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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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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找对了明主，当稳了策士，也未必有好下场，就以明朝开国三大策士：李善长、刘基、宋濂为例。这三人性格、特长不一样，辅佐朱元璋的重点也有差别，李善长管行政，刘基出奇谋，宋濂掌文翰。其中李善长跟随朱元璋时间最早，出力最多，下场也最惨。
《明史•；太祖纪》载：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太祖）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功滁州，下之”。《明史•；李善长传》则是这样写的：“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可见这次君臣相会决不是偶遇，而是李善长策划已久的投靠。朱元璋此时才二十六岁，只是郭子兴麾下一员初露锋芒的将军，当时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比朱元璋兵士多、地盘广、声势大的人多了去了，但李善长相中了朱元璋，可见他目光如炬。“跟对人”是策士最重要的一门学问，张良跟对了范增没跟对，两个智商、谋略差不多的人功业判若云泥。
李善长认准了朱元璋是可以成大事的明主，一见面就给朱元璋打气，以汉高祖的伟业激励这位起于阡陌的穷小子，对元璋说：“秦乱后，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起事，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妄杀人，五年内就成就了帝业。今天元朝的政治已经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主公是濠地的人，距离高祖故乡沛县不远。山川的王气，公应当承受。效法汉高祖所为，天下就可以平定。”
这一碗米汤灌得好舒服，元失其鹿，天下人逐之，可最终谁能捉住那只鹿呢？李善长归依朱元璋，固然有他对朱元璋的观察和对天下群雄的分析，但也有赌博的成分。最大也是最险的一次赌博，是他刚到朱元璋军中，据《明史•；李善长传》记载：“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此次谢绝朱元璋顶头上司郭子兴的橄榄枝，说明他看出了子兴不能成大事，冒了一把险，这种坚决的态度当然让朱元璋很是感动。果然不久郭子兴亡故，几个儿子也先后阵亡，郭子兴和小张夫人所生的宝贝女儿，也成了朱元璋的妃子。
在诸文臣中，李善长从龙最早，因此他的前程和主公捆绑得最紧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已经打败了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站稳了脚跟，李善长率领群臣劝进，朱元璋没有同意，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善长再次劝进，朱元璋终于不客气了，进位九五，李善长自然是开国第一文臣。事实这个人也有萧何之才，李善长当年主动追随朱元璋得到了回报，晋封为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位为韩国公，子孙世袭，颁发免死铁券。
和李善长的主动积极相比，刘基和宋濂观望了许久，而且摆足了架子。朱元璋攻占了金华后，听说隐居在家的刘基、宋濂的大名，史载“以币聘。基未应，总制孙炎再致书固邀之，基始出”。如果说李善长是稳定后方的萧何，刘基就是足智多谋的张良，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始终比李善长更为清醒。《明史》说李善长“习法家言”，而刘基则是个谦谦儒生，还受一些黄老术的影响。更近于法家的李善长，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可以主动去拜谒朱元璋，毛遂自荐。但这类功名性太强的法家知进不知退，难有好下场，商鞅、李斯都是如此。
刘基初次拒绝朱元璋的聘任，是中国传统策士一种自涨身价的公关方式，就如躲在战火纷飞的南阳等着被请出山的诸葛亮，一定要摆出“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姿态，让刘备三顾茅庐。刘基看起来没有李善长那样积极主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和宋濂都是元朝的进士，都当过元朝的官员，后看出了元朝气数已尽，和宋濂回乡隐居。
但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永远只是一种暂时休整，当策士、建功名才是他们永远的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冒出来的。只是李善长是一介布衣，就如当时在上蔡的李斯一样，是厕中的老鼠，为了跑进谷仓中，没有资格矜持，因此主动将热脸贴过去，和主公共命运。而刘基当过前朝的官，更能看清楚新旧权贵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只是在历史的潮流下，不得不弃旧从新。因此，他对新主公，能在心理上冷静地保持距离，最后功成身退，告老还乡。
李善长是儒表法里，《明史•；李善长传》说他，“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嫉妒刻薄）。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善长权，即按其罪奏黜之。与中丞刘基争法而■（侮辱之意）。基不自安，请告归”。而刘基比李善长气度恢宏得多，太祖因事责备丞相李善长，刘基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连朱元璋对刘基这番话都感到惊讶，说李善长几次要害你，你怎么还给他说话？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代替李善长为相，刘基力辞。
