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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自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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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你去年十月、十一月份的薪金，除预支外还有三十元，已发到连，司务长魏世雄在问怎样处理，我去拿来给你吧！”我说：“好！替三老倌买一担米和一月油盐煤，寄五元钱给长沙湘雅医院姑母，还清昨天的借款。”王绍南说：“再买两斤肉来，我们三人和郭老倌及他的小孙子一块吃晚饭。”还剩十多元钱，我就带回家了。还谈了救贫会情况，他们都同意第一次会议的四条原则，希望写成正式章程，更具体些。他们希望我回部队。张说：“看看袁植、周磐对你的态度究竟怎样再说。”他们都驻在湘潭，因此表示以后郭老倌的生活由他们照管，要我不必管了。我说那好吧！第二天即回家种田去了。
当兵六年的感想
上述这段时间是人类历史极度动荡和新旧交替的伟大时代：从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年，在中国经过戊戌变法，改良主义失败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逃往西安，人民组织义和团进行抵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称帝；列强瓜分小国，继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各派军阀割帅据称雄，连年不断地进行军阀战争，一夕数惊，不可终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社会迅速破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和生活依据，投军阀部队当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共产党的诞生，为人民带来了希进；帝国主义大战导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鼓舞了一切被压迫人民，这一切无不是压迫与反抗，进步与倒退的阶级斗争，而进步总足战胜倒退，战胜反动。
我从出生到一九二一年已满二十三周岁，经过极端贫苦的生活，由牧童、童工、堤工到当兵，体会了工农兵一些实际生活，建立了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入伍当兵后，接受了辛亥革命前辈军人的一些传说。保定青年军官来部队充当见习官、排长、连长，他们来时朝气蓬勃，讲解鸦片战争以后的国耻，编写不少军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时他们也讲得痛哭流涕。他们随着地位的提高，逐步贪污腐化，什么爱国、爱民完全置于脑后，如何升官发财，却成为他们一切闲谈的话题。可是他们的腐朽反动，阻碍不了历史向前发展，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后人超前人，继续不已地前进着。
我在这段时间，也交了一些来营当兵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他们来时也是满口爱国主义，如何发奋图强，廉洁奉公，逐渐发现他们多数是带着升官图来当兵的。我交了二十个左右的知识青年朋友，最后剩了黄公略、李灿。他俩加入了光荣的共产党，当了红军三军军长和八军军长，为中国人民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也交了一些士兵朋友，他们是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艺工人，老实纯真，容易接受打富济贫，灭财主、灭洋人的思想。到一九二一年有十人左右加入救贫会，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牺牲了，有的以后加入了共产党，在红军中牺牲了。这批人没有一个叛变的。
