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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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褂惺裁捶直鹉兀浚《�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　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裕�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　瑾妃十五岁、珍妃十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附录：汉代的太学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笔者不揣浅薄，冒昧执笔，仅就哥伦比亚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合设之「中国历史研究部」所藏之汉代史料，搜集成章，时间卒迫，参考书籍尤嫌不足　，草草为文，以寿「许」恪士师，尚乞海内师友，不吝匡正！

我国汉代的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后发展极速，至东汉中叶竟拥有教授（学官博士）七干余人，学生三万余人，其规模较诸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任何大学亦不多让，实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但是这样宏伟的一个国立大学，为什么至东汉末叶日趋衰萎，魏、晋以后两汉太学之遗规遂不可复振？今日之谈史者，回首两千年前之史实，实不无余憾。笔者寄迹海外，数据与时间均属有限，初不敢言为两汉太学作一有系统之研究，但愿就手边史料整理所得，略论两汉太学兴废之由耳！
太学设立之背景
上古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原属「官办」性质。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之时，私学乃兴。孔子便是开这个风气之先的第一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战国时期实是我国古代私家讲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私家自由讲学的另一种副产品便是处士横议，干讦朝政。秦灭六国之后，独裁者之不能容忍这种「民主作风」实是集权政治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始皇颁挟书之禁后，私学遂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内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余人，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在政府直接指导之下，六国时授徒讲学之遗风似未全废。他们只是不许结党干政，以古非今罢了。顾炎武说：「秦之任刑虽过，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三）始皇焚书，并非废学，他只是压抑私学，独办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学而已。
汉兴以后，挟书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犹袭秦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刘邦初年曾「以儒冠为溲器」，未尝崇儒。其后窦后好黄老；汉室后代帝王每谈起他们的「汉家法度」，总欢喜引用他们祖先的「霸王道杂治」的传统，可知汉初仍有六国遗风，学术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未尝定于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挟书之律后，百家之学更渐有待苏之迹象。
但是汉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对学术文化建树甚微，汉之博士虽袭秦旧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为不尊，但是事实上「博士」一职在汉初只是如现代政府中「顾问」、「参议」一类的闲差而已。叔孙通以后未闻汉初博士有何重要建树。身为博士者其职业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讲学而已。
这时官府的鼓励虽小，但是历经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后，学术之日趋发达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战国以后，孔孟之言已是学术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号又颇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渐有一马当先之势。文景之时，诸家博士废置情形，史无明文，而儒家已驾乎诸家之上则是事实。景帝始立「一经博士」，儒家独尊的局面已具雏型，而武帝即位后数度亲策贤良文学，首膺圣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经博士」，儒家独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时的「博士」不但是沿秦旧制，位备承问；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汉书？武帝纪》）。博士之职位，顿形显赫。故武帝之增设五经博士，不只是补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经，实是对这个久同虚设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规模的整理。早已没落之诸家博士当于此时正式废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术为立国的政治哲学，则儒生想乘机取得政权自是无可避免的反应。迨公孙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汉书？公孙弘传》），一反汉家以列侯为宰相之往例，儒党始首次取得了政权。接着董仲舒于武帝亲策贤良文学中高第，这个独崇儒术的汉家太学，便在他两人的建议之下，正式创立了。
太学：儒家的「中央党校」
汉代的太学，既是武帝根据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而创设的，则董氏的兴学意见书——这有名的「董仲舒对策」实不可不读。武帝亲策贤良文学时，仲舒对策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接纳了他的意见，乃于元朔五年应「丞相弘之请」，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给予官定身分——「员」，并立下太学生员毕业后由政府分发任职的章程。同时把这五十位太学生集中起来教授，是为汉代太学最早期的形式。读仲舒对策，我们知道这太学创立的宗旨原是为国家「养士」。然西汉私家讲学之风本盛。汉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于孝景时为博士，史言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同上）一个博士便带有这样多的弟子，则「养士」又何需乎这为数不过五十人的太学！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为国家养士，而且是要利用这个新机构来维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训练儒家的建国人才，将来好让他们学优而仕，掌握政柄。这五十名太学生，但须受一短期训练便可由政府分发任职，按章程规定：博士弟子，授业一年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以为「郎中」；「秀才异等」亦可显亲扬名。同时在受业期间，他们还享有「复其身」（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汉书？儒林传》）这在当时是如何令人羡慕的特殊阶级。而他们的教授——　五经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难想象。加以武帝复广立郡国之学，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荐升入太学，则地方学校教学的方针属向，自不待说。这样一来，士心所归，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则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时的太学，以现代术语明之，实是当时执政的儒党所办的「中央党校」，其目的是训练精通儒术的理论家与政治人才，借以总揽全国的政教，使天下归儒！
太学的发展
武帝之后一传至昭帝，太学生增至百人；再传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太学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汉书？儒林传》）王莽秉政时规模益大。迨至东汉，太学发展尤速。东汉盛时京畿有「学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魏名臣奏疏》）顺帝以降，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创立太学之初，规模极小。以故太学校址似在长安城内。其后师生人数增多，城内无法容纳，太学乃迁至城外。据《三辅黄图》的记载，这城外校址设在「长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狱」。这显然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太学区，亦如今日美国因某些大学而成市的小镇一样。西汉末叶王莽为宰街时曾「建弟子舍万区」，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光武中兴以后，太学随都城迁往洛阳，校址设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顺帝时更大兴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翟酺传》）至于东汉太学的建筑图样，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书记载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课室，有礼堂（即所谓「辟雍」。辟雍在东汉时，似非太学员生所专用，游士学者盖均可假以讲学，此非关本题，有暇当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学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于校园之内。（《后汉书？鲁恭传》）一般学生住宅，亦似甚宽敞。好活动的学生，留客止宿，交朋结友，往往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太学生的选拔和出路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学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　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系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章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来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今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科。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科的博士当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要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