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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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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以后证明,也守了七天。如果有充足的弹药,当然还可能延长守备时间。以后,我仍回到鄜县。
三月十二日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贺龙同志在晋绥,不在延安。我向毛主席说,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主席说:“很好!”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中央又任命习仲勋同志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我为司令员,贺龙同志为西北军区(注:①当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改西北军区。)司令员兼管后方。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销,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党中央秘书长为任弼时同志,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兼。此后,我离开了军委,从西北局调了张文舟同志作参谋长。我要三局配备了两个手摇马达小电台,调了几个参谋、译电员,组织了一个小司令部,全部人员五六十人。此时,胡宗南已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兵力,并向北推进。西北局召集了群众大会,习仲勋同志(注:①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是朱德、周恩来,习仲勋是在另一次群众大会上讲的话。)和我讲了话,动员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对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号召拥护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匪军。这次动员大会是开得很好的。
在敌人进攻南泥湾的第三、四天时,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到青化砭预伏地区详细侦察了地形。撤出延安的前一天,教导旅也作了同样的侦察。他们在南泥湾的防御战斗和保护主席安全通过拐峁中,都尽了很大的责任。
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已由枣园搬来王家坪住。毛主席对我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十八日黄昏,主席离开延安,我们悄悄地送到飞机场。敌迫近离城约七里处,也即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主席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向青化砭前进时,沿途都可听到延河南岸敌之枪声。在主席离开王家坪后,我即到西北局、联防司令部、杨家岭等地检查: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很干净,家具也摆好了。约九时许,我回到了王家坪,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特别要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退。我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安塞(延安西北)进攻,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
我军撤出延安是最有秩序的,这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人民军队是何等镇静,何等可佩啊!我率小司令部从王家坪东面一条小路爬上山,向青化砭前进,当天午后到达。敌从南泥湾、甘泉进到延安大概用了七天。三月十九日胡宗南进占延安。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斗
我军到了预伏圈的第二、第三天还不见敌军到,有些同志就有些着急,想:不会来了吧?我相信敌人终于会来的。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之整编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以一个团控制于拐峁,旅部率一个团进人我军预伏圈内,约战一小时余,即全歼该敌,缴获了近三十万发子弹,抓了两三千名俘虏,活捉了其旅长。这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第一批礼物。虽然不多,但当时我军弹药奇缺,人员补充也甚困难,实在是太需要了。此役虽小,对我军帮助不少,补充了新四旅和教导旅在陇东和南泥湾战斗的消耗。
毛主席于四月十五日给了西北野战军作战方针,就是:采取蘑菇战术拖疲敌人,逐渐削弱它,各个消灭它。这是总的意图。我们如何执行主席的战略方针呢,这就必须了解敌人的方针,根据敌我双方方针,定出自己的切实可行的战斗计划。
我们取得青化砭序战胜利后,将主力隐蔽集结于青化砭西北,观察敌军进攻动向。胡宗南发现我在青化砭地区,即以主力三个旅从延安经拐峁从南向北进攻(而不由安塞向东),一路向延长、延川、清涧进攻扑了空,一路向瓦窑堡、永坪、蟠龙又扑了空。这时胡宗南已发现我主力在青化砭西北地区,他又不由清涧、瓦窑堡、蟠龙向西分路进攻,而将主力集结蟠龙、青化砭,由南向北进攻;在瓦窑堡、清涧各以一部兵力守据点。从他这些行动中,判明胡宗南的企图是要把我军赶到黄河以东,而没有歼灭我军的信心。以此定下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其特点就是要求每战必胜,粮食、弹药、被服、人员的补充,主要取之于敌人。
当敌人开始行动时,我军已转移到瓦窑堡以西偏北地区集结。敌人扑空后,又回头控制一个旅(一三五旅)于瓦窑堡。这时我军又转移至青化砭西北,安塞以东地区。敌防我向西南发展,胡宗南把永坪、蟋龙、瓦窑堡各部向延安地区及其以北集结;又怕瓦窑堡之一三五旅孤立,故派两个旅由青化砭北进接出该敌。在判明敌之企图后,我以主力埋伏于瓦窑堡以南五里外,至羊马河大道两侧;以精干小部队坚决抗击北援敌于羊马河以南(羊马河离瓦窑堡十五里)。四月十四日,待南撤之一三五旅进入我夹击阵地时,不到两小时,全歼该敌,其代旅长被俘。
胡宗南发现我主力后,集结七个旅分三路由南向瓦窑堡齐头并进,企图压我退绥德、米脂线。我以小部队采取节节向后抗退,将主力乘夜转移,隐蔽集结于蟠龙、永坪、瓦窑堡、清涧之间。我每旅抽出一个连,摆在敌北进道上阻击,将北进敌诱至无定河、绥德、米脂线。我主力争取了四天时间休息。敌刚到米脂、绥德线,我即向蟠龙发起进攻(蟠龙是敌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驻有较强的一个旅)。从五月二日开始,四号晚攻克。消灭一六七旅约六千人,俘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这是最宝贵的),医药品无数。解决了我军当时严重困难的粮食、衣服、医药问题。等第四天胡宗南部回到蟠龙,兵站基地已一无所有,变为一座空堡。
三战连捷,我军集结安塞地区整训近月,开了庆祝大会。
由防御转入进攻
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提出“蘑菇”战术的指示,要我军在瓦窑堡、清涧、青化砭地区周旋一月。从三月十九日敌占延安时起,到现在一月余的时间里,打了三仗,消灭五个团、三个旅直属队。主席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整垮胡宗南的信心是大大地增加了。
