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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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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使社会人士，既不敢言，又不敢怒。强者被迫，即铤而走险，弱者受欺，即含冤莫白。一旦天灾人祸，不幸纷至沓来，乾纲解纽，祸乱遂发，虽欲加以收拾，也不可能。这乃是一件最危险而又是最可痛心的事！历史上的许多变乱，都是这样造成的。”这种越培训人格越差、越培训社会矛盾越多的现象的确令热衷培训者尴尬，其间的道理不无令人值得思考之处。祖父在提高组织力方面采取的措施之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康建设中，祖父特别强调要加强县以下的乡（镇）建设。他认为，这一级行政组织，如同军队中的“连”。把这一级组织健全起来，“由乡而县而省而国”，组织力将大大加强。而在乡（镇）内部，则试图把保甲“办到如同军队连内的排与班，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倘若能做到这一点，则“要动员其他工作，那就毫无问题了。”在考虑基层组织建设的时候，祖父依据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和眼光，指出在政治中存在一种“头重脚轻”格局，即比较优秀的人才集于上层机关，而基层组织却优秀人才缺乏，这种格局导致了若干种“循环的矛盾现象”。读到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的时候，我忍不住将之抄录下来：“1、高级机关的位置少，但求事的人则很多，失望的人也很多，而且失望的人，尚为多才智之士。2、乡村自治事业的位置多，但营谋充任的则很少，其贤明而有才智的人，则更少。3、高级机关因为位置少，待遇高，于是政争剧烈，暗潮很多。据位的人便结党自固，政以贿成；失望的人便不择手段，策动革命。4、乡村自治工作因为待遇薄，生活苦，于是便往往为者不贤，而贤者不为。如有争夺价值的职务，在位者便籍公营私，鱼肉小民，如毫无一顾价值的职务，便永久无一贤者愿为。5、人民受土劣压迫太甚，如再加之饥馑之年，便会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暴乱事件发生。6、有才能的人，集在都市的越多，失业的便会越多，政治上的黑暗和倾轧，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政治上的腐化与纷乱。7、贤而有能的人，留在乡村的越少，地方上的土劣流痞，便会越多，因之他们的冲突和斗争，也就会越多，结果便会形成乡村的破产和骚动。”祖父希望能够通过指出这些“循环的矛盾现象”及其不良后果，引起人们对健全基层组织的重视，并希冀通过基层组织建设使“头重脚轻”格局及其不良后果有所改变。是否做到、能否做到，那是需要另做研究，已非此处所欲讨论的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说明，中国共产党不论在意识形态重构、组织人员训练还是在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均显示出超过当时中国的任何政治组织和个人的力量，从而结束了战乱、使中国摆脱了被分裂为“若干盘散沙”的危险，实现了国家的整合。祖父是通过他自己的政治实践，感到共产党“了不起”。当然，任何组织行为都是有代价的。在强有力地实现某一组织目标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某些其他目标的实现。在此处取得成就的组织方式，用于彼处却可能造成灾难。社会组织实在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当祖父感叹能“一竿子插到底”的组织力量的时候，充分施展组织、动员力量把乡村社会结成“整然一体”（且借用祖父当年“把乡镇造成整然一体”的用词）的人民公社组织（当然，这并不是整合乡村社会的惟一可选择的组织形式），已经在生产激励和消费安排等方面暴露出其严重弊端，不知祖父是否注意到这些方面？
第二十四章抄家
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在北京的中学和大专院校中迅速发展。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作法提出严厉指责，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在此期间，北京开始出现红卫兵“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风潮，相伴随的则是对与“旧”相关家庭的抄家活动，打人事件时有发生。民主党派人物的家也开始被抄。大约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比较麻烦的经堂里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并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由于事先有这样一个安排，因而在后来的数次抄家中，未曾出现在某些地方出现过的损毁佛像的事。现在想起来，徐冰部长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负责的。其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批判（此后很快便被打倒）后，徐冰部长本身的政治命运也是山雨欲来不久，他也被打倒了。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父亲随即离开寝室。哥哥、我和两个弟弟穿好衣服，和母亲一起待在寝室里。一会儿，来了几个红卫兵，让我们到大客厅里去，并让两个弟弟留在寝室里继续睡觉。其中有一个女孩子问：“刘世旭在哪里？”母亲回答说：“她不住家里，在先农坛北京体工队。”那时，姐姐的乒乓球在北京的女子少年中打得很出色，颇有些名气，已经被选拔到专业队去了。因为有这一问，后来母亲通过电话叮嘱姐姐，暂时不要回家，怕招致麻烦。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着祖父说，我们是25中和女12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答。帽子被放回去了。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拿走什么。红卫兵撤了。红卫兵走后，祖父向我们简单讲述了我们到客厅去以前的情况：祖父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到院子里查看。