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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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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步行“串联”归来
1966－1967年的那个冬季，我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一行10人，进行了一次步行“串联”。所谓步行串联，步行为实，“串联”则是借用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因为我们并没有到外地去“串”谁“联”谁的打算，只是想到农村地区看看，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使自己得到锻炼。我们预计的目的地是井冈山，在地图上粗略算了一下行程，大约四千里。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实现目标，只走了一千多里，到了河南的兰考，便登车回京了。此事我一直觉得遗憾。出发时，我们每人背了一个小被子、带了一个干粮袋（内装炒面）、备上必要的钱和粮票，就上路了。我们行经的路线是：出北京、经河北省的固安、霸县、过白洋淀东侧至任丘、再到河间、献县、武邑、衡水、冀县、南宫、威县、馆陶，在这里一度进入山东境界，又折回河北的大名，然后进入河南，经南乐、清丰，至濮阳，在濮阳南面过黄河至山东东明，由山东到河南兰考。到兰考之后，我们决定寻访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曾经“蹲过点”的村子，在那里一边休整，一边参加一些农业劳动。先到了秦寨，这是一个很穷的村子，村里找不到一间大些的能生火取暖的屋子接待我们，只能临时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小小的破庙里。这里显然不适合休整。此后，我们又来到赵家楼村，大队干部把我们安排在村子里的学校教室里住，这里有炉子可以生火取暖，条件比秦寨好多了。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周，白天参加场院里的一些劳动（田间的活早已结束了），晚上和队里社员聊聊天，了解一些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我们也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这时，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内部各人体力有较大差异，所以对于如何走下去、是否继续走下去产生意见分歧。同学们既不愿意兵分两路，又不能统一意见。离开赵家楼以后，我们来到兰考县城，住进接待串联学生的接待站，在这里碰到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帮大学生。他们告诉我们说北京又出大事了，为此他们决定立即回京。被他们一鼓动，我们本来进退维谷的状态就难维持下去了，大家商量的结果：回去算了。这样，辛苦一个月，付之一夜程。回北京后，虽然此行较出发前的目标大打折扣，内心不免有挫折感，但回想起来，收获也还是不小，讲起路上的见闻、经历，也还是有声有色。我向家里人讲到日复一日行路的感受：头几天脚底不断打泡；到住地以后用针把泡穿破，埋一根线在里面让泡里的液体逐渐渗出；热水泡脚特别解乏；脚底形成硬茧以后就不打泡了，这时候行路的本领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讲到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战争遗迹和老百姓的记忆。南宫抗日战争烈士陵园中大批阵亡将士的牌位令人震撼。此前我只在小说中读到日军的“五一扫荡”、“铁壁合围”，等双脚站到那块土地上，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灵牌才真正感受到更多的东西我讲到过黄河时的险情。滔滔的黄河水翻卷着巨大的冰块，冰块撞击着木渡船发出轰响。艄公一边撑船，一边一次次把锚抛出，用锚抓住河底的力量使船不致被奔腾的河水冲走。在一次抛锚中，铁锚一下子碰到同学陈恒昌（他是经常到我家来下棋和看书的一位）的头上，幸亏他带着厚厚的棉帽并放下护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讲到兰考的风沙和农民的艰苦生活。家里人都听得很专注。我在前面写到，祖父曾讲起他年轻时一次急行军跑得吐血的情形。他回忆那时情景就是在我讲步行串联之后。显然，他联想起他的青年时代。他那时至少是十六七岁（因为他于1911年进入西安陆军中学的时候已经16岁），比我此行时要大一些（我不到16岁）。我问祖父，他那时行军是否脚底也打了很多泡。他说：“没有。我们年轻时候经常走路，穿草鞋，脚底板早磨出来了。”在说到去兰考秦寨的时候，我讲述了到农民家吃饭，吃到农家热情准备我却感难以下咽的饭食，出来在风雪中呕吐的情形（在《酥油与糌粑》一节中曾写到）。当时，我向祖父说：“你不是说‘不能择食’吗？”他一笑，回答说：“对的。”回到家中来，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但此间我显著地长个了，大概长了半头，估计身高达到1。65米至1。70米之间。为此，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很高兴。但母亲看到我脸上长出许多痘，皮肤变得粗糙不平，不免忧虑。加之身体发育期间面部轮廓的变化，母亲常感叹说我是“丑长了”。祖父却对我说：“男娃儿脸上长疙瘩没来头（指没关系笔者），我们那个时候，长了好多啊！”哈，还是老爷子的眼光不同！这是我惟一一次听祖父议论到仪容。后来，我读到他当年和下属侃日耳曼人尚勇武，说那时的时尚是姑娘喜欢脸上有疤痕的青年时，不觉笑起来。祖父看似土，却不料还受到西风东渐下的一些美学时尚影响。“去吧，不会就这样的”从1968年开始，北京的中学生开始由政府号召并分批安排“上山下乡”。我1964年9月上中学，属于1967届初中毕业生，也即后来所谓“老三届”（指1966、1967、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
