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战犯叫参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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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二）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三）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的是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受命。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现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这个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而让英国人谈之色变的山下奉文大将是陆大28期军刀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对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谈判时说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这句话——威胁战俘。
　　这个28期是陆大毕业生里最邪门的一期，败战时自杀的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大将，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等三人，被远东军事法庭以甲乙级战犯罪名处决的有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55军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等5人，在陆大各届毕业生中为冠。尤其六名被处决的军人甲级战犯中，这一届就占了两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首先干的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来参和参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老冰也不止一次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前几年有一次香港一批活动家“登钓”，后来还死了一个人。有位日本哥们就很郁闷地对老冰诉苦：“不是说是‘民主派’吗？怎么还和日本过不去呢？”弄得老冰当时晕倒。
　　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去还能有个好？还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后来广田弘毅被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后来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那位要说老冰会不会太夸大，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嘛。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言归正传，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老毛子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老毛子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老毛子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在呢。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8。13事变的那位，也是现在中国电影《东京审判》中拼命在树立其“高大形象”的那一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一个“7。7事变”。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四）
　　“7。7事变”的主谋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连队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7。7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双方的械斗，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后来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