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细节看清朝(精编)-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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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十分明智；然而太平军所面临的形势却几乎是自己孤军奋战，虽然北方有捻军等起义友军，但是都不成气候，对清廷的牵制力并不是很大，清廷能够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太平军。这样一来，究竟能不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也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太平军中洪秀全是教主、精神领袖，而实际主理军政大事的是杨秀清。从杨秀清最终的选择来看，他选择的策略是：留守南京，派北伐军进攻北京，又派西征军开拓疆土，建立根据地。后人对此多有诟病，认为孤军北伐是军事上的冒险和赌博，留守南京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并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

　　北伐的决定应该说是没有错的，关键是杨秀清把北伐的目的给定位错了。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北伐从总的战略上来说是采取一个对清廷以攻为守的态势，威胁北京而不真的一定要攻打北京，然后北伐军争取在豫、皖一带站住脚，建立根据地，逐步向陕、晋、冀、鲁发展，则完全可以起到牵制清军力量的作用，为江南主要根据地的开拓争取时间和空间，还可以和天京方面互为犄角之势，相互呼应。以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的军事才能，如果能辅以善于开辟根据地，做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的文臣，上述想法并非没有可能。




战略抉择（2）




　　然而实际上杨秀清却把北伐真正当成了一次赌博，如果北伐军能打下北京，就赌赢了这一把；万一不行，就得遭遇孤军深入、弹尽粮绝的后果。北伐军最后的结局的确如上分析，攻打北京的想法没有实现，陷入了清军的重重包围，最后战至最后一人，悲壮惨烈；而其军事上的意义也在于为巩固天京的政权赢得了喘息之机，为西征牵制了清军力量，而不在于对北京造成了多大的具体伤害。所以说杨秀清如果说在北伐问题上出错，那也是北伐目的定位之错，而不是北伐本身错了。

　　林凤祥和李开芳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林凤祥尤其是条硬汉，被俘后押往北京凌迟处死，林凤祥受刑之时“刀锋所及之处目光直视之，至死未发一声”。这样的猛将却在军事冒险中丧命，真是可惜。再说说定都问题。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西征获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长江流域根据地，同时天京城内的政权建设也蒸蒸日上，太平军其实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能在此时继续巩固政权，积蓄力量，然后乘胜追击，夺取浙、闽、湘、粤等地，牢牢占据半壁河山，与清廷划江而治，凭借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苦心经营之后夺取全国胜利也是大有希望。但是此时太平军作风出现问题，高级领导人生活腐化、争权夺势，最终酿成天京事变，在内斗中大伤元气，并就此失去了夺取江南诸省划江而治的能力，这才一蹶不振。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说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确是事实，但是定都天京本身并不证明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而是随后的腐化和内斗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总体说来，虽然不排除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太平军定都南京，随后西征北伐的战略大方向上可以说是合理的。北伐虽然惨痛，损失了林凤祥、李开芳两员大将，但毕竟那只是一支偏师，没有伤及太平军的主力，而且也起到了牵制清军的作用。而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则是败于定都之后不思进取腐化堕落，随后又自相残杀祸起萧墙，以至于无法建立牢固的根据地。




祸起萧墙（1）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真是至理名言。

　　太平天国的悲剧就在于，大好局面，一夜之间，付于流水。而且还怨不得别人，都是自己葬送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的悲剧。

　　当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后，他和他的军队志得意满起来。于是军纪不整，民心大失，李自成本人也为了贪图美色而失去了招降吴三桂的机会。而且起义军内部互相猜忌，致使李岩被杀，军心涣散。正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李自成已经坐上了龙庭，最终还是被赶了下来。事隔二百余年后，同样是农民起义军的太平天国，却犯了和李自成一样的错误，甚至尤有过之。北京还没攻下，清朝还没灭亡，太平天国就开始了自我毁灭。

　　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奉命率军西征。西征历时三年，太平军连克安庆、庐州、武昌，与曾国藩新组建的湘军几次大战，打得曾国藩大败，曾国藩两次兵败自杀，均是被部属救起才免于一死，太平军占据了绝对上风；随后西征军又回师击破了老对手向荣所设的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向荣和曾国藩一样也兵败自杀，却无人相救。

