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发石穿这个犟脾气。”杜答：“是。”我说：“谢谢你。”
　　我继续说：“戴团长离职已一年了，他月薪二百四十元，都已先后寄去了，惟剩下的办公、杂支、特费、开拔费等，戴在团时，是五分之三归各营，五分之二归团部，我代理团长期间未便更改，现在还剩下约六千元。我在第一营领取的经费，除开支外，交清算委员做公积金（周插话：你们还有公积金吗），替士兵做了蚊帐、补充被子，所剩无几。因为袁团长被害，加上时局变化，供应关系打乱了，军需物资很困难。现在戴任期内所剩存经费该怎么处理？”杜说：“照你们的办法作为公积金，补充军需物资。”周被迫说：“这样处理也好。”
　　周又说，南县士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36〕，问我去不去参加。我说：“不参加这个反革命会。”周说，他也不想去参加。周磐告杜参谋长，即刻准备轮船去长沙，不要告诉其他人。到双十节那天，只说师长去长沙了。
　　周磐在双十节的前两天去长沙。翌日我召集李灿、张荣生、李力谈了上述情形。他们诧异地说：“砥平（周的号）还是信任营长的。”我问他们：“我们将来究竟走哪条路？”张荣生毫不犹豫地说：“走共产党那条呗！”李灿说：“现在是国民革命，将来是走共产党那条路。”李力说：“只有走共产党那条路，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张荣生问我：“营长走哪条路？”我说：“同意李力的意见。”
　　我问他们，周磐会走哪条路？都说：不会走共产党的路。李力又说：“那也就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问：“我和周是靠近了，还是远了？”他们都不作答，最后张荣生说：“这要问你自己。”我说：“我在慢步前进，周已开始向后走。今年五月，一师进占岳州，是何键想策应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夏斗寅叛变时，我向周建议北进，配合叶挺部消灭夏逆，周借口无命令。马日事变的第二天，我向周磐建议，应立即向南进军，消灭许克祥，恢复长沙革命秩序（当时我师掌握大量火车、轮船）。周又说没有命令，不敢擅自行动。这两次叛乱，都是何键、周斓、唐生智等人策划的，他们怎么会下命令自己打自已呢？这样尖锐的话，我也对周说了，周未出卖我，感谢他。但处在时局的严重时刻，他又是关键的因素，他站在反革命方面，两次拒绝我的建议，使时局不能挽回。过去我的历次建议，大多数都被他采纳，因为那些建议都是对他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惟独这两次讨叛建议，他都不采纳，这表示他的反革命立场是坚定的。今天他提拔我当团长，我就跟他呢，还是跟你们一起走？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走共产党的道路，这是我的关键。我跟你们一起走，决不回头，主意早就定了。”
　　我说：“去团部就职后，工作如何做呢？团部的书记、副官、军医正、军需正、团附都是一些坏东西，贪污、腐化、反动，不革掉他们是不行的。我怎样同你们通气呢？”李力说：“把张荣生调到团部去当传令排长，现少尉排长调特务连当中尉排长，这样别人就不大注意些。”张荣生说：“调到团部去当传令兵或班长。”我说：“不行，不当排长不好同我接近，还是李力意见对。”张荣生说：“利用这次团长就职机会，把这一千二百元就职费公开，一年来代团长的各种经费积存多少，也一起公布，成立清算委员会，表示今后财政要公开。”大家同意张荣生的意见。我说：“为了开展全团士兵工作，拟成立一个学兵连，抽李灿去任连长。应如何组织，从一营调些什么人去学兵连——主要是去做二、三营学兵工作的，你们三人拟议一下，由李灿主持。”李力问：“哪天去就职，特务连是否在团部门首表示欢迎？”我说：“再过一些天就是星期，吃了早饭张荣生替我背行军床，我提小皮箱，被子放在马背上就去了，不要惊动任何人。”他们都同意，打破一点官僚旧习惯。张荣生说：“长期以来，你同一营士兵感情很深，如何同他们告别一下？”我说：“就职后到全团各连会餐一次。”张荣生说：“什么时候去团部呢？”我说：“去是要去的，不必急，现在要做一营的深入巩固工作。周磐对马日事变袖手旁观，是政治上的反动，这次升雷振辉为营长，暴露了他任人唯私。”
　　他们走了之后，去当团长存在的问题又涌上心头。我反复考虑了周磐的为人和他思想上的反动性：1．让雷振辉接替营长，而不提升李灿，且未征询我的意见。他怕我不同意，故采取主动，证明周磐对我是有顾虑的，但目前还需利用我。2．马日事变后，客观决定了我和周磐各走一端，暂时互相利用，无长期合作希望。3．周现在虽未明显反共，但对马日事变采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让革命遭受失败，反共仇共之心，旁观者已清。4．三个营长、团附及团部成员尽属反共分子，连长中多数也是如此，要开展革命工作，阻力很大，如何排除阻力，目前还无对策。我离开一营就没有群众基础，二、三营的工作也就更难开展。5．南、华、安富庶，但系水网地区，发生突然事变，处境窘迫。6．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在道义上不存在共同点了，存在的是互相利用。这样一种利害关系，是不可能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的，他在何键面前为我掩护，也是如此，问题是和平分手还是流血分手。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对他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被他察觉就会以鲁涤平对付袁植的手段来对付我，必下毒手，流血牺牲便势所难免。他的野心比袁植大，才干比袁植小，我应谨慎地利用他这一弱点，争取时间。
