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门神-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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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部分称为“下联”，又叫“对句”、“对尾”、“对母”。两部分成双成对。只有上联或只有下联，只能算是半副对联。当然，许多对联，特别是书写悬挂的对联，除了上联、下联外，还有横批。横批在这种是对联中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往往是对全联带有总结性、画龙点睛或与对联互相切合的文字，一般是四个字，也有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或七个字的。从语言上看，楹联的语言既不是韵文语言，又不是散文语言，而是一种追求对仗和富有音乐性的特殊语言。楹联这种特殊的“语言──结构”方式，完全取决于汉语言及其文字的特殊性质。这种“语言──结构”的独特性使得楹联创作在构思、立意、布局、谋篇上迥异于其它文学形式。同样的客观对象和内容，楹样总是设法从两个方面、两个角度去观察和描述事物，并且努力把语言“整形”规范到二元的对称结构之中去。
楹联具有上述的独特性，但是，楹联仍是一种文学形式，具有文学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它也是一种用语言塑造文学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它具有文学的形象性、真实性和倾向性等特点，也具有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楹联可叙事、可状物、可抒情、可议论。如悼念死者，可写祭文，可写挽诗，也可写挽联，这说明楹联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形式独特而已。
寄生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所谓寄生性，指楹联本从古文辞赋的骈词俪语派生发展而来，小而言之，它就是一对骈偶句，因此，它能寄生于各种文体之中。诗、词、曲、赋、骈文，乃至散文、戏剧、小说，那一样中又没有工整的对偶句呢？但反过来，楹联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兼备其他文体的特征，吸收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尤其是长联和超长联，简直能集中国文体技法之大成。诸如诗之精炼蕴藉，赋的铺陈夸张，词之中调长调，曲的意促爽劲，散文的自由潇洒，经文的节短韵长等等，皆兼收并蓄，熔铸创新。
楹联如词者如清许太眉题上海嘉定花神庙联：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良辰美景奈何天。芳草地，我醉欲眠。崐楝花风，尔且慢到；
碧懈倾春，黄金买夜，寒食清明都过了。杜鹃道，不如归去。崐流莺说：少住为佳。
此联实可当作一首清新秀美、温软伤怀的词来读。
楹联如曲者如清佚名讽某知府联：
见州县则吐气，见藩臬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说崐几个：“是！是！是！”
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绅董袖金贿赠，不觉说崐一声：“呵！呵！呵！”
此联的口语化和谐谑意味，颇有曲的味道，刻画封建官僚丑态，维妙维肖。
楹联象散文者如佚名题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台联：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茅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甚至连经文的独特文风也运用楹联之中，试看佚名题江苏镇江金山寺斋堂联：
一屋一椽，一粥一饭，檀越膏脂，行人血汗，尔戒不持，尔事不办，可惧，可忧，可嗟，可叹；
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流水易度，幼影非坚，凡心未尽，圣果未圆，可惊，可怕，可悲，可怜。
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如前所述，楹联是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一种，理所当然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它以诗、词、曲等前所未有的灵活和完美而体现了中国文字的语言艺术风采。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统一。王力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一文中说，“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龙虫并雕斋文集》第456页）。对联讲究对仗与平仄，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的形式美。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推是千古名句。正是这个名句使这首词成为晏殊的代表作，并跻身诗词名篇之一。这个名句实际上首先是作为对联创作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记载；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饭，谈起他一个上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恨无下句。王琪应声对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大喜，于是把这个绝妙对句写进了《浣溪沙》一词。杨慎称这个对句“二语工丽，天然奇偶”。这就是对联的艺术魅力。
楹联的艺术性，可以当代学者白启寰先生一副对联来概括：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可以书写、雕刻、张贴、悬挂；可以撰联、赠联、征联、集联；可以用于金石书画、旅游景点、婚丧喜庆、室内设计、舞台道具、新闻标题、广告宣传、章回小说、文字游戏；有句话，它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楹联这种实用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统一是其它文学形式和应用文完全没有的。形成这种奇妙统一的原因在于楹联本身所具有的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特性。由于楹联是由对仗的上、下联两部分组成，具有外在形式的对称美与和谐美，把它书写镌刻于一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搭构物的正门两侧，就能够产生鲜明的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其用途遍及三教九流，已成为一种正宗的主要的用于庆贺、吊挽、装饰的社会生活应用文。也许有人认为，把诗词刻于墙壁碑林，不也同样可以发挥实用功能吗？不错，但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成两半，以对称形式展列出来，它不能书写于门之两侧。而“门”，则是一个建筑物的中心，是其黄金段位，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挂在大门两侧的楹联和刻在墙壁上的诗词，其实用功能的发挥是有天壤之别的。