我出生于人类历史飞跃的时代，而落后于这个伟大时代。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懂得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不懂得革命是组织人民群众自觉的行动。我在当兵时是一种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杀欧盛钦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救贫会章程的四条原则，是当兵六年的思想总结，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也是非常惭愧的，对灭财主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是模糊的。我在当时还不懂得地租、高利贷和资本剥削在性质上的相同和区别。至于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檀香山同盟会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后又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四条原则对灭洋人和打倒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混乱的。灭洋人含有排外思想，和一九○○年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类似。“发展实业，救济贫民”这个口号，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提出过，当时（一九一八年）营长袁植就有“寓兵于工”的思想。四条中没有提到拥护孙中山总统临时约法，没有提出反对军阀割据，实行民权主义，统一中国。这些是当时的中心问题。只有实行民主，统一中国，才能抵抗外国侵略，才有可能发展实业，否则是废话。
回家种地
回到家里时，邻友正在泡稻谷种和排红薯种，按当地农作物季节，是在清明三月中旬下种（公历哪月记不起了）。当时家庭情况：早年母死后欠债累累，除留有两三分地种菜外，余均抵押。我回家时，抵押之地已赎回及半，若全部赎回还需二百元还债。二弟金华学徒（捻棕绳）已出师，三弟荣华年约十六岁，可算半个劳动力了。家中还有多病的父亲，八旬的祖母。我把杀恶霸被通缉的事情告诉了父亲和五叔，乡间完全未闻有此事。五叔说：“你不要说，那些恶霸知道了，他们又会兴风作浪。”我父亲说：“也不要告诉你弟弟，他们年轻嘴不稳。”我说：“不外出了，准备在家种地。”五叔和父亲都说好。我五叔又说又笑，高兴地说：“这下算是苦出来了。”我和弟弟等商量立即开荒种红薯，解决秋后吃饭问题。
我同父亲说，要把那些财主杀光，穷人才会出头。父亲说：“你表兄周云和要赶汤督军，被捕枪毙了，他妻子小产了，母亲气死了，你的五舅成了孤人，住在九坛冲大山中，你这回要是被逮捕了，还不是同云和一样。”我说：“明天去看他。”父亲说：“那好，就便把红薯种挑回。”
第二天，越过几座大山到了舅父家，时已中午，边谈边吃红薯饭，谈他儿怎样被捕和枪毙的。我说，为什么要枪毙他呢？舅说：“在长沙和湘潭组织反汤机关，被破坏了，他和两个朋友逃回家来。”我说：“他逃回家做些什么事呢？”舅说：“他对老百姓讲，汤芗铭在湖南杀了几十万革命党，汤是袁世凯一伙的卖国贼。打倒汤芗铭，不完粮、不纳税、不送租，民众高兴，士绅不高兴。被人秘密告发，被捕后枪毙的。”
当晚宿他家，谈至深夜，我要他到我家去住。他说：“现在身体还好，山中柴水方便，开了几亩荒地，除交租外，一个人也够吃，再过几年不能劳动时到你家住。你家现在还穷，慢慢会翻过身来。”我说：“要杀财主种田不交租，才能翻身。”他点头说：“云和也是这样说的。”早饭后，装满了两箩筐红薯，约有百斤，给了他一元。他说：“不要这多钱，五担红薯换一担稻谷，稻谷一担两元五角，一担红薯只值五角大洋。”他没有钱找，我说：“不用找，留你用吧！”他流着眼泪望着我走。我也回头望他数次，他仍然站在坡上望着。我这位舅父，从不占别人分文便宜的，是一个极端忠厚的人。
回家已过午，三弟准备好了开荒的锄头，兄弟俩边开荒边谈家境。他说，哥在湖区挑堤的那几年，家里真难过，全靠祖母讨米过活。
我在家劳动生产四个月，和弟弟及个别邻友也谈了一些打富济贫、耕者有其田、俄国共产、中国有了共产党、长沙立起了劳工组合、女人要放脚等。
端阳节前，驻在湘潭的六团军需正胡子茂（民国五年，我入伍时的老连长）来信说，袁团长知道我回了家，他要办工厂，要我替他雇请几名织毛巾袜子、织布缝衣等的技工来厂当师傅。我也想去长沙打听一下劳工组合的情形。到长沙未找到劳工组合门径，遂到湘潭替他找了几名技工，到胡子茂处交代清楚。胡说：“团长有意要你帮他办工厂。”我说：“个内行，还是回家种地。”我当天晚上就走回家了。