　　在犹豫过程中，同李灿、李力、张荣生反复商谈多次。年底，当追击贵军残部到达津市时，对鄂西地势进行了调查，鄂湘川贵四省边界尽系大山，这对以后的行动是有帮助的。
　　在未就职前，周磐又约我去安乡面谈，周把长沙大概情况谈了一下：何键与蒋介石早有勾结，唐生智集团已分裂。周问：“你还未去团部？”我说：“每天都去办公。”周说：“鲁的委任状已送南县师部，就职的事不要再拖了。”我说好吧。周说：“局势可能稳定下来，何键军从安徽退回损失很大，军队需要整训，我们应利用机会切实训练部队。新洲战斗看得明显，起作用的只是少数部队，一团与其他团就显然不同。”他又说：“你的委任状已到南县，回防后应正式就职。谢德卿无能，调厘金局，以陈鹏飞接替如何？”我表示同意。
　　周乘轮经安乡返长沙。第二营营长谢德卿调离，团部吕×副官调师部。这两个人极反动，无意中能调离原职，我对此心中暗喜。
　　在安乡和周磐面谈后，十二月十号左右，我回到南县。委任状已到，不好再拒绝，月底，也即旧历年关前，移住团部，未举行就职礼，只到各营、连会餐一次。


　　　　　　　　　　破坏南县清乡委员会的成立


　　马日事变后，湖南的白色恐怖是异常严重的。封建势力在各地组织清乡团、清乡委员会、民团〔37〕，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随意屠杀，南县也不例外。一团部分革命士兵坚持宣传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演出这些内容的活报剧、话剧。九月下旬，第二连分驻梅田湖时，当地的最大地主恶霸，号活阎王，从长沙大摇大摆回家，当即被二连捉住，游街示众。群众很高兴，但不敢参加游行，可见白色恐怖之严重。
　　县城土豪劣绅对周磐进行包围——送礼、送万民伞、到有名的堂班请吃饭、名妓作陪等，种种下流无耻手段，无所不有。也请过我，我在请帖上批“无耻”二字退还。周磐在当时还不敢公开反共，只是说些什么真正的土豪劣绅，为富不仁的地主恶霸还是应该打倒。上述这些轻微的反击，使县清乡委员会到九月底还未成立。但是，反动势力并不死心，还在加紧筹备。
　　十月初，某日，约集救贫会同志讨论如何破坏清乡委员会的成立，打击气势嚣张的反动势力，争取周磐中立的问题。准备了大量传单、标语，在双十节的前一晚上（九号晚）散发张贴，给土豪劣绅准备在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以袭击。
　　十月五日晚饭后，到周处。我问：“师长去长沙还未成行？”他问我去不去，说：“能去见一见鲁涤平也好。”我说：“不去，他在姜畬杀袁团长，对我刺激太深。”我又问周：“南县土豪劣绅，准备双十节成立清乡委员会？”周说：“是的，早发了请帖。”我问：“师长去吗？”周说：“不想去，今晚搭轮去长沙。”我说：“很好！”
　　十月十日早晨，满街和市郊出现大量标语、传单：“打倒土豪劣绅！”“清乡委员会是反革命机关！”“打倒清乡委员会！”“枪毙清乡委员××！”等。署名的有军队和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士豪劣绅便由兴高采烈一变而为惊魂落魄，亦有逃往长沙者。周磐则不告而去长沙，驻军的军官一个也不去参加。而清乡委员会的成立，即化为泡影。一直到第二年独立第五师一团离开南县时，清乡委员会还未成立起来。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双十节后第二天黄昏时，有南、华、安特委的代表来我处接头。他自称名叫张匡，年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说：“知道你的名字很久了。”他称赞了双十节的工作布置，说：双十节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很好，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可是太冒险了，可能暴露军队内党组织的秘密。我知道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在军队里，大家都说我是国民党左派，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其实我并没有申请过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一月某日，在纪念周会上，周磐讲话说，在军官花名册上的正式官佐都是国民党员，既没有开过会、缴过党费，也没有填过什么入党的志愿表册。”张匡听后有些紧张，我说：“你用不着紧张，我是共产党的忠实同情者。从北伐战争围攻武昌城到今年五月马日事变前，我同段德昌同志比较熟悉。他是当时我师政治部秘书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同段谈过多次，请求他介绍我加入共产党。段当时说：‘党中央决定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所以你的请求得不到批准。’马日事变后，就没有见到段德昌了，现在我还想见到他。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现在还是迫切的。国民党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了。”张匡谈到一些政治形势和地方情形，不承认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反说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也没有反驳他。
