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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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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是何等煞费苦心，只要一个调子唱得不对——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会使整个的演出遭到破坏。还有，正如马斯特曼所说的，“不管我们多么谨慎小心，一个已经失去敌人信任的间谍可能会把整个计划搞垮。更糟糕的是，对他的报告敌人会‘从反面去推测’，这样他非但不能隐瞒真正的攻击目标，反而会将自己暴露给敌人。”因此，最后决定，用来散布“水银”计划“灾情”的“乐队”将是小型的，而不是大型的。“第一提琴手”——这是谍报部门的行话——将包括：
“嘉宝”，德国人认为他是他们在英国的最好的间谍；“布鲁特斯”，波兰人，法国陷落后他在法国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德国人认为他同意作为德国在英国的间谍为德国谍报局工作；“珍室”，一个苏联血统的法国女郎；“三轮车”，一个成功的、奸刁的南斯拉夫商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他是欧洲理想主义者的最好的典型。其他间谍——那些“第二提琴手”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出场，而上述这四个将演奏“水银”计划及其相关的欺骗计划、尤其是“斯凯岛”计划的主旋律。但是，当双十委员会的这些狡诈的人让这些不可思议的乐师开始演奏时，他们又一次接近了他们自己、“坚韧”计划、“水银”计划、和“尼普顿”计划将面临的灾难边缘。
那么，罗恩纳和西线情报分析科又是怎么估价盟军的战役部署的呢？罗恩纳相信“水银”计划真的存在吗？他相信美国第一军在英格兰东南集结，巴顿将统帅这支强大的部队进攻加来海峡吗？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比盟国欺骗机构的猜测复杂得多。因为，就在“水银”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那倔强、傲慢、迄今为止在忠诚方面一直无懈可击的罗恩纳卷入了一项他自己的欺骗活动——一场将对“尼普顿”计划的结果带来深远影响的密谋。
事情始于——1943 年未，当时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来了一个新人——罗杰·米歇尔中校，他接替施道勃瓦塞尔当了英国组的组长。
米歇尔在西线情报分析科里的工作对象是英国。1944 年1 月，他到罗恩纳那里，提出了一项完全合理的意见。很长时间以来，德国谍报局同党卫军保安处为了争夺帝国情报系统的指挥权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作为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党卫军保安局为了向希特勒表明自己的情报来源、智慧和客观性都比陆军谍报局高明，它总是把米歇尔对盟军战斗序列的估计打一半折扣。罗恩纳反对党卫军保安局干预的办法。那种制度要求由党卫军保安局对所有西线情报分析科的报告进行审查，以“确保它们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保证它们都跟党卫军保安局获得的情况和他们的分析口径一致。
到了3 月份，局势变得严峻起来，因为希特勒相信那种打了一半折扣的对盟军兵力的估计是罗恩纳做出的，而他对罗恩纳没有半点怀疑，因此，他决定从西线撤下几个师。然而，事实上，从卡纳里斯倒台、德国谍报局解散以后，党卫军保安局的权势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还是米歇尔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从现在起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盟军在英国的作战师数目增加一倍。这样，当党卫军保安局砍掉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几乎经成了惯例以后，一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就会被呈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米歇尔的建议有违于西线情报分析科，也有违于罗恩纳本人原则。但这个想法占据了他的思想。
