的规定，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即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权安排国防部的所有活动领域。然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这项工作时，总是雄心勃勃，但时隔不久即会发现，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掌管着如此众多的事务，以至于除了忙于处理公务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思考。最后，在那些有关预算、获取方式、战略，甚至有时还包括政策——在还没有搞清要旨的情况下—— 等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和将军们言听计从，因为，军事体系早已成为了一盘大杂烩。
我决心打破国防部已无药可救的神话，它的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组织，然而，如果说它是一股无法驾驭的力量，那则是极为荒谬的。作为一名经理，十五年来，我处理过各种棘手的问题，制服过形形色色的组织——经常是在逆境中进行的——从长远和现实的观点，来考虑组织的行动方针和结局。我与手下的人达成了共识，决心按照总统既定的方针来治理这个部门，以尽可能少的开支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职务一个月以后，我曾对电视记者谈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务的官员与私营企业的经理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处于哪一个职位，他都必须从两种主要的行动方针中选择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领导的面貌出现我所信奉的原则是，宁可争当一位积极主动的领导，而绝不做一名消极被动的判官。”
在私下的场合里，我的话语则更为坦率，清楚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意图。我要使众人明白，我决定强化国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将那些各类军事机构和国防事务承包商的利益降至次位。我将向五角大楼内反对变革的势力发起挑战，并且打算，要使每一项重大的决定都产生于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对各类机构进行例行拨款，由他们视自己的需要来任意使用经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高级文职官员将要相当深入地参与国防项目的管理。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花费一至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种转移，目前，这一具有革命性质的变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通过对那些与武器系统、兵力结构和长期战略相关的机构和设施的比较和分析，建立了计划、编制和预算的体系，以理清获取经费的程序，这一体系将确定其在经费方面的长期需要。甚至，五角大楼里高层会议中的风格也面临着变革，处理日常事务的会议大大减少了，研究政策和进行决策成为了会议内容的主流。
我们将要做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变那些被称之为“形势声明”的做法，即国防部长对国会所做的正式年度报告。在每个报告中，我们都首先陈述美国对外政策中所需实现的目标；然后，经过分析，指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将会面临的威胁，以及解除威胁的军事战略；最后，说明实现这一战略的兵力结构，以及维持这些兵力结构的财政预算。
对外政策和国防预算的这一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确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当时，对于我们的做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国务院中的许多人就认为，在撰写美国对外政策的声明上，我们已经越俎代庖，侵越了他们的职能。然而，两者毕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我以它为依据论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项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审阅了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组织人员进行活动的一种途径，在哈佛之时，我就已逐步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在战争中和战后，我先后将它运用于军队、福特公司和世界银行的管理工作中。简而言之，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建立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整套监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监视系统，我曾在每一个我所参与管理的组织中这样做了。然后，如果计划的进展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调整计划，或者引进纠正的措施，使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
我们立即着手处理一项最为紧迫的事情——重新审查和确定我们的核战略。关于战略问题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以致于我们无法漠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与某些军界高层首领——例如，陆军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的观点相反，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核武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曾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复下了定义，他宣称，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将主要依赖于 “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分地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致在大规模的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约翰·F· 肯尼迪总统说道，我们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面临战争的危机，我们只能 “极不光彩地退却，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我们决定要拓宽选择的范围，这主要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的能力，以使其适应非核战争的需要。大规模报复的定义和原则开始改变了，一个被认为可以灵活作出反应的战略出现了，其主旨在于，尽量避免核战争的风险。在摆脱核战争危险方面，我们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建议在北约组织中引起了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纳了。
总之，在开始执政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那些加强我们军事力量的计划。直到三月底，约翰·F·肯尼迪才将我们的计划以特殊防务咨文的形式提交给国会。他要求给五角大楼增加六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这样，我们的计划和措施才开始逐步落实，增强了我们阻止和抵御非核战争侵略的能力。
约翰·F·肯尼迪就职仪式的三个月以后，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了部里的事务。但是，仅仅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那份防务蓝图的几天之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它显示出，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运气——并非尽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军队，并在中美洲训练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准备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一年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岛上的权力，并且，正明显地将古巴带入苏维埃的阵营。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准备部署对古巴的入侵。
现在，在他就职约九十天后，约翰·F·肯尼迪必须对是否执行这个计划作出决定了。他召集了其顾问人员——总计大约九十人——在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意见。除了一个人例外——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对行动表示了支持。这是一项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行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也都赞成了这一行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我，尽管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但也都投了赞成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猪湾，入侵行动开始了。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失败”。事实很快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间谍人员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中；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反，古巴人民也并未举行游行示威来支持入侵行动；菲德尔·卡斯特罗神速地调集了他的部队，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料；掩护地面登陆的空中行动也缺乏周密的计划，漏洞百出；撤向山区的“安全出口”位于一片长达八十英里、无法穿越的沼泽地上；华盛顿插手这次行动被揭露后，全球响起了一片谴责之声——致命的错误接连不断。