　　过了几天，黄昏时，他又到我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我内心很高兴，说谢谢特委对我的信任。问段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沙市一带搞暴动，负轻烧伤，现在回到南县。我对段德昌同志的负伤感到不安。当时张荣生在座。我说是否让他改姓章到李灿家住，就便让我团的军医替他治疗。张荣生说，这要同他们商量后再看。
　　又过了几天，可能是十月下旬，张荣生告我，段德昌到了李灿家。我说晚上带我去看看他。黄昏后，张带我见到段，张在门外瞭望。我问段的病情，他说，轻烧伤，已好了。他简单地谈了时局并对我勉励。大意是：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国民党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叛变了革命。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破产了，秋收起义犯了盲动主义，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会干得更好。你能坚持革命立场，你很久的愿望已经达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告省委了，省委是会批准的。他还谈到要注意保守秘密，在军队中建立一个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到全师。在条件成熟时，将来是要起重大作用的。他还说到，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有些人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了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他又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他没有提到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过去我常回忆他这段谈话，现在还常回忆他这些话。
　　某日黄昏，由张荣生带来一位青年见我。他自称是南县特派员（姓名记不起了），推荐邓萍到我处来工作。他说：“有一位失业青年，二十一二岁，文理通达，善书画，你处能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我说：“营部有一文书上士缺和一个三等书记缺（中、少尉），前者月薪金十五六元，后者三十元。薪金都不多。”他说：“只要够吃饭就行。”我说：“他先来当一下文书试试吧！”他说好。我问此人在什么地方，张荣生答在外面伙铺里住。我说：“你们商量吧，他如同意，明天就可以搬到我这隔壁房间住。就说是我的朋友。”他很满意，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的，没有介绍人。”他说：“你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知道，如梅田湖最大的地主恶霸活阎王，捉着他游街游堤；驻九都山的部队演话剧活报剧，审判土豪劣绅；站队喊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反对清乡委员会，反对杀害革命青年等，这些是最好的介绍，还要什么介绍人哪？”此次谈话好像在新洲以后回到南县不久，邓萍就是十二月到一营部的。此事一问曾希圣就会知道的，因邓原来和曾一道来我处，在溪口遇到巡查冲散了。
　　农历年关以前几天，某日黄昏后，由张荣生带着南县共产党县委一位负责人汪某来我处。他说，想买一部油印机和油墨、蜡纸等，准备发动年关斗争，印发一些传单、标语。但自己去买有困难。我说这好办！当即告张荣生照办。他又说，年关斗争准备镇压几个反革命分子，同时也想捉几个财主筹点款，还请帮助几支枪。我说：“还有几支未上报的私枪。如何拿出去，如何接收，你们去商量办法告我，总之要能绝对保守秘密。”他还要求配发子弹。我说每枪一二百发。最后我说：“准备要杀的土豪不罚款，只没收；罚款后又杀，以后就筹不到款。这个湖地不要烧房子，堤上净是茅草房连成一片，一烧就会把堤上的房子烧光，小意见供你参考。”我未提反对盲动主义。他说：“很好，报告县委是会考虑的。”
　　他走后，我告张荣生说，私枪李灿处有两三支。张说，李处只有两支，营部有四支，特务连李力处有三支。我说，分几次给，要与他们研究，一定要给十分可靠的人，武器本身没阶级性，谁掌握即为谁服务。还一定要能绝对保守秘密。我记得枪支是由现在铁道兵李寿轩司令员秘密运交的，李是当时的秘密士兵会员。交接手续是李灿、张荣生和南县县委商量好的。
　　段德昌约在十一月伤愈后离开南县，临行前的事，是张匡办理的；他要的几支枪和经费，是张荣生、李力等运交的。以后，特委又要了几支枪，一点子弹和经费，也是张荣生交的。
　　大约是十二月下旬某日，也可能是腊月三十，张荣生高兴地向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省委已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问张，你怎么知道的？他笑而不答，张加入共产党可能比我早些。张说：“今天黄昏后，特委张匡同志前来为你举行入党仪式（那时叫“入学”）。”
　　黄昏后，张匡同志随张荣生、邓萍来办公室，刚坐下，张匡和张荣生正在为举行入党仪式做准备，师部来电话说，李副师长、杜参谋长即来你处。我对张匡说：“今天不能举行了，改日举行如何？”张匡说：“可以，时间以后另行约定。”
　　正月初一起，我到南县一、三营各连和团直属队会餐，后到三仙湖第二营住了约四五天，回忆元宵日还在三仙湖。除在各连会餐外，还请全营军官聚餐一次，目的是为在第二营做些革命工作，拖延些时日，便于张荣生活动。这次张荣生找到发展士兵会员的两个对象，一个是连上的下士班长，过去是张同行——裁缝工人，另一个是营部传令兵。我在三仙湖调查了长沙、岳州、常德、沙市、宜昌来往轮船的班次、大小和停泊日期，以备万一发生事变时，好向沅江、资江间地区机动。