我所在的北京四中的这一届学生，大部分被安排前往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山阴县当时在行政上属于雁北地区（现在归朔州市管辖），地区首府是大同。所谓雁北，是指雁门关外的一片地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杨家将”故事中，杨家将与辽国征战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地方叫“金沙滩”，使人想起杨家将护驾的故事。在山阴县南边越过一道山脉便到了雁门关内的代县，有一个叫鹿蹄界的村子，是杨家将的老家。在山阴县境内，有一些村子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屯垦戍边的历史：马营庄、射垛学校开动员会的时候，请了从雁北来的人，他们以人人都说家乡好的热情，向我们介绍了雁北的大土豆、能够长到二十多斤的圆白菜、一尺长的胡萝卜。讲者和听者都热闹了一场。不过，报名与否，其实并不取决于这些热闹。我当时略加考虑，没有犹豫就报名了。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毛主席当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深刻领会，也不是源于性格中的狂热。究其原因，基于两点。第一，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此前，在刚刚开始安排中学生就业的时候，门头沟煤矿曾到学校招工，我和好友刘子琪一起报了名，准备去当矿工，结果他被录取了，我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政治审查不合格，被拒掉。后来又有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事，要的人不多，动员时强调那里地处边疆，插队青年肩负着和苏联“修正主义者”在一线斗争的重任，政治审查严格，我索性就没有报名。其实可选择的路子很清楚：肯定是插队，顶多是去哪里的问题。第二，禀性中根深蒂固地想要做事情，不肯无所作为，而待在北京，不仅无事可做，政治气氛也很压抑，所以很想到外面去释放一下能量。不管能干成什么事业，干成干不成，总要去干一番吧！1968年12月24日，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登上由北京发往山西的运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专列，出发了。此一去，我在山阴县山阴城公社四里庄大队插队6年，又在大同铁路系统当了4年工人、1年教师，直到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重新落户北京。就我个人而言，离开北京去插队，情绪上既不感觉属于忧伤或落魄一类，也不属于狂热一族，大约用“振奋”二字比较贴切。几年的插队生活，虽然没有什么大作为，但是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通过和社员一起努力，提高了生产队的产量，增加社员分配的口粮；自己增加了社会阅历，也多读了一些书，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特别是，离开北京那一天到晚禁锢思想的宣传，我们尝到了自己在迷茫和不确定中探索道路的那种快乐，那种反思和思想自由的快乐！那几年，我在思想上发生了重要的飞跃，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反思其历史根源，反思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在插队期间学会的一首前苏联歌曲很能反映我和一些插队知青的心境，后来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常唱起。歌的名字叫“歌唱动荡的青春”，歌词是这样的：时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平凡的愿望：愿亲爱的家乡美好，愿祖国万年长。听风雪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哪怕灾殃接着灾殃，也不能使我们颓唐。让我们来结成朋友，我们永远有力量。在我插队以后，父亲于1979年去了干校。我于1979年冬天农闲回北京探亲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也许因为父亲不在家，祖父、祖母对我更多了几分关心，这其中也许有来北京之前他们把我带大的那种情感回归吧。他们问我劳动的情况、饮食的情况、读书的情况，以及同学们的情况。我有选择地和他们讲一些。头一年干活不适应中的那种腰酸背痛、干活重而粮食不够吃的饥饿感，水土不服引起的持续轻微腹泻（有一个同学三年后还经常腹泻。我几年前回村去时了解到，当地的水被有关部门确定为不适合饮用后，由世界银行贷款支持了一个项目，从其他地方引水供当地老百姓饮用）等情况，当然是不和他们讲的。祖父感受到我的精神状态不错，很是肯定。他鼓励我说：“你对困难有份从容，对的。要努力做事情。做事情就不要怕失败。要善赢，也要善败。古人讲‘善败不亡’，是有道理的。”这“善败不亡”四字典出何处，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不过这方面的故事倒是可以讲出一些。他还说，要能够和各种各样的人合作共事。后来，我曾听父亲讲到他小时候祖父、祖母对他的管教。父亲说，祖父、祖母对他的教育很严格，叮嘱他，要老实读书，不要听奉承话，对奉承话要有警觉。父亲1942年（14岁）离开在西康的祖父、祖母到成都入华西协和中学读书时，祖父、祖母对他便作这样的叮嘱。“奉承话”之存在，是因为祖父当时掌握着权力，因而“不要听奉承话”便成了对父亲的主要叮嘱。对我们这一辈来说，“奉承话”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也许祖父、祖母担心的是我们安于优裕的生活，而不求进取；也许担心的是我们因为社会环境压力，而放弃进取，所以鼓励我努力做事。
