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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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第二十三章　尼古拉·布哈林　


　　对于只爱猎奇而不在乎历史事件的实质意义的人来讲，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原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果达，而不是象布哈林、李可夫、拉柯夫斯基这样的闻名世界的革命领袖。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把亚果达打成那些曾被他投入大审甚至处以死刑的人的同案犯押上被告席，确实给这次审判闹剧增加了惊人的滑稽味。　

　　但是，对于共产党员和那些对党史有所了解的人来讲，这次审判的核心人物当然不是亚果达，而是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一布哈林。　

　　当年，跟党的其他领袖们一样，由于担心托洛茨基的影响太大，布哈林也曾帮助过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去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将他挤出了政权核心。其实，当列宁在世之时，当党的领袖们还没卷入争权夺利和相互攻汗的漩涡中时，布哈林也跟别人一样，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赞颂过托洛茨基。例如，在谈到十月革命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时，布哈林写道：　

　　“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无所畏惧的革命理论家，孜孜不倦的革命传播者，是他，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在全体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中庄严宣布：临时政府再也不存在啦！”　

　　很多年以后，当斯大林控制的中央宣传部已经让“托洛茨基是反革命”的污蔑诽谤之言深入人心，老布尔什维克们当年写的那些赞颂托洛茨基的文章，也就成了一个党员在历史上所犯下的不可谅解的罪过，但只有斯大林例外，因为他也有这种“历史污点”：列宁在世时，斯大林曾在《真理报》上著文道：“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向支持苏维埃的关键行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果断而勇敢的行动，这一切，党将主要并首先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布哈林与斯大林结盟的时间，要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长一些。当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夺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实权之后，布哈林还天真地认为，自己作为全党公认的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该在政洽局中坐第一把交椅。真的，这个位置不给他还能给谁呢？莫非，积极为列宁制定苏维埃政策的不是他吗？难道，为党和共产国际起草有关对外政策的基本文件的不是他吗？现在，除了他，还有谁能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会确定苏维埃国家的下一步发展道路呢？总不可能是斯大林这个平庸俗气的人吧？　

　　但是，布哈林注定要失算：他领导的右翼反对派很快就被排挤出了领导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党内斗争，他本人也被驱逐出政洽局，后来又被开除出党。　

　　基层党员们很久都弄不清楚，在上层，在政治局里，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变。直到见了有关内部通报之后，人们才开始明白，党内又出现了分裂，斯大林集团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的“右派”集团之间的对立已达到剑拔警张的地步。在莫斯科的高级官员中间，出现了这样一则传闻：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为斯大林的两面三刀所激怒，当众抖出了斯大林过去为拉拢他而私自对他讲过的一句话：“布哈尔奇克，你我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即其他政治局委员）全是些可怜的小苍蝇！”　

　　听了这话，斯大林脸色突变，历声喝道：　

　　“造谣！布哈林想出这种话，是要煽动政治局委员们起来反对我！”　

　　斯大林狼狈极了，因为类似的恭维话，他私下里几乎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都讲过。　

　　在拉起右翼反对派之前，布哈林同斯大林亲热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俩的结盟，早从列宁口授“遗嘱”时就开始了。在“遗嘱”中，列宁建议中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也表示了对布哈林的有点不放心。但总的说来，列宁对布哈林评价不错，他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伟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　

　　布哈林在党内的确很受尊敬，共青团员们甚至象对圣人那样对他顶礼膜拜，尽管如此，我却十分怀疑他能否成为“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不过，这无关大局。事实上，列宁同布哈林私交很深，他只是要求其他人也都能象他那样去对待布哈林。　

　　斯大林曾把列宁的“遗嘱”藏匿起来，而且，如果没有克鲁普斯卡妞，他早把这些令他又恨又怕的文件付之一炬了。要知道，在“遗嘱”中，列宁赞扬了自己的每一个最亲密的战友，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后来，斯大林夺得党政大权之后，就采用了比简单地销毁几页文件更有效的手段（从肉体上将“遗嘱”赞扬过的人全部消灭干净），把列宁的“遗嘱”变成了一纸空文。　

　　布哈林在被捕之前，过了一年多担惊受怕的日子。眼见着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把他的挚友们全部杀光，他当然明白了自己将来的下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自己末日的来临。　

　　一九三七年初，布哈林终于被投进监狱。被捕后的头两个月，他一直拒绝交待“罪行”，也拒绝在那些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供诉上签字，尽管对死亡的长期等待早已弄得他筋疲力竭了。　

　　这里必须补充一点有关布哈林的私生活的情况。一九三三年，四十五岁的布哈林遇到了一位绝代佳人——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尽管她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很年轻的，很有魅力的未婚夫（即著名党务活动家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的儿子），可是她的心却被个子不高，略微发胖和已经秃顶的布哈林给征服了。他们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看着娇妻爱子，感情外露的布哈林完全陶醉在兴奋和幸福之中。在政治上和仕途上，他运气不佳，可是个人生活中，幸运女神却向他频频微笑。他哪里知道，正在策划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刽子手们，已经将其娇妻爱子纳入了逼他投降的人质之中。　