　　至此，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人民争先归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曾国藩的湘军所到地方“无土人为之向道，无米盐可供买办”。三年西征的结果，太平军已取得了东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然而就在这时，在天京坐镇江山的天王和东王却生了事端。天王洪秀全是拜上帝教教主，是全军的精神领袖，但由于洪秀全本人精神气质和才能的限制，他自己不适合也没有能力对军政大事进行管理。

　　所以太平天国长期以来实行军师负责制，即天王洪秀全临朝不理政，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军师负责，上报天王即可。当初策划起义之时，洪秀全以天父耶和华为真神，耶稣为天兄，自己为天次子，冯云山为天父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韦昌辉为第五子，洪宣娇为第六女，洪宣娇丈夫萧朝贵为“天婿”，石达开为第七子。由此看来，冯云山的地位是仅次于洪秀全的，冯本人也是才能卓著，军师之位本该由他来做。不过后来杨秀清和萧朝贵分别获得了天父、天兄的代言权，地位就高过了冯云山，所以不仅永安封王之时杨、萧二人排在冯云山之前，军师一职也一直被杨秀清占据。

　　不过杨秀清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做军师执掌大权，带领太平军也是蒸蒸日上，发展很快。后来冯云山阵亡，其他人就更没资格和实力来动摇杨秀清的军师地位。一直到了定都天京，杨秀清都是太平天国的实际掌权者。然而定都天京之后，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逐步好转，原来被掩盖的洪、杨之间个人权威混乱颠倒的弊病终于开始逐渐显露：杨秀清一直执掌军国大权，但是在洪秀全面前他毕竟还是臣子，要跪拜天王，口中称臣，自己做出的决定还必须要求得洪秀全的允可才能得以实行，这对于杨秀清来说实在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尤其是在洪秀全躲进天王府享福，对外事不闻不问的时候，杨秀清又隐约看到了自己篡夺天王宝座的希望。积怨、权力欲和个人性情的独断专横加在一起，使得杨秀清走上了滥用天父代言权打压洪秀全和其他高层领导人的道路，洪秀全本人甚至被他以天父的名义打屁股教训了一顿，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还有主持朝政的重要人物与国侯陈承瑢、衙国侯黄玉崑等也都受到杨秀清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有长期带兵在外的豫王胡以晃得以幸免。

　　杨秀清的这种唯我独尊、横行霸道引起了其他所有领导人的忧虑和不满，而他仍不知悔改。1856年5月西征军回师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竟然假借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给他自己加上“万岁”称号，以取代从前的九千岁。洪秀全被逼无奈，只能答应。万岁名号之争成为了天京事变的序幕，从此开始，太平军各个高级领导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的相互猜忌甚至是屠杀。先是北王韦昌辉不满杨秀清跋扈，怂恿洪秀全除掉杨秀清，洪秀全没有答应。随后韦昌辉又和石达开密谋除掉杨秀清，并约定只杀杨本人及其兄弟三人，不过二人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分别被派往外地督师。




祸起萧墙（2）




　　紧接着1856年7月，当时被杨秀清引为心腹的佐天侯陈承瑢向洪秀全告密，说杨秀清要杀他而夺其位。洪秀全急下诏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归诛杨秀清。韦昌辉比石达开离天京近，先接诏，急急带兵返回天京，与秦日纲会合，在陈承瑢接应下，乘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杀了杨秀清。韦昌辉此人阴险狡诈，很有野心。他长期处于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夹缝之中，十分为难。于是他就不断地向洪秀全表示忠心，博取洪秀全的信任；同时对杨秀清谄媚奉承，暗地里密谋除掉杨。杨秀清被他蒙骗，暴行变本加厉。

　　在天京事变前一年多，就连曾国藩的情报机关都已经指出韦昌辉与杨秀清的门争，说韦昌辉与杨秀清相比，“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并预料出“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洪秀全下诏除杨秀清后，韦昌辉顿时感到机会到来，立刻提兵入天京。

