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 作者刘德贵-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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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珪道：“既然如此，你们可以举荐忠心事国，才高志雅之士。”　
　　张惠言道：“应当进内治官府、外治疆场之人。”　
　　洪亮吉道：“各位老师现在都是朝中重臣。学生以为若不继续置换——大幅度的置换官吏，不根本改换官吏队伍，整顿吏治则是一句空话，以上的意思，老师何不奏明皇上？”　
　　揭出胡齐崙的同时，代理四川总督魁伦奏称四川军营人员营私牟利，交结应酬，串通一气，使兵了粮饷不能及时发给。嘉庆帝看奏后遂谕曰：“湖北支用军需为数尚少，已有如此严重弊端，胡齐崙竟挪用几万两，其余任意开销不明；四川军需比湖北多好几倍，副都统福宁系四川总办粮务大员，过去曾送贿和�｜，其挪用贪污侵蚀，必更甚于胡齐崙，着即将福宁解任质审，第一紧要之事，系审讯经略大臣勒保，其次即严查福宁经手饷银。”　
　　福宁接旨被罢官后，心想：“我不能落个胡齐崙式的下场：自己被毙了，那些大员仍然逍遥自在。何况看皇上的心理，牵涉的人数越多，牵涉到的人物越大，特别是牵涉到的满州官员越多越大，皇上就不会怎么处理了。不仅胡齐崙一案只绞杀胡齐崙结束，而且两淮盐政征瑞所贪之数是胡齐崙的十倍也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惩治，只是削官训戒，以后还有复用的可能——他是满州官员，现在我首先把勒保给扯出来，看皇上如何处置。”　
　　于是福宁向皇上奏曰：“勒保军月饷十二万两，比他路军饷多，但所剿灭贼匪却有增无减，这都是勒保疏于剿贼的结果。”　
　　这一招果然很灵。嘉庆帝接到福宁的奏折后踌躇起来，他想，胡齐崙一案已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带兵大员，我只绞杀了胡齐崙，其余人等从宽处理。为此，从军机大臣王杰到一些詹事。对此都意见很大，更有的上奏指责朕：为什么连明亮、德楞泰等人的名字提也不提。如今，四川军需的案子审理下去，看来会涉及到更多的人，若这样一路揭下去，打下去，军队岂不是换个底朝天？一时到哪里能找到这么多的领兵将帅及地方大员？不如对他们示以宽育，使他们倍加感奋，歼贼立功；若能知错立功，就予以奖励，若仍有贻误战机、费靡军需者，严惩不贷。　
　　嘉庆帝于是诏令魁伦到达州视察军事，印证福宁所奏勒保事是否属实。　
　　魁伦接到谕旨后，觉得皇上对此案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的感觉，这个诏书和上次的谕令比较起来，措辞温和多了。看来皇上对此事欲示以宽宥。魁伦又联想到胡齐崙的军需案，明亮、德楞泰等人提都没提，其余涉及的人也都宽大处理，如今这个四川的案子，是我揭出的，皇上若仍像胡崙案那样处理，带兵大员如勒保、宜绵等人岂不笑话我？我不如现在卖个人情算了。　
　　正当魁伦这样想的时候，勒保前往魁伦处，笑嘻嘻地说道：“你我同在四川多年，彼此最为熟悉，结为知己，互相应帮助才是，提携才是，万万不可互相拆台。”　
　　魁伦新官上任，原为勒保手下，自己的屁股上也有屎，哪能不知道勒保的意思？于是说道：“经略放心，我一定据实秉报朝廷。”　
　　魁伦奏报皇上谥：“教匪贼数实际上是大大减少，只不过他们大股分成小股，贼名反多，福宁处理军需多含混不清，但其自己并无什么贪黩事迹。”　

　　
　　

　02



　　嘉庆帝看了魁伦的奏报，查不出勒保什么实据，福宁也没有大问题，便不再纠缠经济问题。检索一下福宁的过去，见福宁曾虐杀投降的教匪五百余人，便以此为借口，把福宁解职。　
　　四川军队贪黩案，不了了之。　
　　但是，军队必须有所改观、贪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此，嘉庆帝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那彦成前往四川，督理军务。　
