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元帅们-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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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家庭

　　　　斯大林1904年首次结婚，1907年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死于斑疹伤寒。他们的儿子雅可夫·朱加什维利被姨妈养大，成年后来到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雅可夫和父亲的相处并不愉快，斯大林曾轻蔑的说他“不过是个鞋匠”。当斯大林得知雅可夫的未婚妻尤利娅是个犹太人时，粗暴了辱骂了他们，雅可夫开枪自杀未遂，斯大林发现受伤的儿子时说：“他竟然没能射准。”后来雅可夫在苏德战争中任苏联红军西方面军炮兵连上尉连长，1941年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后德军提出用雅可夫交换被俘的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被斯大林以“我不会用一名将军交换一名士兵”、“我没有一个叫雅可夫的儿子”及“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可夫，还有上百万人都是我的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释放，要么让雅可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运”的回答断然拒绝。1943年，雅可夫在德国的俘虏营中扑向380伏电网自杀。　　　1919年，41岁的斯大林再度成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当时只有18岁。她后来为斯大林生下了一个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和一个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1932年11月8日，娜杰日达在陪同斯大林参加了一次晚宴后，于次日被发现在自己的卧室里自杀身亡，身边还有一把左轮手枪。官方则宣称她的死因是阑尾炎。　　　
　　　　斯大林和娜杰日达的儿子瓦西里是空军飞行员，由于他屡立战功，24岁就成为苏联最年轻的空军少将。1952年他因指挥空军飞行表演发生严重的事故，被斯大林撤职。此后瓦西里曾一度意志消沉，常常酗酒闹事。斯大林死后，瓦西里被逮捕并被判决八年监禁，他于1962年死于酗酒。女儿斯维特兰娜，曾因男友和第一任丈夫是犹太人而遭到父亲粗暴干涉，并与1949年被迫嫁给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1967年，斯维特兰娜从苏联叛逃到美国。她到美国后发表了自传，其中描述了父母的关系。她同时表示自己憎恨苏联并永远都不会回到俄罗斯。斯韦特兰娜的女儿，留在苏联并成为一名火山科学家，从年轻时就定居在堪察加半岛的火山观测站，她反对母亲的政治立场。　　　　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全名：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881年1月23日～1969年12月2日），国籍：苏联。他是俄罗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军衔为苏联陆军元帅（1935），两次苏联英雄（1956年2月3日和1968年2月22日）。二战时期曾任西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总司令。

