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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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宰相尚且不管那些小事，何况一个国家的元首、皇帝和总统。更何况李总统幼年所学的「中国史」，都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品——说古代中国本是个骗来骗去下等民族的集合体。近代中国连“What　is　China？”都没个定义（见《重光葵回忆录》），日本侵华是为着宣扬王道，日本占领台湾是出台湾人民于水火，南京大屠杀根本没这回事，日本并吞朝鲜是韩人向化，慰安妇是出诸韩妇、台妇之自愿，日军侵略东南亚是皇军赶走白种帝国主义，解放被压迫民族，日本向盟军投降叫做「终战」，这种不知不觉，潜藏于下意识中，青少年期所受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可能就是构成李总统包袱的最大成分。——在七年前的「六四」前后，李总统曾是大陆青年的一盏明灯。这一形象的迅速滑坡，实在是很可惜的。若把这一转变，完全归罪于中共玩弄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也是个错误的观察。——江泽民、乔石那一伙，也是一群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务实派（与老毛和林四的胡来是完全不同的），把他们全看成疯子、坏人或三头六臂的苏秦、张仪、基辛格，都是不正确的——他们哪有那飞天本领，要社会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要民族主义就有民族主义呢？！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们，尤其是李、江二公，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在话下，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琪（一八六五～一九三六）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袁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需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台湾已无「反革命法」。大陆在现行刑法中，亦已改「反革命」一辞为「颠覆政府」。如此，则当年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也是一种反对颠覆政府的措施——其后数十年国共两军中类似的措施，严格多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〇四〇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颠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实在是三男（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不如一女（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若论统治的时间之长，版图之广，忧患之多，一女都胜过三男。西后统治中国先后四十八年（一八六一～一九〇八），疆土包括外蒙古和唐努乌粱海。她所敉平的内忧有长毛、捻军、回乱，和数不尽的地方骚乱。她所抵御的外族入侵多至十一个帝国主义。首都两度陷敌，瓜分迫于眉睫。她所统治的年代也正是东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掠夺的巅峰。这都是其后三位男独裁者所不可比拟的。
可是尽管如此，西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蒋、毛二公最擅长的）「拉一派、打一派」。她没个什么政校、干校和人民大学，而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实为国、共二党所未尝有，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不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后四十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她毋需杨永泰来为其「削藩」，更没个林彪要飞往温都尔汗。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比诸后朝，亦不像毛公之欲盖弥彰也。——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籍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　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