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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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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我的看法。
一会儿，开会的人到齐了，我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党员及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又把昨晚送信的情况，同滕、袁、邓谈了（当时对周高潮有怀疑。对周进行了分析：周是大约十天前由行动委员会介绍来的，不过不是AB团，是立三路线者），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此事交给邓萍办了。我和代远、国平到会场，大家正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一进门，杜中美这个“张飞”说：“好大的阴谋！”我说：“是呀！”周高潮宣布开会，要我先讲。我说：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动，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省行委是AB团统治的，其中有立三路线者同它结成同盟。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日学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我讲这段话时，黄公略同志来了，大概听了十来分钟就走了。会后我问邓萍同志，公略来干吗？邓说，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他就走了。
我继续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平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我们对邓乾元也不过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吧。我还说了毛泽东同志在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态度和由瑞金到鄠都间，对有人错误地杀了两个群众的严肃批评。讲了这些话以后，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把愤恨转到对富田事变，通过了宣言：反对反革命的富田事变，打倒AB团；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通过这件事，提高了部队的思想觉悟。
第二天，我们将三军团开到小布，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我亲自去请毛政委来三军团干部会上讲话，使三军团干部第一次看到毛政委。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对富田事变，巩固总前委的领导。三军团前委宣言发布以后，过了几天，反动的省行动委员会过了赣江，到永新去了。因为这个阴谋挑拨失败了。那次他们也写了同样的假信给朱德同志，他也把假信拿出来了。白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全师被消灭，他本人被俘。“前头捉了张辉瓒”，成了今天豪壮的诗篇。张辉瓒是主力师，他被俘之后，敌全军动摇，给了我顺次各个击破敌人的良好机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被欺骗的群众觉悟了，立即回家替红军带路、运伤兵。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胜利了，建立了以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信任。
粉碎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一月粉碎第一次“围剿”后，蒋介石在三月又开始第二次“围剿”，这次总司令是何应钦，他的战术是“齐头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使用的 兵力比第一次多一倍，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 七百里。到四月下旬，敌已逐步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之线。当时兴国还为敌军占据，红军主力一、三军团由龙 冈开至东固，离兴国六十里。有人说，这是钻牛角。毛主席约我到东固（三军团驻地）富田之间山上去看地形，我们饱吃了刺梅，才议这一仗如何打法。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此敌，系北方队伍，初到南方不习惯，又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记不起是上官云相，还是罗霖军（注：当时在富田地区的敌军中的北方队伍是王金钰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我们到东固后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几次难于肯定。这次到实地侦察，解决了如何打法的战术问题。决定一军团之三、四两军在离东固约十五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三军团绕至敌之右侧背，是一个背水（背赣江）阵。毛主席问，有无危险？我说，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敌人。
接触不到两三个小时，敌就被一军团击溃，三军团未赶到预定地点，使敌逃脱了一部分。此役一胜，势如破竹，从西向东逐次击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宁歼灭刘和鼎师。十五天横扫七百里，三万五千红军，击破二十万白军，是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之典范，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之典范，创造了红军战争之军事辩证法。
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主席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建宁战斗是三军团打的，得城后，决定三军团去进占黎川。
杀了黄梅庄
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进攻。三军团在粉碎第二次“围剿”的最后，在福建建宁消灭刘和鼎师，转移到江西之黎川县做群众工作，筹款，准备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进攻。这时在报纸上看到，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父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这是“宣抚”谁呢？当然是蒋介石在两次大举进攻失败后，企图以阴谋手段分裂红军，“宣抚”黄公略。