约翰·F·肯尼迪总统出现在国家的电视屏幕中，毫无保留地全部承担了这一巨大的过失。
他的做法唤起了我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经主管了五角大楼，但对军事事务仍所知甚少，更不必说那些秘密进行的行动。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过于关注其它的问题，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其行动的过于信任，导致了我轻易地接受了他们的计划。我听到过那些主张入侵的介绍，甚至，转交给总统过一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所作的评价报告。他们认为，入侵将或许会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崩溃，即使这一成功或许并不会马上出现。对于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估价，我却没有做出丝毫的评论。事实上，我的确对情况所知甚少，无论是那个计划还是那些事实。我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关大局的旁观者。
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洞察秋毫，于伊始之际即至关重要，认不清萌芽时期的隐患，就无法应付成熟之后的灾祸。
—— 蒙田：《品文集》。
事物最初的出现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与越南所结的不解之缘最初也是这样。约翰 ·F·肯尼迪接任总统之际，一场日渐蔓延、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对其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已成为南越吴庭艳摇摇欲坠政权的心腹之患，其错综复杂之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想。我们只能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以寻求应付之良策。
贯穿整个约翰·F·肯尼迪执政的时期里，我们遵循着两个基本前提来进行工作，而事实最终也证明，这两点是完全矛盾的。前提之一是，南越的垮台和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将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威胁。另外一个前提则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卫他们的国家，而美国则应该将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训练和后勤供应上。依据后者，在一九六三年，我们实际上已开始部署分阶段地撤离美军。这一行动遭到了某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将极有可能导致南越甚至整个亚洲的丧失。
一九六一年，我对东南亚的看法与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的主张略有不同，他们也亲身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洗礼，也从报纸上获得了外交事务的信息，但是，他们对于地缘政治和亚洲的事务则所知甚少。我们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去战胜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而战后却只能目睹苏联在东欧的大肆扩张。因此，我接受了乔治·F·凯南的观点，一九四七年七月，在他著名的《外交事务》第十款中，他指出，西方世界必须在美国的率领下，采取一种遏制政策来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扩张。在考虑国家防务和西方军事力量部署的决策上，我将此观点视为基本的准则。
与大部分美国人相同，我将共产主义视为一个整体。我认为苏联和中国正在携手合作，试图扩展他们的统治。当然，事后来看，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就不再有联合的战略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然而，他们的分裂从酝酿到暴露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共产主义似乎仍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中。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已经控制了中国，并且与北朝鲜一起，并肩与西方进行了战斗；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发出预言，共产主义者将通过“民族解放战争”在第三世界赢得胜利，并且向西方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一九五七年，当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显示了其在空间技术的领先地位时，他的恫吓就更加深入人心了。次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将他的攻击点移到了西柏林问题上。现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已将古巴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半球的桥头堡。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四面受敌的滋味，这种恐惧奠定了我们对越南的介入的思想基基础。
与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不同，我并不认为，共产主义者的危险是无法遏制的。它的确是一种威胁，但并非不能应付，我赞同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观点，他发出号召，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承担起进行长期斗争的重任。“每一个国家这都应知道，”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无论它对我们抱有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将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和艰难困苦，支持朋友反对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实现。”
我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的近期历史是有所了解的。我知道，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人胡志明就已开始从事解放祖国的活动。我也知道，日本于二战时期占领了这个国家，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布了越南的独立，但是，美国却又默认了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地区，这主要是担心，一旦法美关系出现裂痕，将给抑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困难。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中，法国对胡志明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我们提供的援助，而胡志明的支持者则是那些中国人。此外，我也深知，在美国的眼里，印度支那正是我们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战中至关重要的堡垒。
五十年代期间，显而易见，越南共产主义者的运动与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 ＇ 译者注：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的地区，一九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 ＇ 和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并没有将这些活动视为民族运动——就像以后他们表现的主流那样——而是将它们视为共产党人为在亚洲建立自己统治而进行的统一行动。正是按照这一逻辑，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将胡志明称为“印度支那国家民族独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敌。”
我还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全盘继承了杜鲁门政府的观点，即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将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尽管，它明显并不情愿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派遣到这一地区，但有关共产党人在该地区造成威胁的警告则不绝于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了他著名的预见，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其它东南亚国家也会“紧随其后的，”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接着说道，“这种损失将极有可能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这一年，我们从法国人手中接过了责任，承担了保护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线以南部分的义务。我们也开始就东南亚条约进行磋商，有条件地承诺了对印度支那的保护。并且，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们将七十多亿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强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最后，我还意识到，在担任参议员之时，约翰·F·肯尼迪就对艾森豪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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