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22〕
一九二二年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黄公略、李灿等先后来信，相约去投考湖南军官讲武堂。告我六团团长袁植，团附周磐亦要公略转达此意。黄、李替我办理一切入校手续，并照我在郭家所说替我改名为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在团部安置一少尉（排长）候差，以解决日常费用（后改为原一连中尉），以薪金三分之一给连上其他两排长。讲武堂定于八月考试人学。当时我还有些犹豫，因文化低，不一定能考取，在家种地觉得也好，大概一星期没有回黄、李的信。张荣生以请假回家为名来我家，说：“救贫会员和连上兄弟都希望你去讲武堂学习，以后好回连上来。要实行灭财主和洋人，还是要搞军队，李灿和其他救贫会员都是这样看的。他们推我前来，催你前往。”我说：“好吧。去试试，考不取再回家中来种地。”张荣生听了很高兴，天明就回家去了（离我家十余里）。
八月去长沙考试很顺利，考取后即可入校住宿。每月伙食费五元，八人一席，五菜一汤吃得很好，不要其他任何开支。八九月之际搬进学校，比其他学员到得早些。现在，审委（注：即专案组。）追问我几件事：
（一）讲武堂开学是十一月，你八、九、十、十一月共四个月做什么去了？答：我的文化很低，要能听懂军事课程中的地形、筑城、兵器等，需要有初中程度的自然科学知识。我八月初住进学校，开始自习文化做准备。入校后即没有外出住宿过，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初毕业出校时为止。
（二）入校前经过湘潭六团团部去见过袁团长吗？答：我到团部军需正胡子茂处，准备去看看团长袁植。胡说：不必去，团长有事，以后再去见。听说袁讨了小老婆，我最不喜欢听到别人讨小老婆和吸鸦片烟，我就没有去了。到长沙讲武堂时，某星期天袁来电话，我去他在长沙的公馆一次。
（三）袁团长为什么那样关心你？答：不知道。推测有这样的情形：一九一八年春二三月，在衡阳渡过湘江时，我奉命为后卫。全军退过右岸时，袁（营长）还在该地，他问我都过江了吗？我说，我是走最后的。话刚完，发现敌一部已经迂回到我和袁站处侧后千米。我说：赶快沿河走，我在这里掩护（约一班多人）。待他脱离危险，我才撤退的，敌也未猛追。会合时，他说，今天好危险，几乎做了俘虏，没有注意侧后。再在向张敬尧部进攻时，在宝庆战斗中，因选择攻击点不适当，钻入敌人火力集中点，我率一个排（连长周磐）向另一点进行佯攻，转移敌人火力，袁植负轻伤得救，这两次他可能有感激之心。此外，驻烷溪圩时，他兼语文教官，我有两次作文，听公略说袁是满意的，打了百分，而且送给刘●（团长）看了。一篇题《爱惜光阴》。内容现记得有：“大禹圣人爱惜寸阴，陶侃贤人尤惜分阴，况吾辈军人乎！欲为国负重任者也，岂不勉哉……”等，不满三百字。一篇题《论立志》。内容大意：“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异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亦不满三百字。当时，不懂标点符号，也不懂作文格式，什么叫论，什么叫说，到现在也还不懂。袁当时有一点爱国心，我也流露过，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叫做气味相投吧！此外，他也是为了培养私人工具。以上是我的推测。
进讲武堂后，我编在第一教授班，黄公略到校比我晚些，编在第四教授班。相距不远，每天都见到面。
讲武堂学员是少尉到少校现役军官（即营连排长），有一些人考取后，因为有钱，住在旅馆里玩，到十月才进校。开学时间一再推迟，后改为先开课后开学，大概是十一月才正式开学的。课程有：四大教程即战术、地形、筑城、兵器；小教程即操典、野外条令、射击教范、内务条令，外加军制学和马术，还有山野炮战术和实习。这些东西，实在无味，但考试严格，不用功还不行。还有什么精神讲话，也讲些时事，讲国耻，这里面有许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原定半年，后因教材量过大——是按保定军官学校三年制教材编写的，故一再延长到近一年。可能是次年八月间毕业的。
湘军的矛盾和救贫会的活动
毕业后，我即回六团一连任连长。
十月左右，二师师长鲁涤平在姜畲（湘潭和湘乡之间）召集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反对赵恒惕，准备去广东投靠孙中山。团长袁植态度暧昧，会后回团部（离姜畲五里）途中，被鲁涤平伏兵杀死。
