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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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会，待事情一弄清楚就会被放出来，所以就把女儿暂时托付给一位银行领导的夫人。　

　　得知安娜·阿尔库斯被捕后，斯卢茨基马上就去找一手负责审判准备工作的莫尔恰诺夫了解情况。莫尔恰诺夫告诉他，说这个名字是由叶若夫亲自写上黑名单的。他还把安娜的前夫格利戈里·阿尔库斯的名字也写了上去，后者是国家银行国外分行的领导人。斯卢茨基一下子就意识到；叶若夫大概是想给他安上个以外汇援助托洛茨基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逮捕安娜·阿尔库斯，肯定是为了向她的前夫施加压力。　

　　安娜·阿尔库斯的案子由内务部里一个颇有名气的工作人员C　某料理。她的唯一罪名是由赖因霍尔德供诉中的一句话构成的。他硬说自己与“莫斯科恐怖小组”的另两个成员皮尔克和格利戈里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在安娜的住宅里开过秘密会议。　

　　侦讯员C　某对斯大林搞审判的目的和内务部取供的各种手段都十分了解，所以不大相信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然而，他认为自己必须正式地进行审讯。第一次审问时，他要求安娜·阿尔库斯说出从一九三三年起所有到过她家的人的姓名。但安娜发现他打算作记录时，马上就住口不说了，而且问他在审讯记录上记下这样一份名单是否妥当，因为她的客人有些是名气很大的人物——有内务部领导，甚至还有中央委员。为了举例，她说出了斯卢茨基夫妇、一个名气不小的检察长和其他一些人。　

　　她所有的朋友，好象是经过批选似的，或者是著名的党员，或者是苏联人民委员部的大人物，所以安娜此时搞不清楚，结识这些人怎么会给她带来灾祸。但是，她后来终于想起了一桩事：曾经有个显要人物把她的一个朋友叫做“两面派”。不过，那很可能是由于嫉妒。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晚上，尼古拉·叶若夫从中央带了一个外交官的戈莫洛夫一道到她家来玩。当时在她家的客人中有个姓皮亚季戈尔斯基的朋友，曾是苏联驻伊朗的商务参赞。后来，叶若夫在告辞时突然问安娜怎么在自己家中招待象皮亚季戈尔斯基这样的“两面派”。她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便反唇相讥地说道。“既然皮亚季戈尔斯基是两面派，那您为啥还把他留在党内，为啥政府还要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叶若夫大发雷霆，骂她是庸俗的小市民。安娜也火冒三丈。她声称：“我的朋友，全是正派人！而您的那位知心朋友科纳尔，却是个波兰间谍！”　

　　她指的是波兰大间谍波列修克。一九二0　年，波兰间谍机关把一个阵亡红军战士的党证交给他，然后就把他派到苏联。用了十二年的时间“科纳尔”成功地爬上了苏联官僚机关的最上层，成了农业部副人民委员。　

　　“科纳尔”与叶若夫是挚友，而且，正是叶若夫帮他窃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这已不算什么秘密。波列修克的暴露纯系偶然。一个认识科纳尔的共产党员向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报告说，那个名叫科纳尔的副人民委员，实际上根本不是科纳尔，而是个冒名顶替者。　

　　安娜·阿尔库斯向侦讯员表明，自从那次与叶若夫争吵之后，她就再也没请他来家作客，也不再理睬他打来的电话。　

　　她不知道，叶若夫已从斯大林那里受命监督审判老布尔什维克的准备工作，她的整个命运现在已落入叶若夫手中。但侦讯员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叶若夫要把她的名字写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单，尽管她与那些人毫无牵连。　

　　C　某决定不偏不倚地对她进行调查，并去找领导，建议解除对安娜·阿尔库斯的扣押。他听从某个朋友的劝告，决定不把他所知道的安娜与叶若夫的事告诉莫尔恰诺夫。　

　　C　某告诉安娜·阿尔库斯，据赖因霍尔德交待，他曾与其他几个联合总部的成员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四年间在她家里数次秘密聚会。可安娜不愿意相信赖因霍尔德真会如此胡说八道。不错，赖因霍尔德和朋友皮克尔几年前确实到她家玩过几次，但最后一次也是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她相信，如果让她与赖因霍尔德当面对质的话，后者肯定会承认她说的是实话。当审讯员表示自己对此并不象她那样乐观时，安娜·阿尔库斯却很不以为然，并说她绝对相信赖因霍尔德的人品正派，如果赖因霍尔德当着她的面也仍然重复自己的供诉，那她决不同他争辩。　