引诱胡军由南向北进:胡宗南准备六七个旅由延安向安塞及其以北大举进攻。我主力军两天前即已离开安塞地区,从下寺湾、甘泉之间出环县、曲子,越梢山。王震部进攻合水,遇马继援部,未能取得胜利。围攻环县、曲子县,消灭马鸿宾部两个多团。胡宗南害怕我军出西兰公路,星夜集结主力于西峰镇、庆阳,由南向北进攻,抽调延安主力南援。待胡宗南部向环县进攻时,我已休息半月了。即出盐池、定边、安边、靖边,恢复三边,马鸿逵部退宁夏。胡宗南部约八九个整编旅尾随追击。我军第一次围攻榆林打援,因敌靠紧未打好,即撤至榆林城东南七十里,米脂以北六十里。胡部又尾追之。我撤至沙家店以北,摆开阵势,八月二十日伏击整编三十六师。一役消灭三十六师两个旅,俘一二三旅旅长。至此,胡宗南号称二十万大军进占延安,半年中,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五个旅退守绥德,廖昂师守清涧、延长、延川。
为了威胁敌人后方,命王震率二纵队出南泥湾、宜川、洛川、韩城以南。这时,胡宗南令刘戡退守洛川;敌五兵团裴昌会总指挥率两个旅守延安;整编七十六师廖昂师守清涧原防未动。我主力从绥德上游渡过无定河,控制清涧、绥德公路。绥德敌南撤时,我军出延安、甘泉及其以南,将绥德之敌引回延安。我军主力适时从绥德下游偷偷渡过无定河,从清涧以东侧黄河南进,突然袭占延长、延川,将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所率二十四旅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围困于清涧。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该部被我歼灭,廖本人被俘。
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本应集结清涧、延川地区进行休整,不要再去打榆林了。当时为顾虑中央安全,第二次去进攻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下。且十二月冬临,故停止进攻,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否则可以多休整一月,新式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十二月中旬即准备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式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教。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有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 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 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 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 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 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三、四纵队约三万二千人,集结于甘谷驿、南泥湾、临真镇,二纵队一万二千人集结于韩城以东。西北野战军总计有四万四五千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三个旅守洛川,中部、宜川各有一个旅驻守,共七个旅。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而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援。胡宗南令中部、洛川四个旅全部来援,加上宜川一个旅共是五个旅,每旅平均不超过六千人,这样敌军共约三万人。
二月二十八日已布置就绪,二十八日晚大雪,打了一次电话问一纵的情况。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三月一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无一漏网。三日晚攻克宜川,守敌一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一个旅,过了一年,一次就能消灭五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啊!
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陈谢两路大军。故决定经马栏峪出淳化,取邠州,扼断西兰公路。对延安、洛川之敌,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乘延、洛之敌撤退时截击,但未起到作用,所以这次分兵是不对的。
占领邠州控制西兰公路后,胡宗南从河南调回四个旅,另有广西军一个师(似六十五师);撤出延安两个旅,逃回西安。我军收复延安,这离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一年。
我一纵深入宝鸡,破坏胡宗南总兵站基地。这对缩短西北战争,增加胡宗南的困难,起了某些作用。但对马步芳部积极援胡估计不足;对胡从豫抽援部队之快,也估计不足;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使我深入宝鸡后,回师时弄得很被动,也很疲劳。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四月指示,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筹粮和休整,又回到白水地区,在蒲城县以北歼灭由韩城南退的一个师。我一野全部即分布在黄龙山区、韩城、中部、宜君、同官、耀县、富平、白水、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结果胡宗南采取了异常迅速的手段,从延安、主要是从河南调集最大的兵力,和青海马继援部一起向我夹击。我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一条宝贵经验是新式整军,已在前面叙述了,不再重复。
注 释
〔81〕伪“国大”,指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南京单独召开的“国民大会”。这一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第十四章 抗美援朝
(一九五0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
出兵援朝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后,四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四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一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不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年十月十八日黄昏时,我随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十九日晨到拉古哨电站,二十日晨到达北镇西北之小山沟。当时,敌乘汽车、坦克追击,先头一部已抵鸭绿江。二十一日晨我四十军之某师通过北镇不远,即与李承晚伪军遭遇。第一次战役是一个不期遭遇战,我立即改变原先行军部署,利用我军特有的灵活机动,在北镇云山地区消灭了李承晚伪军一部,打退美伪军的追击,立稳了足跟。二十五日即胜利结束了第一次战役。美、英军和伪军利用机械化迅即退至清川江与德川地区集结,构筑野战工事,我们未跟踪猛追,因为仅消灭伪军六七个营和美军一小部,还没有消灭敌之主力,敌机械化部队运动迅速,构筑工事亦快,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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