　　那彦成，字绎堂，章佳氏，大学士阿桂的孙子，向以鲠直著称。到了四川后，他发现军旅腐败、将惰兵疲；更为严重的是兵士们衣衫槛楼，形同乞丐，爬山行军，竟然没有鞋子而以牛皮裹足。那彦成震惊之余，便拿出钦差大臣的威风，毫不留情地杀了几个将弁，并表示，要坚决铲除军中的腐败，有再敢贻误军机者，将弁以下，军法从事。军队为之一震，将弁变得规矩起来。　
　　那彦成的做法被一些将官奏报到皇上那里，并添油加醋地渲染那彦成在军中的骄横。嘉庆帝即刻传谕那彦成：整饬军纪，务必慎重不可草率，并责难道：“经略大臣勒保从来也没有先斩后奏之事，何况你钦差大臣？朕没给你这个权力。如果真的查出有贻误军机者，无论在战事或军需上，即使是游击员弁，都应候旨遵行，哪能独自擅专！”　
　　嘉庆帝的谕令，弄得那彦成在军队中反而灰溜溜地，勒保屡在其面前道：“虽为功勋之后，又为皇上钦差，但遇事也要冷静，不可草率乃至擅专，想怎样便怎样。”　
　　那彦成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嘉庆帝也并没有再斥责他，反而说，在适当的时候，仍让他军中督军。　
　　嘉庆帝治军如此宽仁不讲原则，致使军队又陷入以往的疲软无力的状态。自正月到六月只有额勒登保一军斩了冷天禄，德楞泰一军与徐天德相持，追入郧阳。明亮一军，只是徒劳地奔走在陕西境内，并没有胜仗。勒保虽有所顾忌，不敢全行欺诈，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终究是见敌生畏，多方诿饰。　
　　嘉庆帝处理军队是如此手软，治理地方更显出其治贪过于宽仁。　
　　代理副都统富森布奏道：“请将河州、甘肃、台湾、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贻误官员，无论大小，全行抄没；又京城官员兵丁生计桔据贫穷，一天比一天穷得厉害，商民糊口无资，恐怕起盗贼之端。”　
　　嘉庆帝览奏大怒，道：“富森布既不据实列举，捕风捉影，又捏造耸人之言，随口妄谈，着即革职留任，严加约束。”　
　　首席军机王杰奏曰：“富森布的确语无他次，但现在陛下正求言之时，虽其言过其实，臣以为似应从轻发落。”　
　　嘉庆帝对待富布森却不像对待那些贪黩大吏及将帅那样客气，并不准王杰所奏，再不讲什么宽宥。　
　　直隶总督胡季堂奏道：“自乾隆三十二年以后，一直未清的亏欠银款竟然已达到一百四十四万两，历任各官对这笔银两皆有染指，有一百三十九人之多，臣以为，应把这些官员全部捉拿，集中于省城，勒令他们赔偿。”　
　　嘉庆帝谕示道：“凡在任期间亏欠的官员，库收应得银数与实际库存数不符合者，所欠款项，分别年限追补交定；若限期内补清，准其开复官职，否则分别情况给予处分。”　
　　嘉庆帝的这个诏谕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贯彻，因为地方官员亏欠的面太广。　
　　新任湖北布政使孙玉庭奏道：“应盘查湖北全省仓库究竟亏欠了多少银子和粮食。应将那些亏欠数在一万两银子以内的，先行革职离任，调到省城，勒逼其在一定时间内交完欠款。在一万两银子以上的，立即参劾撤职，把其逮捕，追还欠款。”　
　　孙玉庭的这个建议是在吸取了富森布和胡李堂的奏折被否决的教训后提出的。嘉庆帝览过后，怕波及面太大，谕示道：“此事不可宣露于众。”　
　　嘉庆帝反而包庇这些贪污犯起来！　
　　不久，山东新任巡抚奏折又递到御前：　
　　“山东各州县亏空银七十余万两，究其原因，有的是因出差的官员路过，地方除供奉他外，招待浪费极为严重；有的是因为驿站分口，经费不够；有的是因为前任官吏已故，交待难清；有的是因为应酬馈送，挪用捐垫。上司不能洁己，取给无度，下属效仿肥己，有恃无恐。臣以为皇上应规定期限，勒令欠国库银两者补交，对吏治须严加整肃。”　
　　嘉庆帝一看，心想，这陈大文刚上任时已劾奏撤掉了二十多个官员，现在若再为积欠之事处分各州县，亏空涉及那么多官员，如何解决？新的山东州县官员从何而来？于是答复巡抚陈大文曰：“此事须徐徐办理。”　
　　王杰看皇上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太过手软，恐后患无穷，于是不顾年近八十，耳聩目昏，又上书曰：　
