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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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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决出乎寻常的温和，实令我大吃一惊：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处十年拘禁，其余的人，包括麦德维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热茨，只被判处两年至三年的徒刑。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为对于斯大林来说，谋杀基洛夫，不仅是对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对他本人的威协：既然内务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于不顾，那么明天，他斯大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样的危险境地。任何一个了解斯大林的人都满以为斯大林一定会下令枪毙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并要求处死所有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员。他应该那样做，哪怕是为了杀一儆百，使内务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不要忘记，他们的头颅是直接系在领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惊的是，斯大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后，还敢于立即亲自前往列宁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这一点我深为了解。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他的列宁格勒之行，的确有些异乎寻常。
斯大林在个人安危上显得特别谨慎，随时都是提心吊胆的。下面从几个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众所周知，每当红场上举行庆典，斯大林出现在列宁陵墓上时，四周都有由一队队精悍的卫兵和一大群来自内务部的贴身保镖组成的人墙。不仅如此，他还要在制服内穿一件沉甸甸的防弹背心，那是在德国专门为他定做的。
斯大林常到郊外官邸。为确保途中安全，他要内务部将沿途街上的居民迁出三分之一，并将腾空的房屋供内务部工作人员居住。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为斯大林的专用交通线，巡逻守卫的“机关”工作人员昼夜不断。值勤人员分为三班，每班人数多达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高墙内，斯大林也不会冒险独行。比如说，他要离开办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宫殿去，也要先由卫队认真地将路上的人统统撵开，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职位高低。
斯大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动身前，他总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专车和在高尔基市的专船同时准备好。有时，他乐意坐专车直接从莫斯科启程；有时，他又要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再由那里转乘专车到索契。预先谁都无法知道斯大林此次会去哪条线路，也无法知道他何日启程。他的专车和专船得提前几天做好充分准备，但只是到出发前的最后几个钟头，斯大林才把此次选择的路线告诉几个亲信。在他那安装有特制护板的列车前后，各有一列坐满卫队的列车。斯大林专车上的储备极为丰富，足以渡过为时两周的围困。一有警报，专车窗外的钢甲护板便会自动关闭。
斯大林虽然自诩为工人阶级的领袖，但却从来没在工作时间去过任何工厂，因他害怕与工人直接接触。
斯大林谨慎小心的事例，简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难以相信报纸的报导，说他胆敢冒险到列宁格勒去，要知道危险的恐怖组织刚刚才在那里活动过，那里的内务部人员连基洛夫都没保住。所以，斯大林此行这一事实不能不使人想到：杀害基洛夫是一个人单独干的，而有关被侦破的恐怖组织的说法，纯属乌有。
基洛夫被杀之谜，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苏联后才知道。经芬兰到列宁格勒后，我曾到内务分局大楼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线电话与莫斯科联系，并预订一张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车的卧铺票。在那里，我碰上一个新上任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领导人。内战时，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红军部队里呆过。谈话中，我们自然谈及自基洛夫被害后列宁格勒发生的一系列变动。原来，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原局长麦德维基和副局长扎波罗热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后，实际上根本没蹲牢房。按斯大林的吩咐，两人被安排到“列宁金矿”托拉斯的领导岗位上，在西伯利亚负责富金矿的勘探工作。“他们在那里过得挺不错，当然，比在列宁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还补充说，麦德维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亚去看过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里，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宁格勒，并且跟过去一样，列车上总是单独为她安排一个头等包厢，服侍也特别周到。
朋友还给我讲了因基洛夫被害和斯大林专访两事在列宁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侦查中。我的朋友曾协助过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和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
