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3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新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二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之。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学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日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贾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可为今用也。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服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有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　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网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十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