　　回到南县团部举行入党仪式时，当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现在真无法回忆起具体时间。民国十七年正月下旬，公历可能是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左右；如果是旧历二月初旬，则公历可能是二月下旬；如果是闰二月初，则公历是三月初旬。
　　一天黄昏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是庄严的，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邓萍画的）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张匡同志代表特委出席，坐在我对面，邓萍、张荣生坐在桌的两端，没有其他人参加。张匡宣读了入党誓词，作了简短的时事报告。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革命高潮继续存在，不承认革命失败，同段德昌同志所谈有原则区别。我表示了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成立了支部，直属特委领导。支部成员有邓萍、张荣生、李光（特委或南县县委派来我处做交通的，农民成份，公开的身份是我的勤务员，一九二九年一月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中失散，下落不明）和我共四人。张匡问以谁为支部书记好呢？我说，邓萍好。张又问，如何？没有人吭声。张说，还是老彭好吧。我没有再推辞。
　　几日后，又开了一次支部会，通过李灿、李力加入共产党。特委批准后，举行入党仪式时，仍是张匡出席。
　　散会后，张匡走了，邓萍也走了，我们四人还在闲谈。这时，支部有了六个同志。李灿说，最近长沙有人来说，现在长沙白色恐怖很严重，过去杀共产党是白天，现在每晚杀人。我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以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有几位同志在我处窑洞里闲谈，说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那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问我在军队感觉怎样？我把上述事情告诉了他们，又说，现在力量大了，不是国民党杀我们，而是我们如何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此事流传到庐山会议时，变成我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一条罪名，其实这“股”同那“股”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关于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日期问题


　　在三年多长期审查中，在审查我入党介绍人和入党月日上，大概花费了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反复追问，说我入党不是南华安特委及段德昌介绍，而是另一个人介绍的。说我怕把平江起义功劳分给×××，因此把介绍人隐瞒起来。我若申述，就说我是老狐狸，狡猾，拿出一个同志写的信，示意是黄公略介绍的。最后又拿潘心元向中央报告信，也说是黄公略介绍的。黄公略是否对那个同志说过我入党是他介绍的呢？我不知道，因黄公略已光荣牺牲了。但潘心元没有见过黄公略，我是知道的。一九三○年二三月间，红五军一部和军部在永新和安福边界整训，做攻城准备。当时蒋桂战争还未停止，我们准备夺取安福和袁水流域诸城，消灭地主武装，使湘赣边区和湘鄂赣边区打成一片。潘心元经南昌、吉安党的交通送来五军部，住了约一星期左右。那时，黄公略已从红五军副军长调任红军第六军（后改为三军）军长去了，已经去了三四个月。故潘没有见到黄这是肯定的。以后潘心元也没有再来过中央苏区。硬说我不相信历史资料，更不相信同志的证明，其实上面说的那封信，我也只看到了几个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审委多次讲，被审者“只能认罪，不能表功”，审委负责人把手捂着材料，只给我看几个字，看不到原稿的其他部分。我再申明，我入党时，黄公略同志还未回到湖南南县。
　　关于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七大”以前，我写的是南华安特委，在近几年写的是段德昌同志。这两份我写的都是不完全的。为什么在“七大”以后才写段德昌是介绍人呢？在“七大”时期，任弼时同志主持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也参加了。在研究的过程中，当研究段德昌的历史时，弼时同志对段德昌同志的坚贞不屈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听后，非常难过，也非常感动。为了纪念他，也就是为了学习他，在“七大”以后，问到我入党介绍人时，我就说是段德昌。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照特委张匡同志所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一九五二年四月底，由朝鲜回北京住院割瘤子，出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