刘基此举固然是他知进退，善保身的表现，也是由于他对帝王清醒的认识。天威难测，对帝王来说，赏罚恩怨只是一种帝王术，帝王没有真正的恩与恨，一切都为了统治的需要。赏一个人未必是好事，罚自己的政敌，对自己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胜利。刘基能参透这些，而李善长不能，最后自取其祸，以七十七岁高龄被灭族，“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他那个驸马儿子和公主生的两个孙儿，身上有朱元璋自己的DNA，得以赦免。
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显然是欲加之罪。李善长的侄子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女婿，善长曾经请求免除自己的亲戚丁斌的罪过，而丁斌曾经在胡惟庸家供职过。大案总是从大官身边的人打开缺口，朱元璋亲自审理丁斌，丁斌招供李存义和老丈人胡惟庸一起谋反。大明办案有种著名的“瓜蔓抄”，皇帝醉翁之意不在小小的丁斌和死老虎李存义，而在大臣李善长，最后如愿以偿地把第一从龙文臣李善长牵连进去了。
善长被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的行动。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说了公道话。王国用说，李善长和陛下“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是人臣中的顶峰，而要图谋不轨造反，成败尚未可知。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大谬不然，一个人爱自己的儿子肯定甚于爱自己的侄子，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天的富贵更加进一步？而且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能侥幸夺取的吗？
太祖看完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这个大胆的郎中，大概说得他哑口无言。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有关，“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正是他的死因，不知道他被杀时，和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的心态是否一样？
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廉作为一代文宗，只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漏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侦查，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 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这样受到皇帝的关注，这样的策士富贵以后又何如？宋濂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勾连入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住在家里，未必知道此事。如此，皇后救了他一命，但宋濂仍然是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四川夔州。
杨度这位旷代逸才，之所以那样积极地筹安，把袁世凯推上帝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策士梦，想做最先从龙的文臣，最后身败名裂。我们设想一下，即使袁世凯复辟帝制成功了，杨度这位有功策士，就能顺顺当当拜相，或得享天年？朱元璋刚当皇帝时，论功行赏，封国公者六人，其中“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这够皇恩浩荡的吧。在策士生长的土壤依然丰饶时，自古都没有几个策士有好下场，何况时势异也，帝制已成了国人共同抛弃的罪恶之渊薮，杨度这类策士还做着残梦，岂非刻舟求剑？
文人，固然做不了英雄，可做策士，风险也是很大的。
两位袁大人的难题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大明朝发生一件很有戏剧性的小事，一位机灵的官员从嗜血好杀的朱元璋刀下苟全了一条性命。
《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丙申，录囚。上命御史袁凯送皇太子复讯，多有矜减。凯还报，上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曰：‘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上以凯老滑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免告归。”这件事在《明史》中亦有记载。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更引用了一些野史，将袁凯侥幸活命写得很有趣。说袁凯装疯，朱元璋认为疯子不怕痛，让人用锥子刺他的皮肤，袁凯强忍着不喊痛。回家后用铁链锁住自己的脖子，疯言疯语。卸官回家后，朱元璋还派使者去他家乡看他究竟真疯还是假疯，袁凯事先得到消息，将砂糖和黑炒面搅拌，做成狗屎状，摆在篱笆旁边，使者来了后，袁凯蓬头垢面地在篱笆旁边捧着一堆堆假狗屎大吃。使者回去复命：这连狗屎都吃的人，真的是疯了。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是大儒宋濂教出来的，和他那位阴险狠毒、严酷无情的父亲正相反，他宽厚仁慈（开国皇帝刚猛，第二代则仁和，中国帝制时代这样的例子很多）。父亲搞严刑峻法，儿子就想办法宽赦罪犯。在自己还没登基前，这样做显然是有悖于父皇的既定方针政策的。可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儿子，不能把他怎样，便问和儿子一起去办事的大臣。