　　内务部也象对待其他受审人一样，以斯大林的名义向布哈林许诺，只要他能满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儿子就会安然无事，他本人也只会受点监禁之苦。为了证明这一许诺的真实性，叶着夫下令将拉狄克转到布哈林的囚室里去。众所周知，拉狄克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没被判处死刑。　

　　让拉狄克去说服布哈林，是应该生效的。虽然人们对拉狄克极不信任，可总不能否认明摆着的现实——拉狄克听信了斯大林的许诺，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所以活了下来。其实，拉狄克在这件事中的表现还算正派，并没去附合对布哈林的许多诬告。在同布哈林对质时，他甚至拒绝为一系列最关键的指控作证，这还引起了侦讯人员的明显不满。　

　　斯大林很清楚布哈林同列宁的亲密关系。他知道，布哈林非常珍视列宁临终前对他布哈林所讲的那几句热情的赞扬诺。所以，斯大林决心首先对布哈林心中的依托予以毁灭性打击。即通过法庭向全世界宣布；布哈林从来就不是列宁的亲密战友，而是列宁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命令侦讯人员：必须让布哈林承认，早在一九一八年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他布哈林就企图暗杀列宁了。　

　　为了完成斯大林的这一指令，内务部不得不逮捕一些过去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强迫他们承认，布哈林当时曾对他们讲到过杀害列宁和成立新政府的必要性。有些证人还被迫供认，那个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刺杀列宁的社会革命党徒卡普兰，就是在布哈林的同意和怂恿下开枪的。　

　　布哈林曾断然否认这一指控，但名目繁多的刑讯手段，更重要的是对妻儿的担心，使这一反抗从开始就显得没有多大力量。最后，在叶若夫和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伏罗希洛夫的督阵下，侦讯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终于迫使布哈林承认道：就算他布哈林真的从一九一八年起就打算杀害列宁吧。这样，斯大林又添了关键的一局。　

　　然而，两天之后，当布哈林看过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后的“审问笔录”时，他突然翻供，拒绝在上面签字。那上面写着，很早以前，他布哈林得知德国政府居然为列宁提供火车包厢，同意列宁在战争状况下穿越德国的时候，就开始怀疑列宁同德国人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后来，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看见列宁一再坚持要同德国单独签订屈辱的停战协议，他布哈林就从怀疑转为确信，进而生出刺杀列宁和成立有反对同德国人讲和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新政府的罪恶念头。读完这些要他马上签字的“供词”，布哈林气得拍案而起：“斯大林这是要把死去的列宁也送上被告席呀！”一点不错，斯大林确实是想让过去那种说列宁是德军统帅部的奸细的谣言死灰复燃。为此，布哈林坚决拒绝参加这场正在加紧排练的审判闹剧。　

　　现在，要强迫布哈林再次合作，就困难多了。叶若夫亲自指挥的负责、加工布哈林的侦讯人员增加了一倍，他们不分昼夜地对布哈林展开车轮战。政治局的代表伏罗希洛夫也继续参与对布哈林的审讯。而在这场对斯大林来讲是许赢不许输的赌博中，关键的王牌还是受审人那年轻的妻子和宝贝儿子。　

　　但布哈林坚决不同意在斯大林要求的供诉上签字。斯大林无奈，只得在两个最重要的地方作出让步：在法庭上将不提所谓列宁勾结德国人之事，也不提布哈林因此事而产生的怀疑。此外，布哈林可以不污蔑自己曾企图杀害列宁，只是为阻止布列斯特和约而打算将列宁逮捕，并扣押一昼夜。最后，布哈林可以不诽谤自己是德国间谋，但要承认参与过对基洛夫和高尔基的谋杀。　

　　斯大林最终还是制造出了布哈林企图暗算他本人的神话。既然他早就通过伪造历史把自己吹成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列宁的最亲密战友，那么，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时所要逮捕的人，自然就不仅是列宁一个，而且还有他斯大林。难道还能有别的说法吗？由于有了上述改变，布哈林的“交待”材料就不得不重新改写。这一次，布哈林被迫签了字。　

　　然而，斯大林很快就不再满足于仅仅当个“列宁的亲密战友”。既然对已经缴械的“证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为什么不能通过他们的嘴巴，把列宁贬到第二位，而把他斯大林吹成党中央的顶尖人物和苏维埃政权的首脑呢？显然，斯大林对这一诱惑是无法抗拒的。为此，作为“证人”之一的原乌克兰政治保安局局长曼采夫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按党的纪律出庭作证时，必须散布一个由斯大林本人炮制的谎言。　

　　“托洛茨基说过，”曼采夫在法庭上作证说，“他打算趁斯大林上前线之机逮捕斯大林我记得他的原话，他当时说：这样一来，列宁和党中央就不得不缴械投降！”　