后来，梅茨调离了西线情报分析科。他离开后，罗恩纳实行了米歇尔的建议。他开始在呈送希特勒的报告中夸大盟军在英国的兵力。这就够严重的了，但更严重的却还在后面。根据制度规定，西线情报分析科在估计敌军情况时，凡提到某作战师的存在，必须同时提出证明它存在的根据。但是，根据到哪里找？米歇尔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敌人）泄露的有关盟军在英国兵力的情况和报告都当做真实的事情予以接受，当然，这些情报都是作为“水银”计划的组成部分故意喂德国人的，罗恩纳心里明白它很可能是一种欺骗。但是，他确信党卫军保安局还会对他的估计砍去一半；带着这种信念，他对盟国在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做了一次全面的研究。
他的研究结果于1944 年5 月送到了党卫军保安局；就在那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像梅茨所警告那样，可能是因为负责“减半工作”的那些人调动了工作，党卫军保安局接受并转呈了罗恩纳做出的夸大了的估计。他的那份研究报告说，盟军在英国集结了八十五到九十个作战师，另有七个空降师，而实际上只有三十五个作战师（包括三个空降师）。就是这个估计数字后来写到了德国国防军所有的图表上了。
就这样，盟国的欺骗机构在罗恩纳身上找到了一个不知情的盟友，因为他对登陆日之前盟国在英国的兵力的估计在各个方面都同“水银”计划的战斗序列完全一致。自从五月份以后，虚构的美国第一军对希特勒、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现实，不管罗恩纳再耍什么样的花招，都已无法把这种情况改变。他发现，把盟军作战师的数目写到战斗序列图表上要比从它上面抹掉容易得多。的确，后来支特关于在英国有五十五个到九十个盟军师的证据继续不断地汇集到德军西线情报分析科里来，罗恩纳自己也开始相信他原来的估计可能还是正确的了。即使党卫军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也都来不及了，因为，那时最后一仗已在进行之中。
罗恩纳将要为他耍的这个花招付出自己的性命，然而，这个花招的炮制者米歇尔却逃脱了惩罚。这件事在战后的德国曾经引起过怀疑，有人说米歇尔可能是英国或美国谍报部门的间谍。这种怀疑后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因为米歇尔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其他人被释放之前就早已获释，有一次他还身着美军服出现在海德尔堡，而且他还声称自己在美国反间谍部队服务。然而，米歇尔在西德呆的日子并不长。未过多久，他就逃到了苏占区。这样，那个战争时期的哑谜又被这一和平时期的叛逃槁得更加令人难解了。
米歇尔是否是盟军的间谍无关紧要，这跟罗恩纳背叛的动机究竟是想保护德国还是想搞掉希特勒及第三帝国并不重要是一样的。然而，不管怎样，罗恩纳和米歇尔都帮助完成了盟军欺骗机构围绕“尼普顿”行动而罗织的错综复杂的圈套，就是这个圈套缠住了希特勒，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他无力对付即将开始的解放行动。
第四节 进攻前的大空袭
午夜刚过，“利山德”飞机就在曼斯顿机场着陆了，然后滑向机场东南角上的停机坪停下。肥胖的邓德代尔司令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他打开机门，把两位客人扶下舷梯。一个客人是“皮耶尔·莫罗先生。他是法国铁路官员，带着一副眼镜，神情有些紧张。他是那天晚上从里昂附近的家里被偷偷地接出来的。另外一个客人是他的妻子，穿着一件旧皮大衣。他们三人来到明亮的地勤人员休息室。莫罗女士脱下了大衣。邓德代尔注意到她怀着孕，肚子已很大了。天刚亮，莫罗夫妇就已来到了皮卡迪利大街的布良饭店。在那里，他们睡了一觉，洗了澡，吃了饭后，莫罗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就是索利·朱可曼教授，他的研究项目，从猿人到炸弹爆炸对人体的影响，无所不包。现在，他又在从事另外一项研究。在该项研究中莫罗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破坏法国的铁路。
莫罗到来之前，最高司令部的飞行员为一方，而丘吉尔、战时内阁和英美重型轰炸机将领为一方，两者之间的重大争执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争论的中心是在盟国庞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和如何用这支部队直接支持“尼普顿”计划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要求这些轰炸机不仅要轰炸敌人的城市，而且要密集轰炸以摧毁西部欧洲的铁路中枢。这些铁路中枢是德国装甲部队和后备部队开往诺曼底的必经之路。