事隔六百多年，我佩服袁凯的机智之余，更同情他，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了。一个是一言决人生死的当朝皇帝，一个是日后要登基的皇储（朱标后来死在他父亲前面，没能当皇帝，这是当时袁凯等大臣很难想到的）。要评判谁是谁非，换了你我生活在当时，敢吗？两面讨好、谁也不得罪恐怕是在那种专制时代，为人臣者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这样都差点掉了脑袋，你叫这做大臣的怎么活呀。
袁凯装疯骗过了老皇帝，我有点不太相信。《水浒传》中刺配江州的宋江题写反诗，事发后装疯到屎堆里打滚，可连在闲通判黄文炳都骗不了，这把戏哪能骗过出身底层、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朱元璋。大概是朱元璋放了袁凯一马。我认为袁凯能躲过屠刀，一是朱元璋和朱标虽然性格迥异，但有父子之情，朱元璋对这个儿子寄以厚望，两人没有大的权力之争，无非是办事风格不同而已，因此没必要殃及池鱼；其二，袁凯既不是傅友德、廖永忠这样有开国之功或掌握皇帝见不得人秘密的宿将，也不是宋濂、高启这样名闻宇内的文人领袖，对皇帝的权威威胁不是太大。
朱元璋父子之间没有根本矛盾，袁凯当“骑墙派”尚可活命。五百年后，他的一个同宗面临了同样的难题，因为争执的不是办事严格或仁厚这样的小事，而是大权归谁的重大问题。这个人便是比袁凯名字多一字的大枭雄袁世凯。戊戌变法时，“帝党”、“后党”的权力之争已不可调和，拥戴光绪皇帝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决定先下手为强，围攻慈禧居住的颐和园，用逼宫的方式让老佛爷交权。可这些书生手里没兵，便打起了掌握北洋六镇精锐之师袁世凯的主意，谭嗣同深夜访袁，让袁世凯做出决断。这可是你死我活的勾当，不是几句双方都不得罪的话就能打发的。在光绪和慈禧之间，老袁必须做出选择，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稍有差错可不是装疯卖傻能避祸的，弄不好就会掉脑袋甚至殃及家人。经过权衡，袁世凯终于选择倒向老佛爷，便有了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夭折的结局。
袁世凯是否真的告密，至今历史学家还聚讼不已，但百年来民间舆论倾向于是老袁告的密。今天我们做事后诸葛亮，替袁世凯出出主意，当时他不告密，把宝押在光绪身上如何？成了他不会是首功大臣，光绪大半会认为功劳首先是出主意搞部署的帝王师康南海，其次是冒死做说客的谭嗣同，而且向母后逼宫，光绪是要背“不孝”罪名的，没准老袁成了明代在朱元璋授意下害死小明王的廖永忠，事成之后被皇帝找个理由灭了口。而且政变的风险也极大，慈禧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荣禄等一帮能臣干将早就对这些光绪身边的“愤青”以及带兵的袁世凯有了提防，很有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投靠经营朝廷多年、亲信遍布各衙门的慈禧，保险系数大多了。这神仙打架，很容易殃及旁边的小鬼。
当然，袁世凯选择投靠慈禧是躲过了初一，可留下了躲不过十五的祸患，有一天老佛爷死了，光绪大权在握，他肯定要掉脑袋。可是与其马上招灭门之灾，不如多活一天是一天，多活一年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便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没准会有变数。果然，老袁押对了，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光绪和慈禧几乎同一天死去，老袁躲过了一劫。尽管摄政王载沣也有杀袁之意，可是毕竟不如光绪等人对老袁恨得咬牙切齿，袁世凯便效法明代的同宗，不是装疯而是装病、作秀，躲到河南安阳装成一个不问世事的洹上渔翁。最后武昌之变后，出来收拾残局，搞“两头敲”的买卖，在皇室和革命党中讨价还价，当了大总统，还过了一把八十三天的皇帝瘾。
其实，在那样的时代，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多多少少学会两位袁大人那样走钢丝的本领，否则会死得很惨。
莫问帝王家务事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家务事不是真的难断，而是没必要去断，断了也没多大的意义。自古疏不间亲，人家夫妻、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你去给评个是非曲直，当时可能有一方觉得你这人说得在理。可胜负一分，两造过两天又和好如初，就会说你这人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所以说夫妻闹矛盾别人是劝和不劝离，亲人之间的争端，第三者最好的态度是和稀泥，尽量不要去管那些家务事。
管一般人的家务事，也就顶多是卖力不讨好而已，可是要是去管天下第一家——帝王的家务事呢？那可不仅仅是被人埋怨、责备，还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帝王的家务事可不是争夺老父亲传下的那两亩地、三间瓦房，而是金銮殿上那把龙椅，谁做君谁做臣，差别可大了去了。
明代有两个傻鸟，就是因为爱管帝王的家事，遭了无妄之灾，丢了性命。
这两个傻鸟便是叶伯巨和解缙。说他们傻，可能有人会持异议，这两人可是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的才子，可大才子在关键时刻因自作聪明，便犯了傻。
叶伯巨是浙江宁海人，大老远跑到山西的平遥县做训导，大约就是个县教育局局长的小官。在这个位置上你好好地管好学校，收点家长、教师的孝敬不就得了吗？离南京城里的朝廷十万八千里之远，可这哥们生就一颗红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生怕朱家的国祚不能长远。朱元璋登上九五之尊后，把儿子们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尤其是老二、老三、老四这几个年富力强的儿子被封为秦王、晋王、燕王，手握重兵驻守北疆，称塞王。对诸侯王的坐大，这个叶训导忧心忡忡。
