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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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会杀死自己的。小罗杰·希尔斯曼反对道，即使他们信仰天主教，吴庭艳和吴庭儒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也不难理解——　按照一种精神，即“这是‘哈米吉多顿’　＇　译者注：《圣经》中善与恶的决战唱…译者　＇　”。后来，麦乔治·邦迪刚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当人们的手被反捆着的时候，他却能用枪和刀来进行自杀，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总统坚信，在为越南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吴庭艳的影响决不会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这一判断似乎与毛泽东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记者埃德加·　斯诺谈话时曾提到，美国人已不再关心吴庭艳了。他又继续说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说，在他被谋杀之后，天下难道就变得太平无事了吗？我们还无法得知毛对吴庭艳评价的全部细节，不知道他对吴庭艳在越南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这只能有待于中国和越南开放他的档案。这一评论引起人们的许多疑问。
　　吴庭艳之死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震动，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回顾往事，从当时来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们也失去了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推进事物进程的基础。
　　吴庭艳之死并未结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轻报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诉华盛顿，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这主要是关于政变的影响和功绩。这里是一些我们的看法：　a．对于那些曾与军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人来说，这次政变似乎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b．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B·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这次会议与所有以前的这类会议并无不同，我对它也无特别的印象。但是，麦乔治　·邦迪却对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从未出席过夏威夷的情况通报会议。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对碰到的一位参谋人员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情况的简要通报似乎成了一场法庭的辩论，人们试图愚弄他，他则试图向他们说明，这办不到。”或许，这种说法对那些将领们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南的形势和我们对它未来的展望，均未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清楚的画面。
　　麦乔治·邦迪从会议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这一估价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南越的政局形势时，他对那位参谋人员说，尽管，要想看出政变后的军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将军们的联合只能是权宜之举。这一预测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这个军政权就像一扇高速转动的旋转门，其首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变换着。
　　约翰·F·肯尼迪总统最后一次公开地发表对越南问题的评论，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您能否就政变后南越目前的局势，以及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谈些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形势做出估价：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加强斗争？我们如何将美国人撤出那里。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样。”
　　这两次评论的观点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观点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问题。当时，他说，按照最终的结论来说，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指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必须赢得战争或不得不输掉战争的人。然而，有关这个话题，约翰·F·肯尼迪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呆在那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取得效果我们不应当撤离。”然而，约翰·F·肯尼迪总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观点——无论是在这次会谈之前或之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　——则是，从根本上说，南越必须自己来进行战争，美国绝不可能为他们完成此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过渡通常会导致不确定、困惑和错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六个月中，这一点表现得出。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头上。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约翰·F·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应将他安葬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乡，我说，他并不只是马萨诸塞州的总统，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五十个州的总统，因此，首都才应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动身去挑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去了国防部负责管理的阿林顿公墓。这天早晨天色阴暗，下着细雨，墓地笼罩着薄薄的晨雾。看守人会见了我，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一块块环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处，标志着一座座的陵墓。这些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些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服务于和平的时期里。当我们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时，我停住了。我抬眼远眺，目光穿过了纪念桥，甚至在这雾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遥远的林肯纪念堂。“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平静地说了一声。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位公园服务处的管理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小伙子还陪同约翰·F·肯尼迪游览过阿林顿公墓。当我告诉他所选中的地点时，他点头称是。
　　　“几周之前，约翰·F·肯尼迪总统参观这里时，”他说道，“他也停在了这一地点上。他眺望了远处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这里是华盛顿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绝的杰基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地点，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与她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们缓缓穿过这坟墓的海洋时，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我选中的那块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赞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这同一块墓地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约翰·F·肯尼迪也并非完人。他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有时候，政治活动——尤其是他的下属们的政治活动——也会采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一天，我接到罗德·马克利的电话，他过去曾是我的助手，这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负责政府方面的事务。他说他获悉了某些消息，并认为，我一定希望了解此事的详情。他告诉我，雷德·达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总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东海岸工厂向国防部出售产品的事务，有人告诉他，除非他的区域向民主党进行财政捐助，否则，合同将被取消。在福特之时，我曾与达菲共事多年。我问罗德·马克利，这件事情明显是违法的，达菲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我对此事的确有些恼怒。罗德·马克利说，雷德·达菲担心我在部里提到此事后，有关人员会对福特公司采取报复行动。