　　那些彼此都非常了解的侦讯人员，谈起话来往往直言不讳。但在其他场合，尤其是谈话双方的级别不一致时，他们一说起行将开庭的审判，神情就大不相同了，仿佛他们都相信确实有一个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存在。侦讯员C　某认为，在与受理赖因霍尔德案件的切尔托克谈话时，就必须采取这种态度。切尔托克的名声读者已经知道。他的品质对侦讯员C某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总之，侦讯员C某给切尔托克打了电话，说他的受审人安娜·阿尔库斯一口否认赖因霍尔德有关一九三二年曾去过她家的供诉属实。并要求与他当面对质。C　某请求切尔托克就此问题再次审问赖因霍尔德，如果后者坚持原供，那就让他与安娜。阿尔库斯对质。　

　　当然，危险是存在的：把良心都卖给了叶若夫并拼命为内务部效劳的赖因霍尔德，肯定会眼不眨心不跳地重复自己的假供。但侦讯员C　某抓紧剩下的时间，在内务部有影响的工作人员中制造有利于安娜·阿尔库斯的“社会舆论”。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朋友请来看对安娜·阿尔库斯的审讯。在这些朋友中，有莫尔恰诺夫常常对之言听计的别尔曼，还有一个是与阿格拉诺夫有私交的工作人员。　

　　显而易见，安娜·阿尔库斯没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性。她根本不去巴结侦讯员。有一次，鲍里斯·别尔曼在与她谈话时，不高兴地提到了格利戈里·阿尔库斯，骂他是“色鬼”。安娜听了此话，陡然间脸色大变，发火道：“难道您和您的上司们就不是色鬼吗？您以为，莫斯科没人知道您在追逐哪个女人吗？”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而切尔托克总是推迟她与赖因霍尔德的对质。这充分表明他碰到了什么麻烦事。终于，他被迫承认赖因霍尔德拒绝证明自己有关安娜·柯尔库斯的供诉属实。这样一来，指控她的唯一罪证没有了。C　某提醒切尔托克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将对赖因霍尔德的审讯笔录重写一次，把有关安娜·阿尔库斯的那些话删去。但切尔托克回答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赖因霍尔德的供诉已经上交斯大林批准。切尔托克也许是为了在C　某面前为自己开脱，又特地补充了一句：“您应该明白，这是政治案件！”　

　　C　某虽然不太指望成功，但仍然继续努力，想使安娜·阿尔库斯免遭叶若夫的报复。他起草了一个正式结论，建议因缺少犯罪构成而终止安娜·阿尔库斯一案。他带着这份结论找到莫尔恰诺夫。后者读过后，便问C　某是否知道安娜·阿尔库斯之被捕完全是因为叶若夫。C某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您是否打算亲自向叶若失汇报这一案件呢？”莫尔恰诺夫又问道。C　某说自己有这种打算。　

　　可是第二天C　某就被无故停职了。他奉命将安娜·阿尔库斯案交给了鲍里斯·别尔曼，自己则不得再过问此案。显然，莫尔恰诺夫不敢冒险向叶若夫提出释放安娜的问题。　

　　这个案件的结局是：别尔曼和莫尔恰诺夫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看法向对叶若夫作了汇报。叶若夫一听到说有释放安娜的可能，顿时气歪了脸。他恶狠狠地嘟哝道。“这个臭婆娘，完全应该枪毙。判她五年。不得有误”　
　
　
第十二章　讹诈　


　　指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诉讼准备工作，由叶若夫负责监督。显然，他在接受这一使命时就已经知道，几个月之后，他将被斯大林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正因如此，他对内务部的业务活动和刑讯犯人的“纯技术”问题，当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兴趣。每天半夜三更，他总要出现在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等一群人中间，也很喜欢跑进侦讯室，观察侦讯人员采用何种手段强迫受审人把供。每当听说某个过去一直很坚强的人如今屈服了，他就一定要了解细节，贪婪地向审讯员查根问底，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被告人的抵抗。　