过了两天，黄梅庄这个大流氓果然来到黎川，还带一青年特务，装扮为学生。进我军防线时，自称是黄公略亲兄，警戒部队把他送到三军团指挥部，我安置了他的住宿，即约滕、袁、邓谈。介绍黄梅庄的情况：黄梅庄系大学生，黄公略的大哥，大老婆生的，比公略大二十余岁，看起来似公略的父亲。他虐待公略，不给公略钱上大学，贱视公略母更甚。蒋委任黄汉湘为宣抚使，幻想勾引黄公略叛变，黄梅庄即为此事来穿线。黄汉湘系政客，黄梅庄为流氓。公略母年已五十，是丫环提为妾的，平江起义后，被黄家逐出家门，她表现很好，对公略无怨言。我说，对黄梅庄不采取欺骗手段，就得不到实证。得证据后将黄梅庄处决，再告公略，断绝蒋介石的幻想。他们同意了。
过去我与黄见过面，这次我装得分外“亲热”，待以丰盛午餐，且专备“竹叶青”。我敬了他的酒，说：“我喝半盅，你的酒量如海，饮一盅。”他一口即干，我说：“你的酒量大，我不能多饮。”他说：“我喝两盅，你一盅。”想把我弄醉，搞情报。他只知道我不饮酒，不知道我能饮而不饮。我喝了两三盅，还吐了一些，他满满地喝了五六盅，说：“你们连续取得胜利，势力发展得真快！”我说：“不大，公略军才三万人，我也不过五万。”他见我说出兵力，很高兴。说：“再喝一盅。”我喝了半盅，说：“好！汉湘先生高升，公略与我同贺。梅兄冒暑前来，必有贵干，祝你成功。我和公略相知甚深，情同骨肉；患难与共，素称莫逆。如有好处，幸勿瞒我。”他连说：“不敢！不敢！”他酒量虽大，此时亦有半醉。我说：“我们共才几万人，能编个什么呢？”他说：“总司令！总司令！公略去仍当军长。”尽吐实情。我说：“这是你想象的吧，怎么能保证呢？”他说：“不是。委员长（指蒋）、汉湘叔，均有信给公略。”当时，他酒已到八九成，说话颠三倒四，连说：“高兴！高兴！再来一杯。”我说：“勉陪吧！”谈着，他把皮箱底层剖开，从夹层拿出蒋介石、黄汉湘给公略的信。蒋信大意是：校长不才，使你走人歧途等。黄信说：蒋公美德，叔亦愿为你说项等，一套鬼话。看他酒性发作，似难支持，我说：“梅庄先生睡睡吧，我也去睡睡，晚餐时再谈。”
这时，膝代远、袁国平、邓萍同志还在等我告情况，我即将实情告知。袁说：“将黄梅庄头割下来，包好，用小皮箱封着，叫随梅贼前来的特务，星夜赶送南昌，只说黄梅庄已密去黄公略处，数日后可来此地接他。”此事交政治部保卫部长杜理卿（即许建国）处理的。邓萍以公略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蒋贼卖国，屠杀工农，罪当处剐；汉湘附逆，亦将引颈受诛；梅庄甘当走卒，还尔狗头，以儆效尤。将黄头密封，信附其间，交黄梅庄随从速送蒋介石。将黄梅庄罪证和处理经过即告公略同志，他很高兴地回了信，同意我们的处理。
不久后，蒋介石将宣抚使署名义取消了。从此，对红军不再抱这样的幻想了。
粉碎第三次“围剿”
在第二次围剿以后，不出两个月，蒋军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指挥，兵分几路记不清了，约三十万人，以陈诚、卫立煌、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熊式辉等为各路总指挥，长驱直入，齐头并进，将我苏区县城尽占。我方面军仅三万二三千人，被迫绕道闽西之将乐、连城到瑞金，经兴国至老营盘，企图从赣江边之富田突破敌之薄弱部分，被敌发觉。我军改从良村突破，进攻黄陂。两役消灭敌三个师，吸引蒋军向黄陂回击，我军从间隙中转回兴国境内。待敌发觉，再向兴国时，我军已取得半月休整。敌军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精疲力竭，减员三分之一，不能不撤退。乘其撤退时，消灭蒋鼎文一个旅，在东固、白水地区消灭某师（似韩德勤师），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
创造新苏区 学会做群众工作
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下旬，三军团奉总前委指示，分布在会昌、安远、寻邬、信丰及鄠都以南地区，中心是放在会昌、安远。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两个多月的成绩还是不小的：消灭地主武装，肃清民团；做群众工作，分配土地，创造新苏区；成立了一个赣南独立师，一千五六百人，黄云桥为师长。每个新成立团是从三军团中抽一个连为骨干扩大起来的，很快就有了战斗力。这个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中也是好的。三军团本身由一万五六千人东渡，经过三次反“围剿”战役，只剩有一万人左右。现又争取了约四千人补充三军团，建立了安远、会昌、寻邬、信丰四个县的政权，并建立了一些县、区的地方武装，约近半数地区分配了土地。我当了三年多红军，这时才学会分田。对毛主席的三大任务——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才体会到：只有做群众工作，从发动群众到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群众才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军队中的阶级觉悟就迅速提高，就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筹款、筹给养时也不会把富农当地主打。对红军的三大任务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有了体会。
打赣州
正在深入展开土地改革斗争时，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三军团停止地方工作，只留少数干部继续坚持，要三军团夺取赣州。我接到这项命令也是乐意执行的。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当时我想，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会昌）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再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这样，我们占江西省一大半：即南有中央苏区，西北有湘鄂赣边区，东北有闽浙赣边区，左有湘赣边区做依托。
赣州城在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只南面是陆地，敌人长期设防有准备。我围攻月余，爆破几次均未成功。
打赣州有以下错误：
从政治形势看，当时处在“一二八”事变〔47〕的形势下，应当高举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旗帜，以停止内战，开赴抗日战争前线为号召，改变某些具体政策，适应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当开向闽浙赣边区，以援助上海抗战来组织抗日力量，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一切卖国阴谋。按上述方针，打通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边区的联系，扩大苏区，扩大武装力量，为以后反“围剿”准备条件。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高举抗日旗帜，在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国民党，反而给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也没有估计到我军进攻赣州，蒋介石就可能让出大庾钨矿给粤军，作为勾引粤军“围剿”我军之条件，客观上对于蒋粤矛盾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总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证瑞金（中央所在地）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客观政治形势的。