　　我对罗德·马克利表示了感谢，挂上电话，并立即给空军监察长威廉·H·“莽汉”　布兰查德中将打去电话。我说，“莽汉，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不要告诉别人，包括空军部长，也包括参谋长。”莽汉来了之后，我告诉了他我所听说的事情，并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搁下手头的事情，全力调查这件事，并将结果直接向我汇报。”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莽汉，询问他的进展情况。
　　他回答说，情况比所报告的还糟。他已经发现了其它的案件，与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关。六个月之后，他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汇报了那些已发生的事情。当我问到谁应对此事负责时，他提到了一个人物，他说，总统的助手肯尼·　奥唐奈将这个人派到了空军开发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空军部长，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开除那个人，并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我给肯尼·奥唐奈送去了一份报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条，说此人已不再为国防部工作了。我从未收到过对此事的答复。
　　对于总统的角色，约翰·F·肯尼迪有清楚的认识。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与他讨论了总统执政的问题。我画了下面这个简图：（图缺）
　　垂直的轴线代表着权力，平行的轴线标志着时间。“总统先生，”我说，“你带着极大的权力走进了办公室，我希望，在离开它时，你已经使用了这些权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来看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无成。”“鲍勃，”他说，“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思考着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他将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
　　约翰·F·肯尼迪总统也擅长退后几步来观察问题，以便更为广阔的察觉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在他执政期间，我们几个人偶尔也于晚间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这被称之为“核桃山研讨会”。一次，在白宫家庭住宅区中举行的聚会中，总统的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带来了他的父亲，即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先生，他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非常遗憾，由于国防部的公务缠身，使我无法离开，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我问玛格丽特，我不在时谁在唱主角，“讨论进行的如何？”
　　“绝对精彩！”她说，“无人能够插上一句话！整个晚上都让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占去了：‘你如何评价一个总统？’‘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X总统比Y总统更伟大？’”约翰·F·肯尼迪将世界看成为历史，他站在一个更深远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领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感召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都能打动他们的心灵，都能与他们友好地相处，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这正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幸运的感觉。
　　他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作为世界银行的总裁，我和玛格丽特到处旅行，曾到达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到达过印度、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极少能见到美国人。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瞧见了他的像片，人们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了这些相片，将它们钉在了棚屋的墙上，这是其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约翰·F·肯尼迪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仍活着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约翰·F·肯尼迪总统对国务院迪安·腊斯克的领导极不满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总统去世不久之后，当我从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有意在第二次连任时让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担任国务卿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会谢绝这种邀请，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我对迪安·腊斯克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并且，我还从未认为，我具备了担任国务卿的资格。此后，在担任了七年的国防部长和十三年的世界银行总裁后，我的想法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如果约翰·F·肯尼迪硬要让我干的话，我则会敦促他任命麦乔治·邦迪，在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上，我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麦乔治·邦迪。在我与他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位总统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给予我极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纵览我的一生——无论是在福特、国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银行　——我总是试图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并“借助”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我的能力。麦乔治·邦迪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他二十二岁时成为哈佛的年轻教师，二十九岁时成为亨利·史汀生传记的作者，三十四岁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对以往四十年的观察而言，迄今为止，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中最富才华的一位。
　　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均不可能具备。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并且，他强调地指出：“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覆辙。”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F·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一九六一年四月　“猪湾”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然而，那个星期六　约翰·F·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　——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把握的战争风险。如果必要的话，他似乎宁愿将美国过时的朱庇特导弹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行动相抗衡，从而避免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他十分清楚，这样的做法将会招致土耳其、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部分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这一避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立场上。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约翰·F·肯尼迪最终将会将我们拖出越南，而绝不会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在里边。现在，我之所以要阐明这一判断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必要说明下述的问题：我们——包括林登·B·约翰逊，约翰·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