一马弁逃脱，回到湘潭报信。周磐立即电告我情况，并商对策。我说，现湘潭只驻一营兵并团直属队不过千人，须立即出发，到市西郊十里外靠山集合，以防万一。周同意。
不到两小时集合完毕，议了一会儿无办法，推我去姜畲师部了解情况。我说，团附应向全体官兵讲清情况，并征求我去当代表是否适当。周照办了。我立即约王绍南、张荣生、席洪全等人集会，说，如我明午回不来，就有可能被扣押，如遇到别军来进攻时，决不能缴械投降，可采取自由行动，实行打富济贫的主张，散发财物，救济穷人。愿跟随者越多越好，不愿来者绝不要勉强。这一计划可在会员中分别秘密传达，在士兵中秘密流传，军官中一句不谈。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张荣生说，你去危险不大，尽可能早回。周磐说，为争取时间，在团部骑匹马去。我说好。
不到两小时，即到姜畲，正在替袁植开追悼会，鲁涤平亲笔写了讥辱式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下联记不起了）欲盖弥彰，谁不知袁植是他派人杀了的。鲁涤平接见了我，说什么袁君不幸，是全军的损失等。我说明来意：因当时不明情况，部队已离湘潭，请示办法。鲁说，立即出发，经衡山、永州入桂转粤。
我拂晓回到团部集合地，他们在集体露营。我说明情况：师直属队很恐慌，即将南开。此地危险不大，但我们不宜久留，应开湘乡、永丰靠近二、三营。团军需正胡子茂说：“现在关系已断，无处领款，怎办？”他们正在为难之际，我说：“向湘潭商会借三万元，榷运（官盐局）做抵，以后向省财政厅转账。”胡说：“袁团长办的小工厂约值千元，一部分是他自己投资，一部分是公款，怎办？”周说：“由你去处理吧。”袁有寓兵于工思想，过去谈过，我赞成。办小工厂是试验的。袁家不富，靠母亲纺织生活、念书、考保定。在当时有爱国思想，且有一定才能。
袁死后不久，军需正胡子茂辞职回家仍做茶叶生意；周磐代理团长，不久以后任正式团长。周磐家也不富，其父亲是篾工，在当时也有些爱国思想，但不及袁强烈，在紧急时无决断。袁、周对我都有一定信任，也可能是利用。
其后，大概是十一月，部队开驻湘乡之永丰、杨家滩地区，我率一连驻湘乡毂水（现在的涟源县）。第一营扩编为第一、二两营（我任第一连连长），收得谢国光某部，即杨超凡部，改编为六团三营。当时第一营营长是刘道经，北方人，保定二期生，旅长唐希汴。
鲁涤平率二师主力和谢国光、吴剑学两个独立旅入粤后，湘西刘叙彝部（约万人）乘机扩大地盘，占辰溪、洪江、新化、溆浦一带，独霸贵州省鸦片出口过境税，引起贺耀祖、宋鹤庚等不满，发生驱刘战争（实际是争夺鸦片过境税）。自一九二四年二月左右至三月底、四月初结束。
一九二四年四月初刘营长请假归家省亲，我代理营长。六团由洪江经宝庆（邵阳）、湘乡回驻湘潭。
一九二四年四月下旬开到长沙靖港待命。后经衡阳、永州、全州向桂林迫近，解陆荣廷及其所部（他部下沈鸿英部叛变）之围。陆在当时是拥护孙中山的，在湖南屡受北洋军阀压迫时，陆是支援湖南的。
大概七月，正值盛暑，刘道经营长回营了，不久，又因事请假回家，我再代理营长。八月下旬或九月初，回驻湘阴、长沙线休整。
一九二五年一二月间，六团开赴湘西北之慈利一带，协助贺耀祖〔23〕师等收复澧县、石门、慈利。
四月，开桃源之漆家河一带，防贵军袁祖铭部犯湘西北。约六七月间开安乡，一营驻县城，后驻武圣宫、嘛嚎口一带休整。
一九二五年，湘省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剧烈，但在反苏、反共、防赤化上，他们是共同的。我这一年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结本营，进一步巩固第一连，谨慎地开展二、三、四连工作。希望在一九二五年每连能够做到有三五个救贫会会员，并注意在士兵中讨论时事。会员提议我多做些军官工作，对团也要多加联系，工作要突出而不要孤立；各连士兵工作由他们去多做些，上下配合，收效可能大些。我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好。
在讨论时事资料中，介绍并讲解以下一些内容：苏俄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现在又帮助广东孙中山；列强在大战中，日本代替德国在华利益；巴黎和会对中国无益而有害；欧美商品和日货充满市场，这就是经济侵略；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加紧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有些人不说这些帝国主义坏，反说苏俄坏，这就是颠倒是非；还有些人说共产党这不好那不好，事实，共产党才出生三四年，它没有割地赔款，也没有与外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出卖中国民众的任何利益，它一出生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净是做的好事，反而说它不好，这有什么道理。