从军事上看，当时罗卓英率两个师从吉安沿赣江西岸南援，广东两个师六个团由南雄沿粤赣公路北援，我应集结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于南康机动位置，另以其他部队围困赣城进行佯攻。那次消灭两路援军的任何一路都是最好的机会，但我未积极建议打援。久攻不克，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屯兵坚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其次敌情不明，对敌兵力估计过低，实际守城敌军比估计大一倍以上。此事，直到一九六五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如当时守敌只有八千人，我想是打开了。敌情没有确实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粉碎第四次“围剿”
从赣州撤围后，集结江口地区，中央局赶到前方来开会，毛主席也来了。当时，会上有两种意见：中央局主张三军团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以及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联成一片；毛主席的意见是，三军团向北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和赣东北打成一片。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而同意了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
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以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王明路线）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江口会议后，三军团进到上犹、崇义、桂东、营前地区。毛主席率一军团占领漳州，后出广东在南雄以东某地和粤军十余团打一个相持战，三军团赶到时，敌我都已退出战斗。像手足一样的两个军团，分开都没有打好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那次战斗也是可以歼灭敌军的。这证明，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是不利的。
三军团到广东南雄地区同一军团会合时，毛主席还在随第一军团指挥。六月中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同时北进，三军团经鄠都、兴国向宜黄，又东转广昌向南丰前进。这时，前方总司令部已改组，朱德仍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毛主席离开了部队。
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或九月初旬，三军团奉命夺取南丰①。该城是蒋介石预备进攻基地，自二次“围剿”被粉碎以后，就开始设防，有坚固工事。蒋介石把南丰看做江西东面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称战略支撑点，有毛炳文六个团驻守。我强攻两天未克，伤亡约千人，三师师长彭遨阵亡。这时，方面军领导来了，有朱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原任中央局书记，当时似乎不再兼了）、刘伯承总参谋长，惟不见毛主席。我问刘：毛主席未来？刘答：政府事忙。这时，军团内的行政管理、党委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等，王明路线还未完全统治得了，大体还是照旧。
我们继续围攻南丰城，但未猛攻。守敌毛炳文告急，蒋介石调驻吉安两个师，沿永丰、宜黄侧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三军团改强攻为佯攻，和一军团一道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进之敌，消灭援敌两个师。宜黄敌一个师向南出击，我又歼灭该师，活捉该师师长陈时骥，共歼敌二万八千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注：①红军夺取南丰城是在一丸三三年二月。
注 释
〔46〕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7〕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进攻。当时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抗战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这次事件通称“一·二八”事变。
第十章 在反五次“围剿”前后逐渐认识王明路线
（一九三年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
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传达了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如何伟大正确，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国际路线；讲到召开四中全会前如何进行党内秘密活动，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同志，如何敏锐地认识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时的调和主义。使我听了，不是三中全会的中央决定要开四中全会的，而是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在党内进行秘密活动，对三中全会中央突然袭击，迫使中央召开的。这使我对四中全会的合法性有了一些怀疑。在谈到调和主义罪恶如何大时，我当时想：已经撤销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李本人也承认了错误，并去莫斯科学习；三中全会中央又发了补充指示（通知），说明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解决了，为什么还要开四中全会呢？我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我当时是三军团前委书记，应当认真传达四中全会，联系立三路线进行讨论，我没有传达这次会议，而政治部系统是传达了。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我也没有过问此事。
当时中央的各项决定，大部分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有一些具体问题，我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撤销一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职务，不久撤销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的职务。我电告博古，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我生闷气，代远当然服从命令走了。军队中取消党委制，实行单一首长制，即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不要老政治委员，而要换新政委。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危，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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