应盟国空军远征军总司令、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的请求，朱克曼教授制定了一个对西部欧洲的八十个铁路目标进行九十天轰炸的计划。这份计划代号为“运输”，交给最高统帅部副司令特德。这个计划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支持。他坚决认为，既然“尼普顿”计划的头五、六个星期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保证突击队在欧洲夺得并占据尽可能大的立足点。如果德国人能够把大批增援部队通过铁路火速调到诺曼底，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摧毁西部欧洲的主要铁路中心在军事上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运输”计划将要造成的政治影响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战时内阁一听说这个计划可能要造成二万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死亡，六万人受伤之后，就采取了内阁会议记录所说的“严重地看待这个建议并且基本上反对这个建议的意见”。
丘吉尔支持这种意见。他在1944 年4 月26 日的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如果西方国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在法国结下深深的怨恨，今后多年内将影响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他打电报给罗斯福，请他命令艾森豪威尔想些其他办法来迟滞（德国）装甲部队的行动。然而，罗斯福不愿出面干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后，他电复丘吉尔说：“我不准备从这么遥远的地方对负责的指挥官们的军事行动强加任何限制。在他们看来，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会妨碍霸王计划的成功或给我们盟国进攻的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他的电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计划把西部欧洲的铁路统统炸毁，以利于实现“尼普顿”计划。
莫罗先生在这次空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莫罗是在法国铁路系统，即在全国铁路干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他同其他人一样了解这个系统的军事能力以及一旦盟国进攻，德国打算如何利用个系统。英国情报局在巴黎的间谍机构的代号为“阿米克玉石”，同全国铁路局的董事中的重要人物有联系，也同莫罗接触过，莫罗同意到英格兰去，用他的知识和经验为“尼普顿”计划服务。他随身携带一套三卷最新的法国铁路运行手册，以及大量的关于在盟军大举进攻时德国的作战计划的材料。随着“运输”计划的政治争论的结束，他加入铁路研究所。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调查西北欧的铁路调车场、车站、车库、轨道、修车场、圆形机车修理房、转台、信号系统、侧线、机车、车辆来源和铁路桥梁等。莫罗的具体任务就是协助铁路研究所选择一些轰炸目标，这些目标要是被毁之后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往诺曼底运送后备队的能力。
莫罗把他的妻子交由一位产科医生照料后，就去上班了。他神经质，很敏感。他的同事认为他是法国公务员的典型，对金钱和生活十分计较。他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危机。莫罗夫人生了一个男孩，莫罗是个犹太人，按犹太人习俗，新生孩要割礼。他强调说，因为他是在英国，为英国政府办事，因此，英国政府应当支付他儿子的全部出生费用，而军需官不同意付割礼费。他说，这笔费用当由盟国空军远征军和铁路研究所支付。但是，这两个单位都没有用于这种开支的经费，因此都拒绝付款。为此，莫罗声明只有把这批费用给他报销之后，他才恢复工作。邓德代尔知道法国人对钱分文必争，因此决定将此事提交下一次空军会议讨论。在会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把割礼费说成是“其它事项”。大会主席、皇家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爵士“从口袋里掏出了5 先令硬币。其他与会者也都拿出了一些钱，很快就够付割礼费了。”莫罗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安。“运输”计划开始实行之后，他开始认识到，帮助摧毁铁路就是为造成法国人生活中的全国性灾难出力，他显然不了解盟国空军的巨大力量。当他听到巴黎、维希和布鲁塞尔的电台广播他和铁路研究所的工作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时，他大惊失色。当他听到法国红，衣主教向英、美主教团发出呼吁，要求停止这个战役时，他的反应十分强烈。最后，当他在1944 年5 月22 日听到纳粹控制的巴黎的广播时，他干脆停止了工作。这家电台报道了法国遭到破坏的情景：