　　“各省亏空之弊，起源于乾隆四十年以后，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官既甘其饵，明知而不能问，且受其技制，无可如何。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团于追呼，而莫之或卹，靡然成风，抬不为怪。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宽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辗转相蒙，年复一年，未知所底。臣以为治吏须从彻查亏空人手，如若不然，贻害无穷。”　
　　嘉庆帝有点惊心，老臣王杰所言，据实理明，他认识到，“亏空”问题关乎吏治民风，关乎国力强弱。可是如何做起呢？怎样做呢？　
　　嘉庆帝还要与朱珪、王杰等商讨如何清理亏空，几个奏折马上让他把此事搁起：萨彬图连连奏请皇上再查和�｜家产！　
　　萨彬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后典贵州乡试，改历翰詹；累迁内阁学士兼副都统。　
　　萨彬图先奏言：“和�｜家产甚多，绝不止查出的那些数目，一定在哪些方仍有埋藏、寄顿、侵蚀、娜移等项情弊。”　
　　皇上对其折没加理会。不久，萨彬图又奏道：“刑部审查时，司员等意存含混，内务府、步军统领衙门官员，有的意存袒护，请皇上密查。”　
　　皇上仍没有理会！　
　　萨彬图傻乎乎地可爱，他竟执拗地又上一本，道：“据奴才查访，和�｜有埋藏金银的大地窖，这个地窖就在和�｜宅中。奴才得到确凿证据，证明和�｜家的金银库都由其小妾卿怜及四个使女掌管。虽然卿怜已为和�｜殉情自尽，但四个婢女犹在，请皇上将她们交给奴才提审，奴才定能抄查出更多的金银财物。”　
　　此时，嘉庆帝对萨彬图再也不能不加理会，于是特派恰亲王永琅，尚书布彦达来等会同萨彬图提审和�｜的四位使女。再三刑讯，萨彬图一无所得。　
　　嘉庆帝恼怒异常，发谕训斥萨彬图道：　
　　“萨彬图真乃无识之徒，斤斤计较和�｜财产，不但不知政体，实在也不体谅朕的本意。和�｜一案早已结束，军机大臣朱珪等也从来没有在朕面前提及和�｜家产有隐寄之事，尔有何证据提及？朕确实要怀疑萨彬图的居心何在！难道怀疑朕贪污了和�｜的家产？真正无知妄谈，卑鄙不堪！着交部将萨彬图严加议处。今后所有大小臣工，不得以和�｜家资之事妄行渎奏，不要两眼死盯和�｜家产不放！”　
　　萨彬图本欲讨好皇上，却被革职罢官，和�｜家产的多少及去路，难道能让人乱加提起吗！　
　　但是，更让嘉庆帝恼火的还不是追查和�｜家产的去向，而是法式善的一篇奏言。　
　　嘉庆刚一亲政，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法式善又见皇上重用一批贤臣，处理一批贪官污吏，革除文字狱，整顿军机处，疏通言道，禁止王公大臣督抚等呈进宝物，核减关税，并亲自微服巡查京城中的饭店旅馆，平息大吃大喝纵情声色的颓靡之风，一桩桩一件件。法式善认为，皇上是要彻底革除弊政，于是便向皇上奏言，大谈起“维新”，并提出：“诏有宜恪遵守，军务宜有未摄，督抚处分宜严，旗人无业者应调剂，忠谠宜简拔，博学鸿词科宜举行。”嘉庆帝看到其有关“维新”的主张非常嫌恶，心想：这些人是不是在让我与皇考唱对台戏？这些“维新”的主张不明明对朕的权力有很大损害吗？于是皇上下诏表明心迹道：　
　　“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卒循旧章，唯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　
　　更让嘉庆帝烦恼的是法式善的这样两条建议：“请派亲王一员授为大将军，节制诸军；另外，口外西北一带，地广田肥，让八旗闲散户了自愿前往耕种，开垦生产，减轻国家负担。”　

　　
　　

　03



　　永瑆在军机处已使嘉庆帝很不放心，若照法式善的说法，再给亲王以军权，我这皇帝手里还有什么？随乾隆听政的经验告诉他：君王一定要集权，决不能让大臣把权力揽去。若让一亲王在军机处，让一亲王做大将军，这不是动摇了皇上集权的基础吗？嘉庆帝对法式善的建议怒斥道：　
　　“国初可使王公领兵，太平之时，自不宜用。因为若用亲王统兵，有功劳再也加封不上去。倘若犯罪，根据国法议处。则伤天满一脉深恩；照顾皇亲，则废朝廷之法规。法式善眼见亲王在军机处行走，便揣摩迎合，完全不顾国家政体，岂不是趋向风气乎？”　