通俗性和高雅性的统一：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试想，还有那一种文学形式，象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诚如前所述，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象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诗尚典雅蕴藉，如“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只能称之为“打油诗”。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而楹联，至若逢年过节，家家写之，户户贴之，实为文学中之最通俗者。但是，楹联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楹联固规则简单，形式纯粹，但其对道、联艺，却博大精深，没有止境。短小隽永者，一语天然，非俗手能为；长篇巨制者则更是铺锦列绣，千汇万状，如同史诗，非大手笔不能作。那些优秀的风景名胜联，辉映山川古迹，永放异彩；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联，传播四海，流芳百世；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联，慷慨磊落，光耀千秋，岂非大雅乎？
严肃性和游戏性的统一：一般来说，文学和艺术是严肃的，人们反对游戏文学、游戏语言的那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但对于楹联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楹联历来被很多人视为笔墨游戏，虽为偏见，但也说明了楹联具游戏性的特点。由于楹联追求对仗，自然是对得越工稳，越巧妙越好。这其中既是文学创作，又包含了思维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成份。如果单纯向对得工、对得巧上发展，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语文斗才和思想斗智。事实上，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它往往借助汉字音、形、义某一方面的特殊情况，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别出心裁的奇思异构撰写而成。游戏性楹联在宋代就很普遍了。苏轼就曾经创作过不少游戏性对联，留下了许多趣闻佳话。从他以后，对对子成为文人之间乃至普通百姓中试才斗智的一种主要方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的朱元璋、刘基、解缙、清代的乾隆、纪昀、都是热衷于游戏性对联的大师。
楹联具有游戏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楹联就变成了一种游戏。事实上，楹联能谐能庄，既是一种带游戏性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具有文学的严肃性。那些极为庄重典雅的场合，如名胜古迹、祠墓碑林，如书院会馆、官厅衙署，都书挂楹联。人们以联斗智游戏，也用楹联来抒情言志、评人论史、写景状物。清末有个叫赵藩的，在成都武侯祠题了一联。联云：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楹联既概括了诸葛亮用兵四川的特点，又总览了诸葛亮治理四川的策略，借此提出自己关于正反、宽严、和战、文武诸方面的政见，极富哲理，蕴含深刻的辩证法，发人深思。和历史任何优秀的哲理诗相比，它都毫不示弱。此联问世以来，好评如潮。人们“看中”的，正是此联深刻性和严肃性。毛泽东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对此联看得很细，予以高度评价。
这就是中国楹联，一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
第一桃符
　　桃符
【介绍】
据说桃木有压邪驱鬼的作用。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在桃木板上分别画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图像，悬挂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最后人们为了图省事儿就直接在桃木板上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这就是最早的桃符。
【桃符的来历】
相传在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棵大桃树，树干弯曲伸展三千里，叉枝一直伸向东北方的鬼门，鬼门下山洞里住的鬼怪每天都由此门进出。树下有两位神将：神荼（读作申舒）、郁垒（读作郁律）把守。这两位神将只要发现害人的恶鬼，就用芒苇编成的网子去捆住他们，并丢去喂一只老虎。周朝起，每逢年节，百姓就用两块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画上两位神将的图像或题上他们的名字，悬挂在大门或卧房门的两侧，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这就是桃符。而且古代人还会在自家的第二道门上画上那只吃鬼的老虎，旁边还有一条芒苇绳，以用来镇邪驱鬼、祈福纳祥。
【古人的相关习俗】
古人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或者用纸画上二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
【历史发展】
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说：“《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曰郁，住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入，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虎画于门，效前事也。”桃符最初书写二神的名字或描绘图像，后来演变为书写吉祥语，进而发展成为对偶的诗句。这就是造纸术产生之前的对联了。同时，也说明至少在东汉时已盛行春节挂桃符的风俗。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8226；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所以，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到了五代，桃符上开始出现联语，代替了神荼和郁垒的名字，人们一般都在上面写上一些吉利的词句。宋太祖乾德二年后蜀君主孟昶于除夕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志喜，蜀主对学士所题词语不满意，即挥毫书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的题词改变了传说中桃符的内容与性质，使桃符由原来驱鬼的桃木牌变为表达某种思想的特殊文体——联语。有些专家认为孟昶的题词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为庆贺开国立业，在除夕时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贴春联一幅。这种把“题桃符”变成张贴春联的习俗，一夜之间，由官廷豪门推广到了百姓门户。第二天清早（大年初一），朱元璋微服出行，漫步大街小巷，鉴赏春联。当他发现有一屠户人家因没钱买纸所以没贴春联时，他便命人取来纸墨，当下挥毫，为屠户题下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传说故事】