事大事小总要做，不管怎么说，如祖父所曾言，“随分报国”应当是基本精神状态。祖母对我们没有完成学业显出忧虑。记得我又要离京回农村去的时候，一向严肃的祖母显出几分伤感，她说：“好可惜啊，正是念书的时候，把你们都耽误了！”祖父则说：“去吧，不会就这样的。”祖父一贯重视教育，重视学习，他坚信没有教育的发展，国家不会富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会稳固，政治也不会昌明。同时，根据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了解，他相信，教育的中断是暂时的，情况一定会有变化。其实，在我当时所接触到的同代人中，虽然认为读书无用的人大有所在，但是仍有一批人相信读书和学习是有益的，至少在山阴县的插队知青中是这样，在这里读书之风一直没有断。我于这种风气之中受益不少。以后，我每次回北京来，读书总是祖父要问我的话题之一。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可供借阅的图书馆，图书馆要么被砸了，要么关门，怎么可能向外借阅呢？哪个图书馆敢向外借阅所谓“封、资、修”的书呢？插队以后，我的书源除了来自家中以外，就是通过各种私人渠道借阅。同村插队的同学陶慕宁爱好古典文学，他把家里收藏的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带到村里。从他那里借这类书看，不仅使我得到古典文学的享受，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交流方式。那时，我们都对古体诗词有兴趣，也写过一些。我仅仅是玩玩，他却将古典文学成了专攻。回北京到我家里来玩的时候，祖母、父亲、母亲都对他印象很好（我不记得祖父是否和他有过交谈），评价他“看似匪气，实则内秀”。祖母从相法上，认为他属于“奇相”一路。慕宁现在南开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回北京探亲时有一阵子我经常跑到父母的朋友卫道然、周仪芳夫妇家去借国外小说阅读。卫叔叔的父亲是卫立煌先生，他们在香港居住多年，1950年代归来，家里的外国小说远比我家里的多，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抄家待遇，保留得比较好。周阿姨也很欢迎我去借阅，我便隔三岔五地过去。有一次周阿姨拿出几本国外的画报给我看，当我看到高架公路盘旋的东京时，非常惊讶城市可以建成这个样子。现在，每当看到电视中演播俯拍的中国城市建设面貌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时的情形。我的书源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住在山阴县中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岳明，住在山阴县委党校院内的一间房子里。听距离县城比较近的合盛堡公社的知青说，他那里有许多书，而且愿意和北京插队的知青来往，我就从村里走了三十里地到县城去拜访他。进到他的屋里，果然是一个书的天地。不仅墙边放满书架，上面密密麻麻插满了书，而且除了躺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摆着书。老人衣服穿得邋里邋遢，恐怕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洗了，外表看来十分落魄，但稀疏的头发留下了长期用功的痕迹，看人时的专注目光流露出他曾有过的不一般的经历那里面有在其他县干部、公社干部眼光中看不到的神色。我向他致问候以后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的插队知青，从桑干河南的山阴城公社过来，希望向他请教学问。他点点头，说：“你坐，喝点水。”拿起暖瓶向一个大搪瓷杯子中倒了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来，顺眼看了一下那个搪瓷杯。杯子里残留着没有吃净而干结在杯壁上的面嘎巴。显然，这既是他喝水的水杯，也是他吃饭的餐具，而且，用餐后没有洗。我一边喝着水，一边和他聊起来他收藏的图书种类繁多，从经典的哲学、历史、经济学著作，到小人书，无所不有。在我们聊天当中，有时进来一两个小孩子，坐在那里看小人书，看完又出去玩，老人听之任之，看来已经习以为常。当我感叹他的藏书多时，他说，还有许多书放在太原没有带过来。此后，我不时到县城去拜访他，谈天、借书，逐渐熟悉起来。我可以感觉到，他寂寞、孤独，很乐意和我聊。我那是开始对经济学有兴趣，他说，他不懂，他感兴趣的是先秦诸子特别是墨子的思想。他说，墨子思想没有被很好地开掘，在先秦诸子中，墨子的思想和现代的科学思想是最亲和的。可以感觉到，岳明老人有一段不便问起的经历，因此多年来我始终没有问过他过去的事情。听县里干部说，他在解放以后，曾是河南省的一个厅局级领导，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位中央领导纪登奎的上级。在1950年代，因犯错误从行政9级降到12级（在中国当时的行政级别中，厅局级最高是9级，最低是12级），“文革”中从太原发配到山阴县党校，现在仍然拿着行政12级的工资每月175元。在当地人看来，这简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数字，因为“文革”前一般的县领导只是科级，行政17、18级，工资不足百元，距离被降级后的岳明老人还相去相当远。老人犯错误后，老婆离婚，子女脱离关系，剩下孤身一人。每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只是买书。实在无好书可买，便买小人书，供一些孩子阅读，也是一个乐趣。至于岳明老人犯的什么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1920年代就参加中国共产党了，但历史上有过“托派”错误，解放后此事重新追究后被贬；也有人说他是犯了“右倾”错误。