洪武九年（1376年），皇帝下诏天下，征求直言上谏。这皇帝主动要求纳谏，大多是做一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秀，显示自己虚怀若谷，是不能当真的。这老叶却拿着个棒槌当真了，上了一道听起来很不顺耳的书。
叶伯巨一开头就直戳朱元璋的心窝：“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然后细细分析：而今皇帝裂土分封诸王，大概是鉴于宋、元皇室孤立，宗室不能援助的弊端。然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诸侯国，无不是几十个城邑相连，城郭宫室，仅次于天子的都城。皇帝又允许他们拥有强盛的甲兵卫士。臣担心数代之后，尾大不掉，那时候再削其地夺其权，诸王必心生怨恨，严重的还会趁机而起，再去防范就来不及了。有人说，诸侯王都是天子的骨肉，尽管分封的地域广阔、订立的法律繁琐，但他们岂能和朝廷抗衡呢？然而，难道没有看到汉、晋两代之事吗？孝景帝，是汉高祖的孙子，而七国的诸侯王，也都是景帝同祖父的兄弟子孙，可一旦削他们的封地，则立即举兵西向长安。晋朝的诸王，也都是武帝的子孙，可没过几代，就互相攻伐，酿成了刘渊、石勒之患。
本是一番忠君爱国的好意，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这皇帝家务事，能让你随随便便议论的？朱元璋读完大怒，骂道：“这小子想离间我父子的骨肉之情，快给我捉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被押到京城后，皇帝的怒气稍稍平息了，没有立即要他的命，可他最后病死在大牢里。
有关解缙才思敏捷的故事，至今还有许多故事流传于民间。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对联就是他和一人斗智随口吟出的。可这解大才子，还真是个头重脚轻根底浅的书生，好发议论，瞎给皇家事务出主意，最后不得善终。他为官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年轻时因为洪武帝大兴文字狱，上了一道语气讽谏折子，话说得很重。皇帝看了，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没有惩罚他，反而大呼：才子，才子。以朱元璋的脾气，他留下一条命不能不说是侥幸，大概因为当时解才子年纪不大，有股初生牛犊的锐气，皇帝不计较他罢了。可这次惊吓后他没有长记性。永乐帝夺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后，自己的三个儿子又开始争夺继承权了。
大儿子朱高炽并不得父皇的欢心，而二儿子朱高煦在老爸和堂哥争江山的战争中，冲锋陷阵，劳苦功高。朱棣一次探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接着又补了一句：“好圣孙。”因为老大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聪慧好学，很得祖父母的宠爱。解缙这句话提醒皇帝：不但要考虑下一代接班人的问题，还要更长远地考虑第三代接班人的问题。因此朱棣主意方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如此说解缙是立储君的大功臣。可功与过，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涉足储君争夺这个天下第一名利圈中，一招不慎就招杀身之祸。朱棣立储后，还是不喜欢高炽，对老二高煦则恩宠有加。解缙头脑发昏，去劝说皇帝不能对二儿子比对太子更好，这样有悖于礼法。大概是以为皇帝立储听了自己的建议，得意忘形了。朱棣又和他老爸一样，指责解缙离间皇家父子。此时还是给他留下一条性命，毕竟解缙名满天下。一次朱棣北伐，留下太子在京城中监国，解缙去和太子套近乎。背着还活着的皇帝去主动讨好储君，这是帝制时代的大忌，分明是不把今上放在眼里，去给自己的将来找退路呀。恨死了解缙的二皇子朱高煦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在父亲面前告了一本。皇帝本来就在找合适的借口，来结果这个对自己家务事了解得太多的才子，便让锦衣卫将解缙抓到狱中，严刑拷打，最后埋在雪堆里冻死。
解缙在皇帝咨询立皇储的意见时，投机了一把，站在老大那一边，提醒皇帝老大有一个很好的长孙——即后来在位十年，使明朝达到空前繁荣的宣宗。此时必须见好就收，那句话一说出来，就已经给了皇长子最大的帮助，也彻底把二皇子得罪够了，埋下了奇功之因缘的同时，也隐藏了莫大的祸根，因为争皇位的两造，哪一个都有能力要他的命。这时候再在朝廷呆下去，只会有过不会有功。如果当时他想个办法辞官回家，闭上那鸟嘴。有朝一日龙驭宾天，太子继位后，还愁自己不被重用吗？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事后诸葛亮，在官场上玩得正来劲时，让他主动放弃，何其难也。
以明成祖的性格，我估计解缙被杀还有一种可能，老皇帝早就想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关键时刻提出重大建议的臣子。因为如果他在位时不杀解缙，老实得像个田舍翁的太子即位后，解缙难保不恃拥戴之功而自傲或揽权，而新皇帝又难以驾驭，这个麻烦不如自己亲手解决。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帝王的思维和正常人大大不同。
这叶伯巨比解缙更不识时务，人家解缙好歹是皇帝身旁的近臣，有时不得不表态，你一个芝麻官，凑哪门子热闹？你提醒皇帝要记取“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自己怎么就忘了晁错的下场呢？
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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