斯大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诺夫在最近几个月里暂时担任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和列宁格勒的实际统治者。当我问到尼古拉耶夫是怎么窜入岗哨林立的斯莫尔尼宫时，我的朋友回答道。“麦德维基和孔波罗热茨正是为此事才被撤职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几天就已经有人试图潜入斯莫尔尼宫，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时就采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会健在。”我觉得，我们的谈话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实质性的的东西。显然，他不愿谈到凶杀的任何细节。当我准备告辞时，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语道：“事情太险恶，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
朋友的这个暗示，远比我当时从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点消息更为重要。这个暗示，不仅加深了我对那两种官方说法的真实性的怀疑，而且还向我指明了这场谋杀的症结究竟何在。当时，全苏联只有一个人不会受人非难。“要想自己平安无事，对此还是少知为妙”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是针对别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几位同事都在内务部里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应该知道这次谋杀的秘密。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朱隆诺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随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审讯过谋杀案，之后又留在列宁格勒，任过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曾是那里的全权统治者。
朱隆诺夫是经我推荐才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的副局长，终于说服了捷尔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诺夫在我这个局的某处当处长。的确，我为此费了不少气力。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捷尔任斯基曾反对将这个对于“机关”来说完全是个外来户的人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后来，我被任命为后高加索边防军司令时，才说妥要米隆诺夫来接替我担任国家政治保安总部经济局副局长的职务。几年之后米隆诺夫便靠自己的才能，当上了这个局的局长，并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从米隆诺夫那里一定能最终打听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内务部交通局局长亚历山大·沙宁邀我去作客。他是亚果达的密友，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的助手，协助后者进行改造苏联铁路的工作。午饭后，主人提议听听唱片。沙宁酷爱俄罗斯古典歌曲，此时几杯酒下肚，变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宁指着两套唱片说，那是他特地保存下来的，打算寄到“列宁金矿”给瓦尼亚·孔波罗热茨。他感叹道。“瓦尼亚，瓦尼亚。多好的一个人哟！白白受罪了”他后来又说，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队长鲍克，不久前还寄了一台进口收音机给扎波罗热茨作为礼物。
我认为，沙宁和鲍克寄礼物给扎波罗热茨这件事相当重要，因为他们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现，都会被认为是敌对情绪的暴露。按斯大林时期的一条不成文规矩。苏联的干部应立即与所有失宠（更别说是进牢）的人断绝关系，哪怕他们是至亲密友。象沙宁和鲍克这些斯大林的亲信，消息十分灵通，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样一条起码的规矩：对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对丧失前程的人，则应尽快与之决裂。因此，他俩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论：沙宁和鲍克都知道扎波罗热茨并没有失宠．给他寄礼物绝不会惹来杀身之祸。
回到莫斯科，我果真打听到了基洛夫案件的内幕，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间，基洛夫开始与其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生冲突。基洛夫的直率人尽皆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自己以往的庇护人奥尔忠尼启则，说他乱发一些有关列宁格勒州工业建设的前后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补委员米高扬也困扰乱列宁格勒的食品供应而屡遭基洛夫指责。他多次与米高扬发生冲突，其中一次的前因后果，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次，基洛夫未经莫斯科允许，就动用了列宁格勒军区不动贮存库中的部分食品。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基洛夫这一行动大为不满，认为他越权，干涉了军队的事务。
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说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配给工人的食品储备已全部用光。再且，他是向军区借食品，一旦得到新的补充便会立即归还。然而，伏罗希洛夫深知有斯大林为自己撑腰。不满意这一解释。还气势汹汹地攻击说，基洛夫将部队仓库的食品搬到工厂的柜台上，是为了“在工人中赚得廉价的声誉”。基洛夫气得火冒三丈，以他特有的火爆口气回答道：“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产品，那首先就得要工人填饱肚子！”接着又厉声嚷过：“任何一个庄稼汉都知道，不给马吃草，马就跑不了！”这时，米高扬起来反驳，说根据他掌握的材料，列宁格勒工人们所得到的供给已超过国内中等水平。基洛夫没否认这一点。但他列举了列宁格勒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数字，然后指出，以这些成绩来换取工人的那一点补充食品是绰绰有余的。
“可是为什么列宁格勒的工人就应该比其他地区的工人吃得好些呢？”斯大林这时插了话。基洛夫一时按奈不住，又开口嚷道：“我认为，早就该取消配给制了，应该让我们的工人吃得象样些！”