据《山海经》记载，在很多年以前，有一座鬼的世界，当中有座山，山上有百鬼出没，而且还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在外面作恶的鬼都要赶回鬼城。神荼、郁垒两兄弟神通广大，善于降鬼。他们严格限制鬼的活动，每年岁尾站在一株大树下检阅百鬼，见有害人的凶鬼，就用一种特殊的、无法挣脱的“芒苇绳”将它捆起来，让专吃恶鬼的神虎充饥，为民除害。但是神荼和郁垒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尽除天下恶鬼。也不能保证每家每户的平安。于是黄帝向全国宣布了一道命令，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用桃梗刻制神荼、郁垒像，除夕那天悬挂门前。同时，在大门上端悬挂苇索，二门上要画一只虎，用来避免妖魔鬼怪的侵扰。到后来，人们嫌刻木人麻烦，就直接在桃木上画两个神像，题上神荼、郁垒的名字，于除夕下午挂在门两旁，以压邪祛鬼，这就是最初的桃符。
【文学记载】
古代春节期间挂桃符的习俗，在许多文入学士的笔下多有记载；白居易《白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古代春节期间人们挂桃符的盛况显见一斑。
【桃符&；#8226；春联&；#8226；门神】
王安石脍炙人口的《除日》一诗咏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该诗的广泛流传也使得桃符一词几乎尽人皆知。更换桃符不仅是必做的事，而且春联、门神、年画等也与桃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除夕除旧迎新的必需品。
让我们先从桃符说起吧。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桃有辟邪的作用，先秦时代桃茆（1论）即桃木柄笤帚，具有驱鬼除邪的神奇力量。《礼记&；#8226；檀弓下》说：“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茆执戈，（鬼）恶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就有这方面的事例。《周礼．夏官》说，诸侯盟会割牛耳取血，要用桃茢为镇物。《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取藏冰时，要用桃木做的弓和用棘制的矢进行除灾仪式。桃符的前身是桃梗和桃枝。桃枝的辟邪作用见于《庄子》：“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鬼畏之。”（《艺文类聚》卷八六）将桃枝稍事加工的桃枝也有相同作用。《淮南子&；#8226；诠言》篇说：“羿死于桃棓。”东汉高诱注：“桔，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如此则自传说时代，古人就有对桃木的特殊信仰。由于桃杖的神奇作用，汉有腊日前一日逐疫毕，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苇戟桃杖”之礼（《后汉书吼仪志》）。将桃刻削成*人形也是古人采取的辟邪手段。《战国策&；#8226；齐策三》说孟尝君打算人秦时，苏秦对他讲了土偶和桃梗的寓言劝止他，其中有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可知战国时代已有削桃木为人的桃梗。又据《后汉书&；#8226；礼仪志》注，《山海经》载在度朔山，立于以大桃树枝为鬼门之上的神荼、郁垒，以苇索执鬼并喂虎。“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东汉《风俗通义》也引《黄帝书》讲了这个故事，并说：“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事也。”可知汉代腊日的前夜已流行在门旁立桃梗（人）的风俗。《荆楚岁时记》讲元旦拜贺后说：“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可知六朝时代又出现了桃板。（作者按：该书通行本又在讲贴画鸡，悬苇索后说“插桃符其傍”，“桃符”二字有误，不取。）至迟到唐末，出现了“桃符”一词，韩鄂《四时纂要》明确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换言之，桃符即古之桃杖、桃梗，“符”字更清楚地表达了其驱邪作用。此后宋代盛行“桃符”的用法，前面所引的王安石《除日》诗就是一个例证。
桃本来是作为一种植物而被认为有避邪作用的。《玉烛宝典》引《典术》说桃是“五行之精”，可以厌伏邪气制百鬼，所以作“桃板”著于户（《太平御览》所引《典术》“五行之精”作“五木之精”，“桃板”作“桃人梗”）。从桃枝、桃杖到桃人梗，桃有一个人格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神格化的过程。桃板、桃符的出现正是两种过程合一特别是转变的集中体现之物。虽然资料中无南朝或更早之桃板上有字、画的记载，但是桃板，这种加工平整的东西，桃的避邪作用只是作为属性存在，它一定另有目的，根据后来文献中所记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写二者名字的事实，可以推断，桃板一出现可能就有图或字，或二者兼而有之。所写所画也应当是神荼和郁垒。最初桃枝、桃梗和执鬼神神荼、郁垒是两回事。一旦在桃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写上名字，就使二者合一。桃符既是原来的桃梗，又可以代表画有图形的桃板，二者有区别，也混同，在混同的情况下．桃符也就成了神荼、郁垒的代名词。
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标名字的作法，兴盛于宋代。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桃版》讲了度朔山的传说后写到：“故今世画神像于板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反映北宋风俗的《岁时杂记》也说在“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由此可知，桃板可以称作桃符。图画神荼、郁垒作为避邪的桃符，一直流行到明清时代。明嘉靖《汀州府志》说：“桃符，新画桃符置户两旁，貌荼、垒于上，以厌邪魅。”明清地方志多有各地除夕挂桃符的记载。
春联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桃板题字的著名故事。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让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13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看来题写一年平安词是恒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是桃符性质的重要改变。关于此点，唐末韩鄂的《岁华纪丽》说，门署桃板是为了“纳庆”，可为注脚。
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南宋时代的《梦粱录》除此记载外，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除夕要“贴春牌”。看来“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桃符也就变成了两种类型。
这种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春联所贴之处，前引福建《汀州府志》说是在门或厅堂柱间，不太具体。明《月今广义》的记载更为详细，说除夕更换春帖、柱联、门额，在堂轩楣枋贴宜春、福、祷、寿等字。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
门神形成于多种途径，最初同古人五祀信仰有关。门户主出入，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下，人们祭之以报德。古人也认为门户与阴阳有关，《礼记．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