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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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让叶努启则补位的想法，而是把这空额用作最迷人的诱饵，收买其他的觊觎者。　

　　现在，当我对叶努启则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则倾向于认为，他当初之所以谢绝进政治局，并不是缺乏抱负，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要在斯大林的政治局里占据一把交椅，就得变成一个心狠手毒和丧失原则的人。　

　　而叶努启则是个心慈手软的人，他最爱替人排忧解难。许多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能想起向他求助的人，都能如愿以偿。任何有关请求减轻处罚的申请，只要递到了叶努启则手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往往都会尽量予以满足。被清洗者的家属们都认为，叶努启则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的高级官员。事实也确实如此，叶努启则曾给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送过食品，还派过医生去为他们或他们的子女治病。对这些事情，斯大林当然都知道，但既然问题涉及了叶努启则，他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在这方面，我也能算个证人，因为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很能说明叶努启则的为人。那是一九三三年，我正在奥地利工作，家里人也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叶努启则来了，还带着秘书和最好的医生。他们一行人在冯·诺尔敦教授的医院里稍事逗留之后，便去了泽梅林格的下榻地：他们在该处一家最高级宾馆里包了许多房间。隔了几天，我与妻子因事去维也纳，在苏联大使馆附近与他们邂逅。叶努启则立即邀请我们一块去泽梅林格度假。途中，路过一个小镇时，正赶上乡村集市。小镇上热闹非凡，有传统的旋转木马游艺场，还有各种简单的民间娱乐活动。我们也停下车来，欣赏这充满生气的场面。这时，一群身穿高加索民族服装的哥萨克人，从离公路不远的跳舞场向我们的轿车围了过来。他们在叶努启则前面跳起了高加索舞，手中的匕首玩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哥萨克们知道自己的观众是苏联政府官员，而且还是地道的高加索人。他们如此卖力地表演，无非是希望我们能慷慨解囊。果然，跳完舞后，一个人走近我们的汽车，气喘嘘嘘地向我们伸出自己的高加索皮帽。叶努启则当即摸出钱夹，往那皮帽中塞进一张一百先令的钞票。然后，他又招手把跳舞的人全部请了过来，一人给了一百先令。当时，一百奥地利先令相当于十五美元——很可观呀！　

　　当我们继续赶路时，叶努启则的贴身警力对他说：　

　　“阿维尔·萨夫隆诺维奇，这些哥萨克过去都是白匪呀！”　

　　“那又怎么样？”叶努启则嚷了起来，激动得脸都红了。“他们也是人”　

　　叶努启则的这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使我终生难忘。当然，对他这种挥金如土的作法，我并不赞赏。我心里在想，为了他在这一分钟里扔出去的钱，国内一户农庄庄员得整整劳动一年。此外，也只有他阿维尔才有权如此慷慨，若是换成其他任何人，都会因此丢掉党票。　

　　叶努启则没结过婚，自然也就谈不上有孩子，尽管大自然把一个模范家长的全部品性都给了他。他只好把自己的全部温情都倾注在周围人身上，倾注在自己的好友的孩子们身上，甚至不惜购买贵重的礼物送给这些孩子。在斯大林的子女眼里，最可亲最可近的人显然不是他们那永远阴沉着脸的父亲，而是“阿维尔叔叔”，因为后者会游泳，爱玩雪橇，满肚子都是有关斯瓦涅特山山神的故事，还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高加索民间传说。　

　　阿维尔·叶努启则不仅是斯大林的子女们最崇拜的人，更是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最知心的朋友。他曾经同她的父亲是最亲密的战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是在叶努启则的眼皮底下长大的。所以，每当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争吵之后，叶努启则都不得不去充当调解人。　

　　从表面上看，在斯大林周围的所有亲信中，只有叶努启则的地位最稳固。正因如此，他在一九三五年初的突然失宠，惊得内务部官员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还引出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传闻。其实，只要留意一下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就应该意识到，叶努启则对自己的前途早就不那么乐观了。在那篇文章中，叶努启则不安地指出，在过去那些有关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地下斗争的回忆中，夹杂着不少必须加以纠正的错误和歪曲事实之处。作为例子，他还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犯过的一个错误——过份夸大了他个人在领导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开展地下斗争中的作用，尽管这一“错误”早已写进了苏联大百科全书。　

　　当然，仅凭他这篇故意贬低自己而把领导外高加索地下斗争的首要功劳让给斯大林的文章，尚不足以证明他已经失宠，因为当时莫斯科正在加紧进行篡改党史的工作，其目的是要突出斯大林的历史地位，把他美化成布尔什维克党在地下斗争时的首要领导人和英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叶努启则写这篇文章仅仅是为了给其他老布尔什维克作个榜样，提醒他们应该重新评价和改写过去所发表的回忆录。要知道，在那些回忆录中，老党员们有的根本没提斯大林，有的虽然提了，却没有予以“应有的地位”，而这些做法，现在显然已经不允许了。　