“法国铁路系统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盟军成功地把整个的调车场炸成废墟，炸毁了无数的机车；数十个车站处于瘫痪状态。盟军飞机驾驶员所不能做的别的破坏工作也由富有经验的破坏小组做到了。人民，特别是巴黎市民的愤怒情绪正在高涨，因为在那里买不到食品，谁也不能外出旅行，而且电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另据报道，到5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已有六千零六十二个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
莫罗拒绝继续再为铁路研究所工作。他在英国一直等到法国解放后才回国。战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德代尔收到法国全国铁路局寄来的一封信，说莫罗在铁路服务四十年之后已经退休并申请退休金。信中指出，不幸的是在1944 年春天有一段时间他中断了工作，而他本人不能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要求法国铁路局到外交部了解情况，他什么都不能说。邓德代尔也不能讲。英国情报局并未作为一个组织正式存在过，因此也不能说它雇用过任何人。此外，邓德代尔不敢断定，如果法国全国铁路局发现了莫罗在战时法国铁路遭受破坏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话对莫罗是否能领到退休金会产生什么影响。
“运输”计划只是盟军在登陆日之前发动的大规模空中战役的一方面。
正如大西洋海战是要消灭德国的海军一样，空袭的目的是要消灭德国空军，同时把为德国战争机器提供物资的工业城市从地图上抹掉。1943 年潜水艇的威胁实际上已经消除，盟军在北非也取得了胜利这样这场空中战役，就在盟军的日程表上占据了最优先的地位。因为德国空军给“尼普顿”计划的实施造成双重威胁。盟军的策划者们担心，即使只有少数几架德国飞机，也可能在拥挤的海道上和“尼普顿”计划规定的强攻地区的登陆场造成大破坏，就像它们在已里所做过的那样。而且德国空军至少有5 个完整的空降师，可能在英国南部一些港口，在伦敦或登陆场地区实行密集空投来挫败“尼普顿”计划。战后确实发现戈林早已制订了这样的计划。如果德国人当时能预先知道盟军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德国空军当时拥有向目标运送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如果盟军当时未能取得制空权，未能在运载伞兵的机群还没有到达其要开始行动的法国基地之前就消灭它的话，这项计划就很可能付诸实施了。
然而，空战的胜利并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哪一方的飞机最多，还有其他一些迫切的需要使盟军的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而且不让德国人知道“尼普顿”计划的真象也是重要的。“尼普顿”计划是可以通过大规模进攻前空战的形式和强弱程度推测出来的。德国的空军情报机构很大，富有经验并且极为能干，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挫败盟军的空袭。通过对盟军战术、队形和目标的侦察，通过密码分析和无线电侦察活动以及遮蔽或干扰雷达系统和无线电导航仪的技术，这个情报机构有预测，或许甚至制止“尼普顿”计划的实现的手段：这样，欺骗，特别是虚构的“坚韧”计划，就成为支配大举进攻前的空战的主要因素。空战本身是一种新的战争，它产生了许多像陆战或海战一样巧妙而无情地对付敌人的策略。
首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蒙蔽德国无线电情报系统的活动。众所周知，德国人监听了盟军空军无线电通讯并从通讯方式的某些特点推断盟军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盟军就广播虚假的无线电通讯使德国人经常处于毫无必要的戒备状态；而且在“尼普顿”计划的特殊背景之下，在大规模进攻前演习的同时，广播那些与登陆日前夕的真实的无线电通讯相似的虚假的无线电通讯，希望使敌人断定：“尼普顿”计划本身只不过是又一次演习。