生平介绍

　　　　1881年2月4日（公历1月23日），伏罗希洛夫＇1＇出生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赫涅耶镇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父亲叶费列姆·安德列耶维奇，当过兵，打过仗，后来做铁路巡道工，母亲玛丽姬·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农家女子，比丈夫小13岁，常以打短工的繁重劳动来补贴贫寒的家庭生活。　　　
　　　　伏罗希洛夫童年时期生活贫困。直到13岁，他才进入一所乡村学校读了两年冬季补习班。1895年从这所学校毕业后，他还渴望继续读书，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梦想。　　　
　　　　1896年，他进入尤里耶夫卡冶金公司的一家工厂，当上了钳工学徒。1903年到卢甘斯克的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做工。在加尔特曼机车制造厂，他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是与列宁分不开的，从此，伏罗希洛夫就把自己的命运同列宁领导的党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1905年1月9日，彼得堡14万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及其家属举行示威，遭到沙皇军队镇压，死伤工人3000多名。这一事件成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开端。卢甘斯克地区的工人和农民都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2月16日，伏罗希洛夫参与领导了卢甘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罢工，并发表了演讲。罢工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伏罗希洛夫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曾多次被捕，遭到监禁和流放。在霍尔莫戈雷被监禁的时候，他结识了女政治流放犯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戈尔勃曼。两人彼此相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伏罗希洛夫正在察里津（后改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的一座大炮工厂做工。他在工人中进行反战宣传。在1917年二月革命的日子里，他来到彼得格勒。发动了伊兹麦洛夫禁卫团起义。起义进行得极为顺利，最后士兵们选举伏罗希洛夫为彼得堡工人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前夜，他按照列宁的指示，加强了矿区工人的工作，在工人中建立了赤卫队。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1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人民委员。　　　　　1918年3月6日，基辅陷落于德奥军队之手，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都处于危险之中。伏罗希洛夫组织和领导了第一支卢干斯克社会主义游击队，开始对德奥军队作战。伏罗希洛夫自己把这件事看作是做军事工作的开端。3月下旬，他率领游击队从卢干斯克出发，向科诺托普前进。在科诺托普，游击队与德奥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率领的游击队在哈尔科夫工人游击队的配合下，击退了德国第27预备兵团的多次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哈尔科夫于4月8日被德军占领。不久，卢甘斯克也面临着被德奥军包围的形势。他率领部队掩护80列火车由顿河草原向察里津撤退。此时，他已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指挥两个军和由莫罗佐夫军区与顿涅茨克军区居民组编的部队。在这里，他指挥的部队不仅对入侵乌克兰的德奥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而且与顿河哥萨克白匪军苦战了三个月，到达察里津与苏军主力会合。1918年的察里津保卫战，成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重要战役之一。伏罗希洛夫率部从顿巴斯突破封锁来到察里津之后，大大加强了察里津市的防御力量。7月19日，伏罗希洛夫到刚建立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任副主席，同时担任了察里津前线司令、南方方面军副司令。为了有充足的兵员，他派人到农村动员可靠分子参军，并加强了对部队的训练。为了适应大兵团作战，他把零散的游击部队编成正规兵团；为了对付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他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火炮装备的加强师；为了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他组建了装甲纵队。所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苏军在伏罗希洛夫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1918年11月，他当选为乌克兰工农政府委员、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19年5月，他领导了格里戈里耶夫的剿匪作战。6月，出任第14集团军司令。不久，指挥了卡捷林诺斯拉保卫战。后任乌克兰内线司令，指挥了基辅保卫战。　　　　　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一样认为，大批骑兵部队机动灵活而且威力巨大，苏联红军必须组建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集团军。于是，当布琼尼向中央提出这一建议时，他表示完全赞同。1919年11月，伏罗希洛夫便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的军事委员。布琼尼在回忆中说道，伏罗希洛夫“是领导全军作战的核心人物之一”。“骑兵部队的特殊组成要求任命不仅具有一般政治声望，而且要多少以自己的军事生涯闻名于众，享有一定威信的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这支部队粉碎了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从波兰白军手中解放了乌克兰，消灭了弗兰格尔的部队。　　　　
　　　　此后，伏罗希洛夫在苏联红军中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党政工作。从1924年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与伏龙芝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军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又担任了6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为加强苏军建设花费了大量心血。　　　
　　　　1941年6月，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后，伏罗希洛夫为西北方向总指挥部司令。　　　
　　　　卫国战争一开始，他就直接参加了粉碎德军进攻的组织工作，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西北方面军总司令和列宁格勒前线司令、游击队总司令等职。在列宁格勒防御战中，他曾率部以强有力的反突击，迫使德军在卢加河畔转入防御达1个月之久。1942年12月15日，伏罗希洛夫和朱可夫奉命指挥了打破德军封锁的行动，在拉多加湖的冰面开辟了军用汽车路—“生命之路”。但由于他对战争的认识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骑兵时代，对当代战争中的新情况认识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绩一般，未能象在国内战争中那样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伏罗希洛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参与制定和实施了解放克里米亚的作战计划，彻底歼灭了克里米亚的敌集团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5—1947年出任盟国对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1952—1960年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因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于1958年被打为“反党集团”，1961年苏共22大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赫鲁晓夫集团倒台后恢复名誉，于1966年苏共23大时人选中央委员；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伏罗希洛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写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运。因为降临我头上的那条道路，正是我有幸走过来的道路。再也没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业更崇高了。”因此，苏联人称他是“军队的统帅”和“人民的儿子”。

所获荣誉

　　　　8枚列宁勋章，6枚红旗勋章，以及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许多苏联奖章。1920年，他获得革命荣誉武器——带镀金刀柄的、刻有红旗勋章的军刀，1968年，又获得镀有金色苏联国徽的革命荣誉武器。