鸦片战争以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二十一条，不去骂这些卖国贼，卖国政府，反而去骂共产党，这究竟有什么道理？一个人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如不加思考，随声附和，就可能站在卖国贼方面去了。还有人说，“赤化就是不好。”赤化就是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反对讨小老婆，实行男女平等，反对吸鸦片烟，这些到底有哪些不好呢？我们说，应当大赤化一下，化掉这些腐朽的东西，很有好处。
这些简单道理（在那时像我这样落后的人，也只能提些具体事实做教材），经过反复讨论后，在一营中，那些反动谬论就大大减少了，甚至听不到了。可见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旧式军队中是迫切需要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广东北伐军〔24〕开始入湘境时，刘道经请假未归，后辞职了，我即任第一营营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当团长（正式去团部就职是农历年关前），经过两次代理和正式任营长，为时在两年半；不算代理，只有一年半。
几次回家情况
审委多次询问回家次数，和问了我家的瓦房情况。
我当兵后，回家共四次。前三次在上面历史叙述中已写过。第四次是因为一九二五年春父死时，我不在家，约三四月间，黄公略大病，在长沙就医，后转天花，不仅脸麻，且满身脓疮，我去长沙看他，见他病势极危，帮他另请大夫医治，我就便第四次回家。
当年家乡旱灾异常严重，地主囤粮居奇，贫者求籴无门，邻友饥饿情况甚惨。我强迫地主高价卖出十来担谷，费近百元，无偿分给我乡（现在的乌石大队）贫民户。地主陈满钻子背后大肆侮辱：“穷崽子，自己一个田角也没有，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灭地主、平地产之心更切。
带回六百数十元（内有周磐送的丧礼二百元），除给公略医病和买谷救济贫穷乡亲，所余四百元交给了弟弟。
一九二七年秋冬，我团经委会瞒着我，给我二弟四百元，连前款，他们即建起现在这所瓦房，一共十二间。
注 释
〔18〕沈鸿英，旧 桂 系 军阀。二十年代初流窜于湘、赣、粤、桂四省。
〔19〕许崇智，一九一七年夏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大元帅府参军长。年底援闽粤军成立，许为第二支队司令。
〔20〕陈炯明，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后来叛变革命。一九二五年，广东的革命军队两次东征，将陈部击溃。
〔21〕商团，是旧中国某些商会在城市中组织的式装。商团按军队编制，以团为最大建制。它常与当地军警勾结，镇压职工和各种革命运动，维护商会利益。
〔22〕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是湖南军阀赵恒惕于一九一七年在原来陆军小学的基础上兴办的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该校随着赵的下台而停办。
〔24〕广东北伐军，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从广东出发讨伐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
第四章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四月）
参加北伐 结识段德昌
一九二五年冬，六团回防到南县、华容、安乡三县，我营驻安乡县城，后驻嘛嚎口。
一九二五年秋冬以来，湖南军阀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害怕广东北伐，又怕唐生智与粤联结。赵恒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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