这时，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迎面过来。“这里有个老头！”有一个人喊起来。顿时，祖父被围住。“你是不是刘文辉？”有人问。“我就是。”祖父回答。随后，就进到屋里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红卫兵。这批红卫兵来了之后，在挨房间搜查的同时，首先把祖父的文件柜贴了封条，继而把所有书柜贴了封条（有了这些封条，家里的书在抄家风潮中没有受到损失。据我所知，在其他许多抄家活动中，除了马列毛的著作之外，其他的书，特别是古书、外国书，都被毁了。），最后把父母和我们寝室中的衣柜（除了装必要的备换洗的衣服的衣橱）贴了封条。一个红卫兵向母亲解释说，祖父“是统战对象，他们的衣柜不封。子女不是统战对象，衣柜需要封上。”在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管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们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这样，由祖父的司机开车，装上经堂器物，带上两个红卫兵，前往雍和宫而去。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离开家中以后不几日，史家胡同的这座院子就成了各路红卫兵不断光顾的场所。这些红卫兵有来自北京各校的，也有来自外地的。其中有据称是人大附中红卫兵的几个女生表现最为张狂。她们提着有金属扣的皮带，拿出随时准备挥舞的架势走来走去。其中一人大概是看到家中已经被抄过、各处柜子都被封条贴住后感觉无法施展能量，抡起皮带用有金属扣的那一头就向玻璃茶几砸下去，一公分厚的玻璃顿时开裂。我和国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些家具都是公物，她才悻悻然住手。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这种来来去去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周，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一天，正当一批红卫兵（似乎是来自外地的）又来家里查抄的时候，曾经来过的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出现了。为首的向那批新来的红卫兵说，这里我们已经抄过了，封条是我们贴的，你们回去吧。把那批红卫兵打发走了。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前院的车库。临走，一个四方脸宽肩的红卫兵回头说：“你们放心。”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我可以感觉到，祖母、父亲、母亲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大家都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在家里的人，都和祖父说了几句话。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祖父回家后说，估计住的是301医院。祖父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陆军中学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从他的青年时代到壮年时代，学生运动多有发生，他对此并不陌生。对于学生运动，他还多有积极评价。抄家的事，也并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义后被胡宗南部队相当彻底地抄过。成都的家，抄过后还暗布了许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的权力“真空”期间，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进家里，不料运气不好，踩中雷管引爆，连人带一座楼都被炸飞了。至于财产，在祖父决心走到共产党阵营中来以后，便已做好交出的准备。田产、房产在1950年代早已上交国家，留下的一些动产，如果政府认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这个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在几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锋口上行走的人，面对风风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两次，他面临是否携财产到海外作赋闲寓公的选择：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期反蒋失败以后；一次是在解放前夕。但这两次可能的选择，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样一种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选择所带来兴衰荣辱自己就必须承担这是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后也是这样。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非武装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再有红卫兵兴师上门。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掀起过一阵同学间互相理发的风，我也在这阵风中学会了理发。家里买了推子、剪子等理发工具，先是哥哥、弟弟，接着是父亲，头发长了都由我来修理。现在，又增加了祖父。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抄家以后，住在后院的法贤师又重新蓄发了。门口那张大字报提到了她，那口气，是把她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四旧”来看待的。为了安全起见，祖父建议她蓄发，她接受了。后来，陈大爷的侄子来把她接回了四川。当时，我既无可能参加红卫兵，也无兴趣参加学校批斗校领导、老师的行动，遂采取了“逍遥”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越来越集中于共产党内的领导，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23号由8月的革命闹市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