同名系列坦克

　　　　“Ｋ？伏罗希洛夫”坦克，由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女婿——设计师科琴领导研制。以１９３７年制造的ＳＭＫ双炮塔样车为基础在１９３９年制造出ＫＶ双炮塔重型坦克，原本使用弹簧悬挂但后来改为扭杆悬挂，在１９３９年入侵芬兰时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　　　
　　　　１９４０年ＫＶ－１坦克投产，它只有１个炮塔，部分车辆加装了螺栓固定的附加装甲。在１９４１年苏德战争爆发至１９４３年底ＫＶ型都是苏联重型坦克编队的中坚。在发展到ＫＶ－９后，出现了全新的ＫＶ－８５，它是Ｔ－３４／８５（炮塔部分）和ＪＳ系列的概念车。　　　
　　　　ＫＶ系列虽然装甲厚实但机动性和火炮威力都不理想。　　　
　　　　KV…1重型坦克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研制的，主要用于对付当时德军PzKpfwIII和PzKpfwIV中型坦克。1939年2月开始研制，同年4月，苏联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该坦克的样车定型。1940年2月，位于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开始生产，当年生产了243辆。到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前一共生产了636辆。1941年9月，迫于前线形势，基洛夫工厂迁往位于乌拉尔山脉的车里雅宾斯克，与当地的拖拉机厂等工厂合并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坦克制造厂，人们称为坦克城。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坦克城一共生产了13500辆KV系列坦克和自行火炮。以KV…1坦克为基础研制出多种改进型坦克，尤其是其中的KV…85重型坦克和KV…2型122mm自行火炮很出名。KV系列重型坦克是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重要装备，该坦克曾参加对芬兰和德国的作战，1940年，苏军一个装备KV…1坦克的坦克排参加了突破芬兰主要阵地的战斗，在战斗中，没有一辆KV…1坦克被击穿。苏德战争初期，在苏军和德军的交战中，KV系列重型坦克对阻止德军的进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系列坦克机动性较差，火炮威力也显得不足，在二战后期终于被IS系列重型坦克所取代。

伏罗希洛夫访华

　　　　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一员，除负责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团结一致和捍卫社会主义阵地的决心，双方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同时，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也是对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苏联的回访，以显示中苏两国的平等地位，“不是中国国家元首总往苏联跑，而苏联国家元首不到中国来”。1957年1月6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邀请他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访问中国。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感谢对他的邀请，并表示准备在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华。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率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北京。代表团成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尤金。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也一同来华。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的国家元首，他的这次访问，受到中方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代表、数千群众到南苑机场迎接。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检阅了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致欢迎词中，称伏罗希洛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　　　
　　　　欢迎仪式结束后　，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乘坐敞蓬汽车缓缓驶向中南海，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迎宾车队跟随其后，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乘坐的敞篷汽车行至天安门广场时，数不清的欢迎群众自发地冲破警戒线，拥向车队，挥舞着鲜艳的花束，高呼“毛主席万岁！”“伏罗希洛夫主席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一时间车队只好停下来。伏罗希洛夫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近距离地、几乎面对面地向他热烈欢呼，他又高兴又有些紧张，不安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谈笑自如地说：“‘即来之，则安之’。他们看够了，也就散了”。过了好一段时间，车队才从人群包围中驶出来。随后，伏罗希洛夫及其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代表团其他人员则被安排在东郊民巷宾馆。　　　
　　　　为了准备迎接伏罗希洛夫访华，我们中办翻译组经请示中办主任杨尚昆同意，请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担任主要翻译。李越然精通俄语，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是新中国首批俄语翻译中的佼佼者。他原来在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工作，后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伏罗希洛夫在华的各项活动，都由李越然担任翻译。我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并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给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中办翻译组的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罗希洛夫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　　　
　　　　伏罗希洛夫访华期间，一直由中国党政主要领导人陪同：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了为他举行的所有活动；在东北，朱德、贺龙、罗瑞卿专程陪同他参观访问；刘少奇陪同他访问了上海，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周恩来专程到杭州陪同他访问参观；贺龙陪同他飞往广州、武汉访问；彭真专程到广州迎接他，然后陪同他访问武汉后回到北京。伏罗希洛夫每到一地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动人场面，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展现了当年中苏友好的深入人心的画卷。对中方高规格的热情周到细致的接待，伏罗希洛夫多次表示非常满意。然而，这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不只一次地抱怨，他访问中国时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热情的接待。他甚至武断地说，中国对伏罗希洛夫的高规格接待，是故意要贬低他赫鲁晓夫的。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陪同伏罗希洛夫访华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伏罗希洛夫访华只是礼节性的访问，苏共领导人没有授权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什么实质问题。据我们回忆，在伏罗希洛夫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交谈或接触中，确实没有涉及什么官方的正式的话题。但伏罗希洛夫作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同毛泽东等人的交谈中仍然流露出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关切和隐忧。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服苏联客人。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伏罗希洛夫在华主要活动

　　　　1957年4月16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对，不能不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