　　斯大林周围的人，对哪个官员得势，哪个官员失宠，是相当敏感的。可这一次，他们却未能立即察觉到斯大林已经改变了对叶努启则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曾极力掩饰他与叶努启则之间的矛盾，显然，他还期待着对方某一天会向他妥协。甚至连叶努启则“迁出”克里姆林宫这样重大的事件，居然也没引起任何关于他已失势的怀疑。此事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斯大林通过电话，命令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向莫斯科提出申请：请中央放叶努启则回外高加索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几天之后，《真理报》上便出现了一则通告，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满足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请求，这样，叶努启则同志将去第比利斯工作。不知内情的人完全可以认为，叶努启则是作为斯大林的全权代表去外高加索加强工作的，但克里姆林宫中个别的人却很清楚，叶努启则并不是带着什么光荣使命去外高加索，而是被斯大林一脚踢出了莫斯科。然而，就是对这个别人来讲，斯大林究竟为什么要同自己唯一的密友分道扬镇，也仍然是个谜。　

　　从莫斯科到第比利斯，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对叶努启则重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前程，这些时间是足够了。我想，斯大林一定期待着叶努启则到第比利斯就会给他寄来一封请求和解的悔过信。如果那样的话，斯大林一定会将他召回莫斯科，当然，也可能要先让他在外高加索呆上一阵子，但那只是为了自己面子上过得去。反正，党内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两位密友之间发生过争吵，更别说这一争吵的原因了。　

　　但是，叶努启则并没给斯大林写什么悔过信。他显然认为，作为外高加索的头号人物，自己的生活决不会比在莫斯料过得差劲。再说，高加索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是同高加索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等待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确信，叶努启则无意向他投降。于是，为了迫使对方下跪，斯大林使出了极其卑鄙的一手：命令贝利亚不再举行“选举”，也就是说，不让叶努启则担任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是建议他去担任格鲁吉亚疗养院院长的闲职。这一变故。无异预先通知一个人去当银行经理，可那人到了银行却被告知，他的职务是收发员。　

　　叶努启则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打击能比这种作法更有损于他的名誉。这侮辱性的提议公布之后，很多党员才明白，叶努启则与斯大林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格鲁吉亚那些曾经亲临第比利斯车站热情欢迎过叶努启则的高级官员，现在碰见他连招呼都不打了，如同陌路人一般。　

　　叶努启则下了决心，从此断绝与斯大林的一切关系。可斯大林却忘不了自己这位过去的密友：只要对某人产生了恶感，斯大林是不会安心睡大觉的。既然已经错过了迫使叶努启则作为一个犯错误的朋友下跪就范的机会，那就只能将他作为一个敌人扔进集中营去。而要做到这一点，斯大林可以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手段。斯大林有一整套专门用来对付失宠高级官员的办法。第一个也是最不带侮辱性的手段，名叫“治腿”，即剥夺失宠官员享受使用轿车和司机的权利。接下来的惩罚措施称为“击腹”，即剥夺犯上者在克里姆林宫食堂用餐和在内部商店购取物品的权利。如果失宠者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则是令其搬出政府大楼和撤掉他过去的私人警卫。现在，这些措施接二连三地用到了叶努启则身上。　

　　叶努启则在第比利斯“凉”了两个多月后，又回到了莫斯科。不言而喻，专门供各地来首都办事的高级官员下榻的政府宾馆，现在已经不对叶努启则开放，他只好在帕城饭店住下，而这里是为各地来莫斯科出差的普通干部准备的，同时也接待部分外国记者和旅游者。　

　　亚果达和斯大林的其他几个亲信都会前往饭店劝说叶努启则，要他写个一般的悔过书，承认自己对党犯了“过错”。但叶努启则拒绝了。于是，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迅速收集叶努启则的材料，并向政治局递交一份报告。　

　　人们早就知道叶努启则有不少毛病。例如，他与自己的朋友，外交部的卡拉汉，被人们称为特殊的艺术保护神，因为他俩与莫斯科大剧院一些年青貌美的芭蕾舞女演员关系暧昧。当然这里面可绝对没有什么犯罪的勾当。要知道，他俩都是很有魅力的男人，又是克里姆林宫的显要人物，能引起他们的好感，这对芭蕾舞女演员们来讲完全是一种荣幸。再说，不仅叶努启则，我记得，卡拉汉当时也是个老单身汉，所以肯定，不只一个姑娘有过嫁给他们的幻想。此外，叶努启则还有一条“罪过”（这我已经提到过），就是他曾热情慷慨地帮助过许多被逮捕的党员的妻室儿女，当然，这些党员过去都是他的朋友。这一切，斯大林是早就知道的，过去并没追究，可现在，他却要给这些事情涂上新的色彩。　

　　亚果达如果再钻深一点，还可以从内务部档案库里找出一份材料，上面记录着叶努启则的另一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有两个很漂亮的女秘书，她们同叶努启则有着不正常的男女关系。有一天，叶努启则把这两个玩腻了的姑娘叫进自己的办公室，当面给她们每人写了份德才兼优的鉴定书。他在上面签了字。又盖上主席的图章，然后给了她俩一笔数月可观的外汇，把她们的名字写进了一个即将出国的政府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名册里。可是这两位姑娘出国后，却不愿再回苏联了。　