　　对京师旗人屯田塞外的建议，嘉庆帝怒斥道：“如果所奏请的事情成为现实，京城岂不成了一座空城！更是荒谬到了极点。”　
　　之后，嘉庆帝指责法式善声名狼藉，赃私累累，降其职务为编修。　
　　恰在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也提出清查考核各省陋规，整顿前朝留下的许多弊政的建议，指出应明定科条，规范朝廷、地方及军队大员的行为，废除前朝留下的一些坏习惯及政体。　
　　面对尹壮图的奏言，嘉庆帝声明道：“前朝之遗风及政体等怎能全行革除？尹壮图的建议不合政体，实在昏庸。”　
　　遭到申斥之后，这位名震两朝的直言争谏之士仰天叹曰：“曹锡宝幸未活到今日，不然，则蒙羞二次矣。”不久又被革职回籍。　
　　面对一篇篇的奏言，嘉庆帝显得不耐烦了，这些奏言，渐渐地都把矛头指向皇考，实在有损大清的威严和体面。虽然在父皇手下顒琰胆战心惊，如幄幕上的燕巢，但他一生最崇拜的还是父皇。如今，嘉庆帝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诵读《高宗实录》，不得有任何人打扰，诵读一个时辰后，才上朝听政，从不改变这种习惯。到现在，父皇的一些事动辄就被提起并受到责备乃至攻击，他如何能受得了，于是便下诏曰：　
　　“近来言事诸臣，往往不为国计民生，揆厥本衷，大约不出乎名利两途。其沽名者，如议增俸、赏兵等事，若蒙允准，于以市惠于人；不准，则归怨于上，似此居心，其巧作尚可问乎！其牟利者，则请修不急工程，图沾余润。况在宫言官，各有职守。近日并有现任封疆大臣，将他省之事越俎陈奏，或干预京师政务，是欲自见其长，而忘其出位之思。夫以总督统辖两三省，幅员辽阔，其任内应行整理及兴利除弊之事，不知凡几，即殚精竭虑，尚恐未能周到，何暇舍己因而耘人之田？嗣后内外大小臣工，若怀私见，不出为名为利者，断难逃朕洞察，不得不治以妄言之罪。今朕特降此旨，杜莠言正所以来谠论，并非欲诸臣安于缄然，切勿错会朕求正言之意。”　
　　何为正言？朝野大小臣工都明白：皇帝喜欢的即正，皇帝不喜欢的即不正。亲政时的求“直言”而今成了求“正言”，言路又复回往日。　
　　那么，还会有人向皇帝直言吗？　
　　虽然白莲教匪尚在猖撅，但朝野一片稳定，嘉庆帝竟在丧服期间，选起秀女来。暮春选看八旗秀女，而今八月间则选看包衣三旗女子。刑部郎中达冲阿的女儿没有送到宫中让皇上选看，就把她许配给了人家，嘉庆帝知道以后大为震怒，申斥达冲阿目无皇上，并通行晓谕八旗及包衣三旗，在宫中选美之后，才准许婚配。　
　　果然没人指责嘉庆帝。然而真的就无人直谏了吗？　
　　面对嘉庆帝的所作所为，洪亮吉痛心疾首。他经常与法式善等人在一起畅谈国事，慷慨激昂，认为国家富强的出路就在于革新弊政，可是皇上现在却踏步不前甚至反对维新了，这怎能不让志士仁人痛心。洪亮吉在诗中写道：“幸多同志友，肝胆索郁勃，纵谈当世事，喜罢或呜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溢于言表。　
　　洪亮吉和他的同仁们看到，朝中的高官，地方的大吏，乃至州官县吏，只是贪恋官禄，贪图钱财，哪个为国分扰为民着想？洪亮吉更多一层烦恼，他的老师，他过去崇拜的偶像，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禄，也是装聋作哑，明哲保身。　
　　洪亮吉想：我何去何从？只要我不吭不响，我就必然官运亨通，我刚到北京连升二级就是明证。那么我洪亮吉也是贪图富贵的人了？可是，如果我向皇上进言，我面对的是整个腐败的社会呀，面对的是已经倒退了的皇上呀！何况虽然有些人也指责贪官污吏祸国殃民，但是如果你奋臂疾呼，挺身战斗，他们就会龟缩起来，甚至还要反过来讥笑你，说你逞能。如今那些腐朽的官僚们已经麻木，国人士子也都趋吉避凶，我若有所直言，必定会落得可悲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他们一定骂我是傻瓜蛋，憨蛋，疯子，狂徒。　
　　我还是回归故里，过悠闲自在的生活吧。于是他决定九月二日叩送高宗纯皇帝梓宫后即收拾行囊，回归故里。　
　　可是，乞假获准后，一个月中洪亮吉都寝食不安，特别是听到川陕官吏偶言营情弊时，感叹焦劳，有时竟至彻夜不眠。最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以为自己曾蒙二朝圣上恩遇，不当知而不言，他写了一首小诗名《自励》道：　