　　有时候，叶若夫也亲自插手审问犯人。有人给我讲过他连续几个晚上“感化”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详情。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革命立下的殊勋全国皆知，他的妻子也是个有名的老党员，并同样受到叶着夫的“加工”。我不打算道出这对夫妇的真实姓名，因为害怕殃及他们的子女，尽管据我掌握的材料，他们的子女后来不仅尝受了失去父母的痛苦，而且也受到了斯大林的迫害。为了便于叙述，我暂且称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为帕维尔·伊万诺夫，叫他的妻子为叶莲娜·伊万诺娃。　

　　从外表上看，帕维尔·伊万诺夫象个禁欲的人。在沙皇一制度下，他不只一次被逮捕，也服过十年苦役。国内战争期间。他作为军事指挥员、战功展立。他的妻子也为革命立过不少的功劳，在老党员中享有盛名。夫妻二人后来都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派失败后，他们双双被流放到西伯利尼一九三六年，他俩被弄回莫斯科，投入了内务郎的内部监狱。　

　　伊万诺夫夫妇有两个儿子。老二当年才十五岁，住在莫斯科外婆家。　

　　侦讯人员们在伊万诺夫和伊万诺娃身上“工作”了四个月，一无所获。在威胁利诱面前，伊万诺夫没有丝毫动摇，硬得象块金刚石。叶建娜·伊万诺娃则是个感情外露的妇女，面对审讯员的威逼。她总是义愤填膺地怒骂不止。然而，她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正是这个致命弱点，使她铸下了无法弥补的大错误。不知是因为她过份正统或头脑过份简单，还是因为侦讯人员把“戏”演得太逼真，反正，叶莲娜·伊万诺娃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内务部一定是误信了所谓老布尔什维克要蓄意杀害斯大林的诺言：于是，她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内务部，让侦讯人员相信，无论是她和她丈夫，或是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其他同志从来也没听见过有关反斯大林阴谋的任何情况，一定是某个不怀好意的奸细，用假情报欺骗了内务部。同时，正如某些缺乏法律常识的人那样，她也犯了一个他们常犯的错误：认为关于她有罪的举证责任不在起诉人，而在她自己，应该由她去征明自己并没犯过被强加的罪行。　

　　有天夜里，叶若夫在莫尔恰诺夫陪同下，来到审问叶莲娜·伊万诺娃的办公室。听说进来的是叶若夫，叶莲娜万分激动，立即将那些用来说服审讯员却又无效的理由向他提了出来。她只求他讲明，她应该怎么做才能证明她自己和丈夫无罪。她相信自己肯定会把一切都证实清楚。对此，叶若夫的回答是：内务部不相信眼泪，要想救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她只能做一件事：真诚悔过和帮助党。叶若夫接着刺激她说：　

　　“你们密谋过暗杀斯大林同志的计划，可是您却否认，这完全是您害怕负责任！”　

　　“没有这种事！”叶莲娜·伊万诺娃反驳道。“我不承这些指控，绝对不是因为胆小而是由于我无罪。可是，我怎样才能说服您呢？”　

　　大概，就在这时，她冒出了一个绝望念头。　

　　“我要向您证明。”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绝不是胆小鬼，如果您愿意，我这就当着您的面写一份说我曾想杀斯大林的声明，虽然这并非事实！我这样做仅仅是向您证明，我拒绝你们的指控绝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我无罪！”　

　　“请不要故意挑衅！”叶若夫压低嗓门道。　

　　“这不是挑衅！”叶莲娜·伊万诺娃高声叫嚷道，“拿过来吧我这就签字！”　

　　“好哇，咱们就来瞧瞧，”叶若夫又嘟哝了一句。　

　　叶诺夫向审讯员示意，叫他们赶快利用受审人眼下的病态心理可是侦讯人员们却全无反应。只是在叶若夫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命令之后，审讯员才急忙以叶建娜·伊万诺娃的名义写了这么一句话：由于从内心仇视党的领导，她觉得自己有能力暗杀斯大林。审讯员把这页“供诉”递到叶莲娜·伊万诺娃面前，并塞给她一支钢笔。　