　　除掉杨秀清后，为了能够独掌大权，他完全抛弃了当初和石达开的约定，不仅灭了杨秀清满门，还对杨秀清所属的军队也大加杀戮，最后屠杀范围又扩大到“文武大小男女”，前后共屠杀太平天国功臣两万多人，长江岸边尸积如山，江内血流成河。石达开听说天京事变，急忙从武昌赶回，当面质问韦昌辉。韦昌辉此时已经穷凶极恶，杀戒大开，又要杀掉石达开。石达开深夜缒城而走，到安庆起兵靖难，而全家已经死于韦昌辉之手。韦昌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天京惨无天日，太平天国中枢政权，已处于颠覆的边缘。人心尽失的韦昌辉及其党羽日暮途穷，在石达开兵至之前，就被天京军民诛灭。

　　天京事变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这场事变破坏了之前定都天京和西征胜利带来的大好局面，清军乘机收复失地，使得太平天国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内部元气大伤，很多功臣遭到屠杀，人才凋零；军事上太平天国由此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虽然以后也曾取得不少胜利，但是再也没能扭转整体的颓势。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巨大挫折，仍然没有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吸取教训，团结一致。就在天京事变后不久，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之间又产生了矛盾，最终导致石达开率精锐出走，太平天国又遭重创。

　　韦昌辉被诛后，洪秀全派人将其首级送往石达开营中，以安其心。十月，石达开回到天京，由于石达开抵制韦昌辉恐怖屠杀的正义举动，因此他受到天京军民的夹道欢迎。军民公推石达开为新任军师，总理朝政，并且给石达开上“义王”尊号。石达开辞掉尊号，开始主持军国大事。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他之行政才具如今是在试验中，我们只可静候成绩。我们也要静观今之后起的领袖们之军事才略与已死者如何比较。”当时事变刚平，人心思定，石达开才能出众，很快就扭转了天京事变带来的不利局面，1857年正月，在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桐城大捷，在溧水击败敌人进攻。

　　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帝奏报说：“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外国观察家所要静观的成绩，石达开转眼之间就证明给他们看了。不过洪秀全对此却心怀疑虑，他见石达开很得人心，生怕他也和杨秀清、韦昌辉一样要取自己而代之。

　　可能是杨秀清、韦昌辉之事给了洪秀全太多刺激，他已经不再信任这些跟随他多年的生死弟兄了。洪秀全开始用人唯亲，重用自己洪姓宗族，把自己的长兄洪仁发封为安王，次兄洪仁达封为福王，信任他们，给予他们实权。这种做法引起了太平天国所有军民的不满，仁发、仁达出令，没有人肯听，而石达开却令出法行，人人悦服。




祸起萧墙（3）




　　然而越是这样，洪秀全越是加重猜忌，和石达开的关系越来越僵，石达开惧祸，这年四月，从天京出走安庆。沿途石达开布告军民：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越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德），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石达开深得人心，这篇布告一出，众人纷纷追随，石达开一下子就带走太平军几十万精锐。太平天国于天京事变之后再遭重创，几乎到了灭亡的境地：清朝新建的江南大营乘此良机加紧反攻，六月攻陷江苏句容，进兵镇江。洪秀全撤去洪仁发、洪仁达王爵，并铸义王金印，及朝内大小官员联名求救禀送往安庆石达开处。

　　不料石达开不受义王印，不肯救，反而把大军带到江西。十一月镇江陷，十二月天京被围。曾国藩当时估计即有攻取之望。如果不是长江数省大旱，广大灾民加入，编组成新兵力，取得了浦口、三河两役大胜利，太平天国早已倾覆。而就在江西九江最危急的时候，石达开竟听从张遂谋之计，带领大军去取浙江，九江遂失陷，失去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江西，也就失去了保卫天京的第二道屏藩，曾国藩湘军进攻到最后一道屏藩的安庆，从此太平天国再也没收复江西，以致于最后灭亡。

　　李秀成在《天朝十误》指出：“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士带去。此误至大。”这是条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总结。而石达开所率领的太平军精锐，重新走上了当年流动作战的不利道路。先后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最后进入四川。石达开早在攻克南京之前有入川割据的想法，现在自己单独带兵，就一路辗转进入四川。只是此时他手下的军队由于连续作战、补给不足、连吃败仗，有的战死，有的被打散，有的又返回天京，已经所剩无几。