街道积极分子曾在抄家期间向红卫兵指控“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个院子”，并进来巡查，现在因为警察进驻了传达室而无法像进入其他大杂院那样去窥探别人家的情况了。没有人来抄家、批斗，也没有人进来监视，这个院子甚至有了一点点避风港的味道。一些同样没有兴趣参加运动的同学聚到我家，最初只是下下围棋、象棋，听收音机里的节目，后来发现红卫兵贴的封条有一些自动剥开了，就开始从里面找书看，找唱片放在留声机上听，活动日益丰富。天气渐冷，需要穿棉衣了，母亲依据北京工业学院红卫兵留下的电话找到当时来过的负责人。似乎经过一些辗转，最后找到了。他们来的时候，我正和几个同学在家里看书、下棋，其中一个人开玩笑地说：“哈，你们还挺自在！”他们迅速地把所有的封条都开启后离去。我觉得，他们不属于当时正在风头上的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那一路。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好问的。柜子启封后，书更丰富了。家里成了小圈子内的“图书馆”。我的同学和好友刘子琪把书借回家里去看，竟然引起家长的兴趣。他的父亲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病休在家，读了两本刘子琪拿回家去的《文史资料选辑》之后，颇有兴趣，就让儿子来问我是否可以陆续借阅。那有什么说的！此后，他看完一本借一本，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四十多辑全部读完了。我到刘子琪家去玩的时候，他父亲常向我讲一些老北京的事情，拉板车的、摆小摊的、雪天小酒馆里的二两白干、大冷天里的卤煮火烧让我这个南方来的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人，了解了不少北京百姓的生活。家里的老京剧唱片也被开发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活动只剩下样板戏了。如果不联系当时废黜百家、独尊样板的文化环境，不联系当时把那几出戏一味政治化的背景，那么，从听觉艺术的角度说，有些唱段还是很不错的。同学沈惟工会拉京胡，有时几个同学聚在我家唱上一通。京剧老唱片被找出来以后，我们从听、唱现代戏，又兼欣赏传统戏。那时，余叔岩、谭富英、马连良、言菊朋、裘盛荣等京剧名家的不少著名唱段，《空城计》、《捉放曹》等剧的主要场次，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对不同流派的行腔吐字特征也颇有领悟。不过，我因声音低沉，那时又正在变声过程之中，对京剧男声中的那种持续的高音完全不能胜任，因此，并未能由听而熏陶出唱功。这段时间，同学们来家里的频率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祖父、祖母对几个常来同学的名字也熟悉起来
第二十五章灰涤棉中山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穿上军装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红卫兵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据哥哥回忆，当时，祖父临时接到了到天安门参加活动的电话，但是对于参加何种内容的活动，并不知晓。找司机，司机不在，哥哥问祖父，是否找国管局另要车？经受抄家的祖父身体不好，回答说：“晓得啥子会，算了吧。”就没有出席。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这时，被抄家后的祖父已经在301医院实施保护性住院，通知寄到家里，一时联系不上，祖父也没有参加。9月15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仍然在医院的祖父身体已经康复，出席了这次活动。以后毛主席的历次接见活动，祖父照例收到有关部门的通知，都参加了。祖父在参加完9月15日的天安门活动后，没有再回301医院，而是径直回到家中。保护性住院到此结束。因为祖父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有关这次活动的报道中，所以对祖父来说，用“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语言来比喻，如同向社会宣布“解放”。祖父回来后，一家人聚集到他的房间里，听他讲住院的情况，讲参加天安门活动的见闻。记得他讲，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以后，和参加接见活动的各位一一握手。周恩来总理陪同在侧，不时向毛泽东介绍各位的情况。毛泽东和祖父握手以后，看祖父依旧穿着以往参加国家仪式性活动时惯常穿的呢料子中山装，就说：“要穿得和我们一样嘛！”祖父讲到这里，半带笑地看着父亲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们都是穿的军装，总该不得是要我也穿军装吧。”他说的“该不得”的意思是“不会”。祖父1949年12月宣告起义，率部和退到四川的胡宗南部等国军部队作战，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在解放军到达，他带领的国民革命军24军接受改编时起，他就和军队脱离了关系。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继续保留军队职务，他表示完全脱离。此后，他虽然是国防委员会委员，但是和军队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他偶尔接到过过去部下的来信，我记得有一封信中写信人讲述了他和其他弟兄们在起义后的战斗情况以及后来赴朝作战的英勇事迹，并希望祖父在他们的待遇落实上还能发挥些作用。后来祖父怎样处置此事，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与现实的军队事务没有关系。至于和解放军的军装有关的物品，在我印象中只有一顶带有“八一”五角星的呢军帽，这是祖父当年起义后得到的。这顶军帽在“抄家”中差点被红卫兵拿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按林彪的说法，“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他说了那一句有关穿着的话，既不能去问个究竟，也不能不执行。祖父认为，去要军装来穿显然是不妥当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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