　　她犹豫片刻之后，转身对叶若夫说道：　

　　“您是清楚的，这上面全是谎言。但我还是签。我想，良心不会允许您利用这纸谎言来陷害我。”　

　　说完，她毅然在这张纸上签了字。她根本没想到，这实际上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叶若夫差人把叶建娜·伊万诺娃押回牢房，又命令将她丈夫带上来。他对伊万诺夫说伊万诺娃刚才已坦白交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他们夫妻同其他流放犯讨论过如何执行托洛茨基有关杀害斯大林的秘密指示。作为证据，叶若夫向帕维尔·伊万诺夫出示了他妻子签过字的供述。同时说明，审讯员尚未来得及详细笔录她的交待。　

　　看见妻子的签名，帕维尔·伊万诺夫指着叶若夫的鼻子吼道。“你们都对她干了些什么？”这个晚上，他第一次失去了自制力。可他仍旧拒绝诬陷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尽管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伊万诺夫对他却嗤之以鼻。叶若夫开始污辱他，并教训说，布尔什维克应该为党做出一定牺牲。这时，伊万诺夫拍案而起，回声道：“我倒很想知道，你为党做出过什么牺牲，也不知为什么，无论是在沙皇时期的地下工作中，还是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我都从未听说过您的大名。您给大家说说，您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当着侦讯人员的面，叶诺夫不得不把这口吐进他嘴里的“浓痰”咽了下去。很快，有关伊万诺夫怒斥叶若夫的消息，就在内务部人员中间不径而走。　

　　第二天，叶若大再审伊万诺夫，并用尽了一切手段威吓后者。在确信其他威胁对伊万诺夫已无作用后，叶若夫就当面命令侦讯人员逮捕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　

　　“我的小儿子才十五岁啊！”伊万诺夫说。　

　　几天后，叶若夫又来折磨伊万诺夫。这一次，他显得和气一些，并以斯大林的名义向伊万诺夫保证，如果后者服从党的意志，中央委员会“将考虑他过去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接着，叶若夫劝受审人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子女的前程，考虑一下，如果他们也被逮捕，将会有何后果。　

　　“这么说，他们还没被捕了”伊万诺夫问。　

　　“这个嘛，咱们马上就能弄明白，”叶若夫说道。“大概，还没顾得及抓他们吧。”　

　　其实，叶若夫心里清楚，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还是自由的。他上次发出的逮捕令，完全是一种讹诈，目的在于摧毁伊万诺夫的抵抗。但他继续折磨受审人的神经，装模做样地吩咐审讯员给内部监狱打电话，问问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是否已经收监。监方回答：伊万诺夫的两个儿子都尚“不在册”。这时，叶若夫向伊万诺夫问明他岳母家的电话号码，然后拿起话筒，拨通了那里。　

　　接电话的，正是伊万诺夫的岳母。　

　　“我是内务部，”叶若夫向她解释，“帕维尔·伊万诺夫想了解一下他的孩子现在的情况。”　

　　夜，万籁无声。坐在电话机跟前的伊万诺夫，清晰地听见了老妇人的回答。她说，大外孙不在莫斯科，小外孙身体健康，这会儿正睡得很香。叶若夫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又将话筒递给伊万诺夫。但伊万诺夫拒绝了，他痛苦得连呼吸都困难起来，不想让亲人了解他眼下的处境。　

　　“有话要我转告吗？”叶若夫问。　

　　“请告诉她，照顾好孩子，”伊万诺夫艰难地说道，“并请她把我过冬的大衣改改，给孩子穿。”　

　　当叶若夫对着话筒复述这些话时，帕维尔·伊万诺夫则倒在桌面上，痛苦地用双手紧捂着脸，泣不成声。　

　　这幕人间悲剧，连在场的侦讯人员也不忍目睹。他们心情沉重地呆坐着，甚至相互之间都不敢对视一眼。要知道。在他们面前嚎啕的，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这位老党员，曾顶住了沙皇的苦役和严刑拷打，而在苏维埃的监狱中，却无力忍住自己的眼泪。　

　　一位当时目睹这一惨况的审讯员后来对我说：　

　　“象叶若夫这样的下流胚，我这辈子从没看见过。哼，他竟会以此寻开心。”　