　　到了四川大渡河边的紫大地仅剩四万人，他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结果被清军和彝族土司武装围困于大渡河岸边，几番突围不能出，弹尽粮绝，无路可走。不得已石达开写信给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计划诈降。打算等自己的军队脱困之后，再重新起事。这本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惯用的手段，无奈清军非大明军可比，清军将计就计，接受了石达开的投降，却并没有给其军队脱困的机会，于大渡河边将剩余太平军将士聚而歼之，屠杀殆尽。石达开计谋不成，悔之晚矣。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后，在公堂上痛斥清朝暴虐无道，最后说：“南面称王十多年，杀妖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遂慷慨就义。

　　太平天国的内讧断送了他们自己的大好形势，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我们在惋惜的同时，也要进行思考：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为什么农民起义最后总是断送在自己内部所产生的灾难之中？作为一个自古就以农业为立身之本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里究竟有多少这种小富即安和窝里斗的特性？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我们还需要再做哪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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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撑危局和天京陷落（1）




　　经历了内乱沉重打击的太平天国，还坚持了七、八年之久，为什么？

　　因为有人才。

　　所以说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人才凋零。同样的道理，整个中国的落后也不是因为缺乏人才。那么究竟是为什么？

　　自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石达开出走之后，曾国藩的湘军曾一度围攻天京，几乎就要攻克。而此时的石达开仍然因为和洪秀全互相猜忌而不肯相救。此时出来力撑危局的是太平天国后期的著名将领…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正是由于这两人卓越的军事才能，太平天国才能在天京事变致使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又坚持了七、八年之久。天京事变起于1856年7月。西线，这年11月，武昌、汉阳就因为粮尽援绝被迫放弃，曾国藩湘军水陆师立即长驱直犯，兵临九江城下。东线，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于1857年6月，攻陷江苏句容，11月，攻陷镇江，12月，就进犯到了天京，把天京围得水泄不通。当时形势险恶，太平天国面临颠覆的危险。

　　当务之急是解救天京的围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攻为守，在西击败湘军；在东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8月，太平军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

　　10月，陈玉成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大破来犯的曾国藩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湘军绝大多数都是由湖南本地人组成，此战之后，湖南全省几乎家家戴孝，处处招魂。这两个有决定性的胜利，扭转了天京事变后濒临覆亡的形势，稳定了战局。1859年12月22日，清军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天京再被合围。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断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兵营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这一招围魏救赵，是太平军的拿手好戏，而此役运用得更是淋漓尽致，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是太平天国的“得意笔”。

　　天京既解围，天王登朝，诏群臣议策，决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6日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这是太平天国后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为天京三道门户。自天京事变后，武昌、九江先后失守，天京屏蔽只有安庆。干王洪仁�借用古人之语把长江比作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腰，江南为尾，说：“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此话形象地指出了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所以太平军西上势所必然。太平军兵锋直取鄂省，以粉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1860年冬，太平天国兵分两路，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两路打算会师武昌。北路军于1861年2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武昌几乎唾手可得。但时当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JHope）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随后又把精兵调回救安庆。

　　而南路军方面，1861年4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当南路军到了江西还未进入湖北时，曾国藩在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家书里，谈到目前战局的险恶。他说太平天国此次“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丞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惊叹太平天国“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他说自己“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实际上他此时已经动摇了夺取安庆的信心。




力撑危局和天京陷落（2）




　　如果当日北路军于三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于六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后来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与李秀成谈及此事，说当时南路军到了湖北南部，“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正是实情。可是，陈玉成、李秀成竟然都在最后关头信心动摇，没有进行到底，大好局势，付于流水。7月26日，安庆失守。从此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向天京进攻。南路军于八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补救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与安庆失陷后，退驻庐州，又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1862年4月，突围至寿州被俘，壮烈牺牲。此次战役实际上是天平天国的最后大决战。曾国藩急于攻破天京的最后门户…安庆；而陈、李二人则按照天国干王洪仁�的惊天策略，动用主力千里奔袭湘军大后方…武昌。等此战态势正式展开之后，双方都已经骑虎难下：曾国藩胜，则彻底打开天京门户，从此将势如破竹；败，则湘军腹背受敌。太平军胜，则收复失地，重新树立天京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