不管怎么说，反正是没有权力了，被贬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权力是社会地位的惟一衡量标准，“有权就有一切、没权就没一切”的逻辑下，在一些人眼中，岳明老人简直就是一个笑料。我曾听到一些干部议论他说：“那是个最笨的人，放着好好的高级干部都不会当！”后来，他离开山阴县到了大同市医专，我则到了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在大同，我仍旧去拜访他。他的住宿条件比在山阴县时略有改善，房中依然堆满了书。他在大同市医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严格说来，只是一种主管或生活方面的安置。我想，他在这里，至少在有病需治疗的时候比在下面县城里方便得多。“四人帮”倒台后，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要回太原了。我当时拿着一本从他那里借的哈伯勒的《繁荣与萧条》去还他。他说，这本书送给你吧，作个纪念。那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岳明老人。回北京后，顺便向一些老人打听，没有人认识他。我也不知道“岳明”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第二十七章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回想起来，1971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国家大事来说，这是重要事件接踵发生的一年。这些重要事件，令我们这些生活在山区乡间的插队知青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1971年新年过后不久，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开展起一场被称为“批陈整风”的运动。这场运动的矛头所指，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路上升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这场运动，意味着陈伯达的倒台。依据不久后传达下来的中央文件中的说法，以及在知青中的种种传闻，陈伯达之所以倒台，是因为在1970年８月至９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鼓吹“天才论”，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毛泽东主席的“天才”头衔已经戴上了，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则成了和毛主席连在一起出现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当时谁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引领了对这个最时髦词汇的使用风潮。他老人家怎么早不反对这样的说法和“理论”呢？“批陈整风”尚未结束，更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1971年９月，在知青中流传出一个消息：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副统帅林彪在外逃苏联时摔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最初的反应是怀疑，继而便想设法弄清真相。从几个被我认为可靠的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证实这个传闻是真的。此间，我在给父亲写的信中隐隐说到，我在乡下的知青中听到一些传闻，有些出乎意外，不过，反正姑妄听之。父亲回信说，北京确实发生了重要的事情，相信不久会传达到你们那里。字里行间，使我明白传闻不是空穴来风。那时，父亲已经从文化部在湖北的“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说起来，他这一调回，还真是和“批陈”有关。在“批陈”中，毛泽东主席要想读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人民出版社赶紧组稿出书，父亲正是作为人民出版社哲学史方面的编辑被社里调回来的。给我写那封信时，父亲已经回到北京半年了。父亲来信不久，我们插队的乡村中的确传达了林彪外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接着，全国由“批陈”转为“批林”。“9？13”事件，即林彪外逃事件，至少在部分知青中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永远正确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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