这种无线电欺骗还用清晰的或易破译的密码播出，使德国人认为他们已截获了一件泄密的重要情报。不过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计策，所以很少使用，以免德国人识破这种极易得到的骗人情报的真相。
空中战役的战略家们清楚地知道，虽然敌人看不到在英格兰发生的事情，但肯定能听到，因此就开始广播假无线电通讯，透露或者像是在透露盟军空军力量主要集中在东英吉利的平原上，即“水银”计划地区，而英国西南部的真正的飞机中队却保持沉默或用陆上通讯联系。美、英飞机还在进行真的室袭的同时执行欺骗飞行任务，发出假无线电通讯暗示它们的起飞和返回地点是东英吉利。但是，无线电欺骗战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德国无线电情报系统完全淹没在大量的假通讯之中。并且为了加重德国情报系统的负担，盟军空军还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位于“尼普顿”计划和“坚韧”计划地区的所有无线电台。最后用一百架“兰卡斯特”飞机对位于西北欧瑟堡附近菲尔姆德乌尔的德国通讯情报总局进行密集轰炸，这次空袭卓有成效，正如后来的摄影报道的说明所说：“电台已经完全不能使用。它的地址本身如果不花大力气平整弹坑的话是不适合重建电台设施了。”这一次以及其他次对德国无线电台的空袭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样就使秘密通讯更加容易遭到“超级机密”的破坏。同时，马基也在忙于切断通讯电缆，这又迫使德国人不得不采用无线电通讯。
也许盟军的最残忍的空中策略是目标的选择。在把西部欧洲的铁路中心炸成废墟的同时，盟军空军还轰炸公路和铁路桥梁。但是为了暗示大举进攻的地点是在加来海峡，在大学进攻日开始之前只轰炸塞纳河上的桥梁。卢瓦尔河和其它河流的桥梁留待以后轰炸，这样，1944 年4 月21 日至6 月5 日。
从鲁昂至巴黎之间塞纳河上的桥梁全部被炸塌坠入河中。隆美尔曾目睹一次这样的轰炸，当时在维农的塞纳河上，美国第九航空队的八架“霹雳”轰炸机用八吨炸弹炸毁七百二十五英尺长的钢梁铁路桥。共有三十六座大桥遭到同样的命运。海岸炮兵阵地、雷达站、飞机场、坦克停车场、汽油和石油库、司令部（为执行“超级机密”计划的目的而建立的司令部除外），特别是飞弹武器发射场也都被炸毁。由于这些目标大部分都在“坚韧”计划地区，因此，炸毁这些目标极巧妙地达了欺骗的目的。一份题为“欧洲战场空军行动的掩护和欺骗”的绝密备志录总结了这次战役的基本策略。这份备忘录说，由于“不让对方从轰炸强度或方式中看出进攻的预定日期和目标区是绝对重要的，因此，对加来海峡的海防设施（掩护区或虚构进攻区）也同样地进行轰炸，而且有时对这些地区的轰炸猛烈程度甚至两倍于对诺曼底的海防设施的轰炸。”如果在突袭地区内投一磅炸弹，那么在这地区之外就投两磅炸弹。
由于德国在加来海峡的防空设施比其他地方坚固得多，所以，这种策略会使盟军飞行员的伤亡人数大为增加。
向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抵抗运动运送供应物资的空中行动及在敌占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也采取一样的方式。在进攻前的整个时期内，向“坚韧”计划”地区运送补给品的飞行次数超往诺曼底运送补给品的飞行次数，两者的比例是二比一或三比一，而在上空的假侦察飞行是一样的频繁。当然侦察驾驶员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是掩护区，哪个地区是真正的目标，虽然“掩护和欺骗”备忘录指出，上级也许是要使这些驾驶员相信加来海峡是突袭地区，以防他们被击落而受到讯问时泄露机密。可以认为，这些行动也造成了伤亡的增加。这种伤亡的增加，一部分应当算在“坚韧”计划的帐上。
盟军究竟愿意花多大的代价以打败德国空军、严守“尼普顿”计划的机密呢？在空袭亚琛、哈塞尔特、儒维西、利尔和特拉普斯的铁路中心的空袭中，盟国的损失特别严重。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盟国也许是故意事先让德国得到空袭情报以引诱德国空军出来作战，温盖特回忆说，皇家空军准备把最新式的“喷火”战斗侦察机送给德国人，以玩弄一场骗人的把戏。
这是梅耐待查根策略和“肉馅”行动的变样。有一次，一个被俘的德国战斗机驾是员被带到苏格兰卢哈劳动保护皇家空军基地受“审讯”。这个人以“暴君崇拜”和高超飞行技术著称。负责审讯这个俘虏的皇家空军情报官在讯问的中途离开了，他说他“去找一个人谈狗的事情”。几分钟后，皇家空军地勤人员把“喷火”战术机开到这个俘虏的视野之内。他们给飞机加了油，盘动一下螺旋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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