　　宁作不才水，　
　　不愿为桔槔。　
　　桔槔亦何辜，　
　　俯仰随汝曹。　
　　校枒适当时，　
　　旋转如风涛。　
　　高原多低枝，　
　　感汝汲引劳。　
　　一朝时两行，　
　　弃置眼蓬蒿。　
　　宁作无知禽，　
　　不愿为反舌。　
　　众鸟皆啁啾，　
　　反舌声不出。　
　　岂繁果无声，　
　　无乃事容悦。　
　　依依檐宇下，　
　　饮啄安且吉。　
　　何忍视蜀鹃，　
　　啼完口流血。　

　　八月二十三日，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灵魂的煎熬，他终于作出决定，要向皇上直谏，他不愿做檐下的小雀。这一天，他写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及言时政启》，手抄三份：一份交于恩师朱珪，一份交于恩师刘权之，加一份则交于多年诗友成亲王永瑆。这封直陈时政的长篇大论后人称为《千言书》，全文如下：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这，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朱文瑞、张文和、孙文定等，皆织织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硃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团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今一则处事大缓。自乾隆五十五年以后，权私蒙蔽，事事不得其平者，不知凡几矣。千百中无有一二能上达者，即能上达，未必即能见之施行也。如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骄戮洋盗，某漏网安居，皆内署总督苏凌阿昏聩糊涂，贪赃枉法，举世知其冤，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皆此一事酿成。况苏次阿权相私人，朝廷必无所顾惜，而至今尚拥巨资，厚自颐养。江南查办此案，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尧舜之王，亦必询四岳，询群牧，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必博收众采，庶无失事。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必询问人才，询问利弊，所言可采则存档册以记之；偿所举非人，所言非实，则治其失言之罪。然寄耳目于左右近习不可也，询人之功德，于其党类亦不可也。盖人材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夫此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造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险夷，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可不得也。　
　　至于利弊之不讲，又非一日。在内，部院之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支治则所急也，保本任而已。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堇者以为生事，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呼？　
　　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夫邪教之起，由于激变。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罪不容逭矣，幸有一众口交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