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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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54）。
「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后，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籍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55）。
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56）。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57）。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58），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59）。谁知这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60）的「马厂誓师」来。
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61）。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62）。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63），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籍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64）。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65）。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66），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
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
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67）。
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68），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69），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有主题，无方法
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70）。
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71）。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72）。
前已言之，孙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个清党运动之后，已变成个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寡头政客，与众不同的是：
1、他有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历史和位至总统的国内外声望；
2、他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政治领袖；
3、他有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颇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个松散的，但是毕竟存在的政党（73）。
但是从实际政治来说，中山却有极多的弱点。他没有兵、没有地盘，更没有钱。孙中山革了一辈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两件要事。第一是筹款；筹款的对象是华侨。但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筹到多少钱（74）。他加入过地下帮会的「致公堂」，但对这个充满「老朽昏庸」的帮会却失望之至（75）。第二是除掉少数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买雇佣兵（尤其是护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这些雇佣兵如滇、桂、川、湘、粤诸地方武力，其素质之差，远不如以袁世凯「北洋新军」为班底的直、皖、奉诸系（76）。
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77）。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78）。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79）。
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80）。
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81）。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九〇七～九六〇）；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82）。
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
「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84）。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85）。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86），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87）。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88）。
「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89）——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90）。
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　，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〇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3）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4）笔者遍翻《国父全书》、《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5）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6）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〇三、一四〇；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7）《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8）见注（4）。
（9）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10）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11）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12）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13）　孙文提出这口号是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14）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年。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　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15）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16）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
（17）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
（18）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19）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不鲜。黄巾、白莲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20）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为例，他的原计划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务已完成的队伍则分头放火，以壮声势」等等。（参见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二六）。孙公何以要搞这希望甚微而牺牲至大的恐怖主义呢？那就是因为他坚信，革命党只要有个立足点，则全国便会闻风响应（参见孙文于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筹款信函，《国父全书》页四〇一及以后诸篇）。后来果然民军一占武昌，而各省响应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
（22）忆三〇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仪（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25）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26）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〇。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27）「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