　　果然，叶若夫成了胜利者。帕维尔·伊万诺夫的防线崩溃了。伊万诺夫一直在担心儿子的命运。此时，为了不让灾难降临到正在家中熟睡的小儿子身上，他准备去干任何事情，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被危险笼罩的孩子。　

　　按照叶若夫发出的指令，侦讯人员赶紧拟好一篇简短的“讯问笔录”，其中写道：一九三二年间，他伊万诺夫从伊·尼·斯米尔诺夫处得知，托洛茨基已下达暗杀党的领导人的密令。而他，伊万诺夫，则根据这一密令，从被流放的托派分子中挑选了x　某作为前往莫斯科暗杀斯大林的刺客。伊万诺夫读完“供诉”，签过字，然后对叶若夫说，据他的记忆，跟他一起流放的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X　某。对此，叶若夫则缄默不语。　

　
　
第十三章　莫洛托夫：入狱的边缘　


　　从法庭审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的正式速记稿中可以看出，法庭在列数“联合总部”企图谋杀的领导人名单时，根本没提到莫洛托夫，尽管他在国内是仅次于斯大林的重要人物和政府首脑。被告们纷纷承认，他们曾阴谋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柯秀尔和波斯蒂舍夫。可不知为什么，这些“恶毒的阴谋家”偏偏漏掉了莫洛托夫。　

　　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还是审判庭成员，一次也不曾要求被告人就这种奇怪的选择做出解释。既然要暗杀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漏过莫洛托夫呢？“阴谋家们”如此爱护莫洛托夫的生命，只能有一种解释：莫洛托关显然也参加了谋害斯大林的阴谋，尽管尚未被揭露！　

　　但是，在法庭上提这个名字似乎又是犯禁的。无论被告人还是法官和检察长，对此只字不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我们将会看见。这中间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其实，侦讯工作刚开始时，内务部得到的命令，是必须迫使受审人承认他们企图暗杀斯大林和其余的全部政治局委员。根据这一指令，米隆诺夫就要求赖因霍尔德（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人同意作出诽谤老布尔什维克的假供诉）诬告原反对派领袖企图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等领导人。在苏联，领导人姓名的排列顺序是十分严格的，因为它表示这些领袖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在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中，莫洛托夫的名字之所以紧挨斯大林，正是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但是，当这一审问笔录被送给斯大林认可时，正如我前面所说，斯大林却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紧接着，侦讯人员们接到命令，在今后的审讯材料中，不得出现莫洛托夫的名字。　

　　不难想象。这件事，在内务部领导人中间引起了多么大的震动。而且，他们立即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斯大林马上就会下令逮捕莫洛托夫，并把他定为反党阴谋的同伙，推上被告席，去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作伴。侦讯人员中甚至已有了传闻，说是莫洛托夫已被软禁在自己家中。大概。除了亚果达，内务部里谁也弄不清莫洛托夫突然失宠的原因。但据当时盛传的消息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莫洛托夫试图劝他取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卑鄙的审判。　

　　很快，莫洛托夫就到南方休养去了。照内务部头头们看来，这一仓促出游。同样是莫洛托夫已经倒霉的征兆，　预示着这幕戏快收场了。　众所周知，斯大林有个“习惯”：不直按在工作岗位上消灭或逮捕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每当下令逮捕某个战友之前，总是先打发他去外地休养，或通过报纸宜布。某人已接到（或将要接到）新的任命。对斯大林的这一“习惯”，内务部领导层当然比谁都清楚，所以，他们日复一日地等待着逮捕莫洛托夫的命令。“机关”中几乎没人怀疑。莫洛托夫休假回来所要去的地方。不再是克里姆林宫，而是卢比扬卡内部监狱。　

　　莫洛托夫离开莫斯科前夕，亚果达召见了内务部交通局局长T　某（此人曾是我的部下）。他命令T　某护送莫洛托夫前去休假。并告诫说，这一任务十分微妙。是“主人”亲自下达的。亚果达要T　某以加强对莫洛托夫的警卫为借口，对后者进行昼夜监视，并要采取专门措施，预防莫洛托夫自杀。T　某还得到了专用密码，以便向亚果达汇报莫洛托夫每天的活动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