基洛夫的火爆脾气，被看成了对斯大林的不忠。自从斯大林独揽大权之后，就已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无论哪一个政治局委员，未得到斯大林的允许，不得将任何问题提出来讨论。
于是，基洛夫在政治局中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小小的争执被人为地扩大了，好象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九三四年夏，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这个颇有影响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和几位工业领导人去开会。这些人随身带上各种报表和预算表，马上动身去了莫斯科。他们在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接待室里等了整整两天，奥尔忠尼启则一直不抽空接见他们，会议一推再推。第三天，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跟基洛夫通了电话，向他汇报了这里的情形。基洛大的决定十分果断：“要是奥尔忠尼启则今天还不接见你，那你就坐火车回家！”
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果真这样做了。
奥尔忠尼启则在紧接着的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此事。基洛夫的那一决定被认为是“嗾使列宁格勒的干部养成游击习气和不服从中央”。基洛夫极力对此事进行解释，但毫无作用。他忍无可忍，宣布说“我今后仍将照此办理。我在列宁格勒工作，就需要有我的人在身边。他们没必要在奥尔忠尼启则的接待室里坐冷板凳！”
渐渐地，基洛夫与政治局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他开始尽量不往莫斯科跑。最使政治局委员们和斯大林恼怒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不断提高。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包括斯大林在内，没有一个是才华出众的演说家。他们的公开演说总是那么干瘪无力、令人生厌。而基洛夫却恰恰相反，他以精彩的演讲而出名，并懂得如何接近群众。政治局委员中敢于到工厂去向工人发表演说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经是个工人，所以很善于倾听工人的呼声，并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许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党和工业战线上的高级干部，都想调到列宁格勒去工作，因为他们听说，基洛夫鼓力部下提倡议、搞创新，并乐于提拔那些愿意而且善于工作的人。他在列宁格勒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在列宁格勒工厂企业的领导人眼中，莫斯科各部的人民委员加起来也抵不上一个基洛夫。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的巨大声望更是广为人知。这次大会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召开的。大会前，一切程序都预先规定好了，就连代表们欢迎领袖人物的掌声也不例外。每个政治局委员上主席台时，鼓掌时间规定为两分钟，欢迎斯大林的掌声应长达十分钟。可是，当基洛夫出现在大会主席团时，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列宁格勒代表团欢迎他的激情，带动了整个会场。基洛夫所赢得的掌声持续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会场外有人议论说，基洛夫所得到的荣誉，本是预先规定给斯大林一个人的。
基洛夫如此继傲不驯，惹怒了斯大林。他决定将基洛夫调离列宁格勒，调令上通知基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中央组织部里，有一个重要领导职务正等着他上任。
但基洛夫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他拖延了一月又一月。借口要将他在列宁格勒着手的一系列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不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这看上去已经近似于挑衅了。
当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斯大林都可以找借口留下他，不让他再回列宁格勒。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公开争吵，而一吵之后。再要把基洛夫安置在中央的什么职位上，就难上加难了。况且，不顾其本人意愿强行留住基洛夫也未必那么容易。难道不能逮捕他吗？不行。在一九三四年那个时候，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对一个政治局委员采取类似行动。开除一个政治局委员，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要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就必须罗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说成是反列宁的异端，或是指责他违背党的总路线，从而在全党开展一场针对他的批判运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对斯大林说来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已多次发表文章和口头声明，说什么异端已被清洗干净，党已十分巩固，变得“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而一旦开展反基洛夫的运动，势必会引来流言蜚语，说党又重新陷入分裂，政治局意见不一。而且，斯大林明白，国外也会再次怀疑他的制度的稳固性，这一点。正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愿听到的。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面临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大概只有一个办法：除掉基洛夫，同时将暗杀的罪责转嫁到原反对派领袖的头上。这样，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除掉基洛夫的同时，将列宁的一些亲密战友也结果掉。那些人，不管斯大林怎样污蔑，仍然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象征，留在普通党员的心目中。斯大林深信，如果他能证实，使“党的忠诚儿子”、政治局委员基洛夫流血的。正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那他就有权要求：以血还血！
