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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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他人与之竞争。加以文人相轻，再「各以家法教授」，门户之见极深，因而太学里便要闹各学派互不相让的争执了。学派的争执
武帝初立太学时，学官所立「《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汉书？刘歆传》）其它师承系统，多见摈于学官之外，引起学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汉书？宣帝纪》）最后由宣帝亲自「称制临决」，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谓「义虽相反，犹并置之」。（《汉书？刘歆传》）这一次由皇帝亲自作主席的辩论会，总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学里少数学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古文家异军突起。这一学派的领袖刘歆乃思打入这「中央党校」，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列入学官。诸博士又群起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竟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分明是作无言的抗议。（同上）其时因为既立学官的诸派博士势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刘歆外放以息此争。且看班固的记载：「『哀帝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后汉书？贾逵传》）
这是我国古、今文学派斗争之始。然而两汉以后，康、梁以前，这两个学派的争执几乎是纯学术性的。但是在西汉末季，这两派的争执实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那是事关学官的废立，亦即为操纵执政党「中央党校」的问题。所以汉代自孝宣以后，我国学术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是「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士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御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太学之变质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之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余。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然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己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就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而真正「既闻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汉末「以生道杀人」的诸葛亮，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却要自称儒生。
加以光武中兴以后激励气节，儒生以宦徒为可耻，沽名钓誉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装模作样。因而东汉时私家讲学之风特盛。他们也「各以家法教授」，与太学诸博士在学术上平分秋色。《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这些私家讲授的学者，生徒极众，门下「著录」（登记）每至万人以上。⑤　所以以规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已。
太学与私学的比较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东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骄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到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学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上的领导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仍然保留了独霸的特权和荣誉，其为当时极重气节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场。家君治汉学，尝谓东汉私学起于光武之激励气节，而后「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无过可言，然渠为一己篡夺之私欲，极力破坏东汉两百年之士风，实罪无可逭，确是千古不磨之论。
在东汉这种士风之下，居学术高位的博士，有时还得不顾学问，替那不学无术而偏要「正坐自讲」的皇帝作御用文人⑥，这与今日大陆郭若沫辈之甘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实同样的无聊。因而其时极多有志操的学者宁愿私家授徒，不愿应征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这和今日的情形亦颇相同。
太学没落的近因
太学既失其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禄的衙门。太学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杂。公卿「保举」博士，又多「举不以实」（《后汉书？杨震传》），为真正读书人所不齿，更为落选者及其「保举人」所嫉忌。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学术风气这样浓厚的东汉，无怪乎有人要废太学、兴辟雍了。
再者太学本身的学风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更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汉书？吕强传》）这种为利禄而学问的学校，学科范围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员的选拔又充满贵游子弟，「天下英雄」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因而遗贤遍野，「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颓也。」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东汉末叶，太学既去其为国家养士抡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荣誉反而出诸士林之内读书人的彼此推重。汉、魏之间因而乃有「月旦评」一类的言论机关出现。名满全国的学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阳」一类的名士了。此风滥觞，魏、晋之际，当朝者惩前代之失，其养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学，而改用士子之间相互评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试制度始正式确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兴衰之史迹，固然太学非不能养士也，良以统治当局见识不足，使本可大有发展之制度失其学术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太学卷入政治漩涡，变成少数人把持之局面，为少数人创造特权，而至于失败。史书足以资治，抚今思昔，读史者能不慨然！

注释：
①《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颜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师。」
②《后汉书？孝质帝纪》：「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
③儿宽以郡国选受业博士，贫无子用，尝为弟子都养，见《汉书？儿宽传》。太学生公沙穆，客佣，凭舂，见《后汉书？吴佑传》 。
④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以及东汉大儒郑玄等均出身太学。西汉太学已有学潮，见《汉书？鲍宣传》。后汉学潮更甚，见《后汉书？党锢传》 。
⑤如蔡玄，史言其讲授《五经》，「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见《后汉书？蔡玄传》 。
⑥《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曾集诸儒「正坐自讲」。《章帝纪》亦载有章帝亲决五经异同。⑦此处笔者所述仅就「制度」二字立论，非言太学无丝毫建树也。汉末党锢之祸时，太学生的表现，何等辉煌，因为太学毕竟是拥有二万多青年的一所大学。

*原载于《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
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编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釐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　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籍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