　　被告人和证人都明白，在法庭上提到斯大林时，必须表现出比对列宁更崇敬的感情。不仅曼采夫的发言如此，就连布哈林的陈述也明显地带有这种感情。当布哈林在法庭上强调自己无意杀害列宁，只是想将其逮捕之时，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问道：　

　　“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拒捕呢？”　

　　布哈林按预先批准的答案回答道：　

　　“他不会拒捕的。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躲避争执，不是个爱闹事的人。”　

　　布哈林的这一回答，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看，无异是说：列宁不是个敢于斗争的战士，　缺乏勇敢的个性。　对这种公然贬低列宁的回答，公诉人和法官居然能“宽宏大量”地听之任之。显然，他们非常清楚上司的“口味”。人们不难想象，如果布哈林用同样的字眼去说斯大林，将会受到何等粗暴的训斥。　

　　同其他被告人一样，布哈林出庭前也受到过警告：不得在陈述中夹带“私货”，或搞“一语双关的暗示”；他本人的生命和全家的命运不仅取决于他将说些什么，而且还取决于他怎样去说。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布哈林在法庭上讲的那些话，就可以发现，他在时断时续的陈述中，极力想让法庭相信：他不仅要对自己实施的罪行负责，也要为其他被告人的罪行承担责任，而不管他认不认识这些人。　

　　“我是想说，”布哈林在法庭上说道：“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所以，作为领导我应承担比其他任何同案人都大得多的责任。因此，我不指望得到宽恕。”　

　　在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庭上，被告人都会使用自我辩护的权利。但斯大林的法庭却是另外一种状况。当审判长乌尔利赫高声提示布哈林，说他已经在做自我辩护了的时候，布哈林激动地回答道：　

　　“不，这不是自我辩护。这是自我控诉！我还不曾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　

　　布哈林能否保住自己的生命，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去完成斯大林的指令。但布哈林已经为自己的命运立好了十字架，只是在尽一切力量拯救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法庭上，他不仅自诬为“最凶恶的法西斯”、“社会主义祖国的叛逆”，甚至还驳斥外国报刊的抨击，极力为莫斯科审判闹剧辩护。　

　　与拉狄克和其他一些被告人的作法不同的是，布哈林没有利用自己那卓越的口才去蒙混检察长和法官，去旁敲侧击地揭露斯大林的审判闹剧。为了娇妻和爱子，他不折不扣地缴纳了全部赎金，而且，为了保险，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刽子手大唱赞歌：　

　　“真的，全国都在跟随斯大林前进。他是世界的希望；他是新世界的缔造者。斯大林的英明领导，已经深入到全国每个人的心中”　

　　然而，并非这些话就可以满足斯大林的报复欲。对于斯大林来讲，生活的乐趣就在于尽情地报复，他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哪怕就一次　

　
　
第二十四章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　


　　同布哈林一块被押上被告席的，还有一位资格很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克列斯廷斯基。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作为中央书记，帮助列宁解决了许多国家大事。列宁在世时，克列斯廷斯基任财政人民委员，但在国外，他首先是以一个颇有才干的外交家出名的。他曾作为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德国住了十年，后来回国担任外交部的副人民委员，成了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助手。　

　　克列斯廷斯基虽然属于最杰出、最坚强和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家，但从气质上看，仍不失为典型的，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他身居国家要职，却没变成一个自负的官僚。对待下级，哪怕是最普通的职员，他都非常诚恳，坦率，和蔼，好象对方同样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重要官员。他最喜欢谦虚诚实之人，容不得两面三刀的人和追名逐利者。因此，他对残忍的和爱搞阴谋诡计的斯大林毫无好感。有一次，他对几个好朋友说：“我仇恨那个丑恶的家伙和他那双黄眼睛。”当然，这件事发生在说这种话还不会有杀身之祸的那个时期。　

　　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决心向列宁的战友们“算总账”，克列斯廷斯基自然也就成了牺牲品之一。其实，克列斯廷斯基早在二十五年之前就认识了斯大林，他们还一块在彼得堡从事过地下工作，但这段历史也没能使他免遭毒手，相反还加速了他的死亡：我们已经知道，斯大林最容不得那些对其历史了解甚多的人。这些人会联系他近年来的罪恶行径，相应地指出他的履历中，那些在过去大概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疑点。　

　　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的魔爪放过了克列斯廷斯基，他暂时还安然无恙。但是，那些被枪毙的人几乎全是他的知心朋友，这不能不使他猜到自己的前途如何。他暗存的唯一希望是，作为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他同欧洲各国许多著名领导人建有私交，而对这些领导人，连斯大林也得敬畏三分。显然，他指望斯大林会因此而打消“清洗”他的念头，同时也希望这场血腥的镇压浪潮会更快低落下去　

　　然而，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果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一奥弗申柯（即电影《列宁在一十月》中率队冲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的“卫队长”的原型——译者注），一九三七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　

　　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克列斯廷斯基是五月底被捕的。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些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的时减后者断然否认道：　

　　“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德国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了这么一席话：　

　　“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三月二日到三月三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