唯一能帮助斯大林准备这次谋杀的国家机关，是负责基洛夫安全的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但该分局局长菲利待·麦德维基与基洛夫友谊深长，因此，必须把麦德维基调走，另派一个“更可靠的人”去接待他。斯大林于中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此人姓叶甫多基莫夫，是个老资格的“机关”工作人员。多年来，斯大林一去度假，就将他带在身边，不仅将他作为自己的贴身保镖，而且还把他看作是朋友和酒伴。叶甫多基莫夫从斯大林手里得到的赏赐，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内务部工作人员。这个人生性古怪，与同事们格格不入，脸上表情呆滞，象块石板。他过去是个刑事犯，革命后才出狱，后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内战中表现出色。内战结束后，叶甫多基莫夫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安总部乌克兰分局负责人。在那里，他曾亲自指挥过几次大围剿，镇压反对苏维埃的叛匪。
遵照斯大林的吩咐，亚果达下达了将麦德维基从列宁格勒调往明斯克，并让叶甫多基莫夫接替他的命令。塞洛夫得如此此后，气愤无比，马上当着麦德维基的面给亚果达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是谁授权不经列宁格勒州委同意就任意调换列宁格勒的负责干部。接着，基洛夫又给斯大林打电话，抗议亚果达这一不能容忍的行为。于是，把麦德维基调离列宁格勒的命令只得推迟执行。
由于委任叶甫多基莫夫到列宁格勒上任的命令触礁，斯大林没办法只得把针对基洛夫的阴谋告诉给亚果达，以求得后者的协助。亚果达立即将自己过去提拔的心腹，如今任麦德维拉的副手的伊万·扎波罗热茨从列宁格勒召到莫斯科。他俩一块去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原想避免与扎波罗热茨见面，但又不可能，因为这个涉及政治局委员的特殊任务，若不由他斯大林亲自交待而仅仅由亚果达布置，扎波罗热茨无论如何也不敢接受。就这样，扎波罗热茨带着斯大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宁格勒。
恰在此时，内务部列宁格勒分局收到了一份密报，上面揭发了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年轻党员。这个尼古拉耶夫不久前被开除出党，因此再也无法找到工作。愤怒和绝望，使他产生了要杀党的监委主席的恶念。十分绝望的尼古拉耶夫认为自己是党内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因此想以杀死监委主席的行动向党表示抗议。
将这一情况密告给“机关”的，是尼古拉耶夫本来的一个朋友：尼古拉耶夫由于不谨慎，曾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当然，这件事不足为奇，而扎波罗热茨对尼古拉耶夫发生了兴趣，这也不足为怪，要知道。扎波罗热茨自从接到莫斯科的任务后，一直忧心忡忡，现在收到这样一个密报，他自然会感兴趣的，并且把尼古拉耶夫的“朋友”请来见面。同他谈过话之后，扎波罗热茨得出一个结论、尼古拉耶夫的扬言不见得只是说说而且。而当“朋友”后来又将尼古拉耶夫的日记偷出来交给扎波罗热茨之后，事情就发生了更为重要的变化。
日记经过拍照。又重新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在这日记里，尼古拉耶夫详细记述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之如何被无故“清扫”出党，当他要求伸张正义时，又如何受到党内官僚的无情冷遇，如何被工厂解雇，而他的一家——妻子、母亲和两个孩子。又如何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中。整本日记充满了对党和国家机关里官僚主义的刻骨仇恨。
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获决定亲自出马，与他见面。于是，那个“朋友”又为他和尼古拉耶夫安排了一次“巧遇”。“朋友”报了扎波罗热茨的假名。并说他是他过去的老同事，就这样，“朋友”将扎波罗热茨介绍给了尼古拉耶夫。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一会就分手了。尼古拉耶夫给扎波罗热茨留下的印象不错。于是，“朋友”得到了新任务，设法更加接近尼古拉耶夫。不时送给他一笔数目不大的钱，并假装与他志同道合，当然，还必须将他的每一步行动向内务部报告。扎波罗热茨本人则急忙跑到莫斯科去汇报自己的想法，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个偶然的机会。在莫斯科，他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莫斯科认为，尼古拉耶夫是实施预定计划的合适人选。这一方案的好处主要在于，尼古拉耶夫是主动萌发暗杀念头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从某个时刻起，他的行动将受到内务部的间接操纵。
扎波罗热茨得到的指令归结为一点，就是要尽力将尼古拉耶夫的暗杀目标从某个把他开除出党的监委成员身上转向基洛夫。扎波罗热获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尼古拉耶夫的打算已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念；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将成为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党内可恶的官僚主义的信号。尼古拉耶夫的“朋友”提醒扎波罗热茨，说尼古拉耶夫正在设法弄来一支手枪。
听了此话，扎波罗热茨假惺惺地向“朋友”表示，他很担心尼古拉耶夫真的去向某个监委成员开枪，因为这种干部显然不会配备贴身警卫。而内务部的打算，是当凶手正企图行刺之际，就将他当场逮捕。要想做到这一点，又不发生流血事件，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尼古拉耶夫放弃杀害某个微不足道的小官的念头，而蓄谋去杀另一个象基洛夫这样的官员，那样他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基洛夫昼夜都有警卫保护。一旦尼古拉耶夫怀揣手枪进入斯莫尔尼宫，专门等候他的内务部人员就会立即将他逮捕。因此，现在要求“朋友”做的只有一件事：怂恿尼古拉耶夫，让他相信，杀掉一个监委官员产生不了多大的政治影响，而朝一个政治局委员开枪：才能轰动全国。
“朋友”信以为真，经过他的一番努力，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果然上了钩。产生了暗杀基洛夫的念头。现在，要实现预定计划，只剩一个障碍了——差一支手枪。尼古拉耶夫原打算从自己熟识地某个党员身边偷一支，但结果却根本无此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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