　　这一切，并不十分严重。按照斯大林下达的指令，亚果达主要指控叶努启则把许多可疑分子弄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克里姆林宫，搞得整个机关乌烟瘴气。其实，这条罪名恰恰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审查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政治情况，这是内务部的责任，根本个关叶努启则的事。但是，为了使这一指控有点道理，内务部立即宣布叶努启则手下的十几名工作人员政治上有问题，并解除了他们的职务。　

　　在克里姆林宫的职员中，有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她就开始在宫里服务。这是一个从不过问政治也从不得罪别人的妇女，她很有文化修养，在鉴赏和收藏沙皇留下来的艺术品方面，是个造诣极高的专家。此外，在整个克里姆体官中，只有她才知得如何布置国宴和官方招待会。她还专门开过课，向克里姆林宫中那些土里土气的新贵们讲授社交礼节，揭示上流社会的交际秘密。上自斯大林，下到每一个党政官员，都知道这位老太太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存在，从未将她现为异已分子。可是现在，为了陷害叶努启则，斯大林竟授意亚果达，把这位温文尔雅的老妇人“提拔”成公爵夫人，并编造一个她如何在叶努启则的垂青和协助下混入克里姆林宫的完整的神话。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既然混进了沙皇时代的公爵夫人！在杜撰这类耸人听闻的故事方面，斯大林真不愧为人才。　

　　我还想起一个类似的事件，这里也顺便谈一谈。一九二七年，即发生“公爵夫人事件”的前八年，斯大林得到亚果达的一份密报，说是国家政治治安总局查获了一块胶板，一伙年轻的托派分子曾企图用它次印刷反斯大林的传单。帮助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她是因病而死的呢？原因很简单：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前半小时，人们还看见她活着，身体健康，而且被许多苏联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夫人簇拥着，正在克里姆林宫中参加音乐晚会。那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五周年而举办的音乐会。　

　　阿利卢耶娃摔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中，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与上司的提法近似，认为挪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是开枪自杀；另一种则是人们的窃窃私语，断言她是被斯大林所枪杀。　

　　经我推荐到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一位老部下，多少告诉了我一些有关此事的细节。那天晚上他恰巧在斯大林住宅里值班。斯大林和妻子从音乐会回来不久，卧室里传来枪声。“当我们冲进去时，”卫士说，“她已躺倒在地板上，头发散乱，穿着黑绸缎睡袍，手枪扔在身边。”　

　　奇怪的是，卫士讲述此事时，没谈斯大林在哪儿，也没谈，当枪响和卫队跑进卧室时，斯大林是否也在现场。卫士甚至对斯大林面对妻子的突然死亡有何表情，下了些什么指示，以及是否派人去请过医生，也只字不提我明显地感觉到，此人想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希望我先提问。可是我不敢深入交谈，急忙岔开了话题。　

　　这样一来，现场目睹者向我证实了，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枪子弹夺去的。究竟是谁的手指扣动了抢机，这还是个谜。然而，如果根据我对他们夫妻生活的了解来下结论，那么，可以推断为自杀。　

　　斯大林与妻子的家庭生活十分不和，这对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后来的内务部高级干部们来说，已是公开的秘密。一手遮天的权力和周围人的阿谀奉承，使斯大林变得无比骄横。他为所欲为，因为无论他说什么话和干什么事，都只能得到异口同声的赞颂。斯大林居然敢当着妻子的面开一些放肆而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使任何一位自尊的妇女都不能忍受的流氓动作，他妻子为这类举动感到耻辱，而他却从中得到快感，尤其是当这种事发生在宴会或晚会上，在客人面前当众出丑的时候。阿利卢耶娃为此稍有不满的表示，立即会遭到斯大林粗暴的回击：而一旦喝醉酒之后，他就会对她破口大骂。　

　　阿利卢耶娃从不仅势欺人，相反，她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她与其他任何一位妇女都不同，因为她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朋友。她甚至在遇到自己的好友时，如果没有获得斯大林和负责其安全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首脑的允许，也不能邀请他们去“斯大林的住宅”作客。　

　　一九二九年，在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号召下，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都热情地投入了工业建设高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也想为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并表示希望进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斯大林对此连听都不愿听。她就求助于阿维尔·叶努启则，而后者又得到了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支持。他们共同努力，说服了斯大林，娜捷日达终于得到了学习的机会。她选择了纺织专业，开始学习粘胶纤维的生产技术。　

　　这样，独裁者的夫人成了大学生。为了使学院里除了院长谁也不知道也猜不出新来的女大学生是斯大林的妻子，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局长保克尔在她系上安插了两名特工，他们名义上是大学生，实际上则负责保证她的安全。负责接送她的司机被严令禁止在学院门口停车，只能挤进小巷的角落等候自己的乘客。　后来，　一九三一年，阿利卢耶娃得到了一件礼物——一辆崭新的“小嘎斯”（苏式仿“福特”牌轿车）。从那以后，她去学院就再也用不着司机了。当然，她的车后总有一辆小车跟随，里面坐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特工。她的私人汽车在学院里没有招来任何猜疑——一此时的莫斯科，拥有私人汽车的显贵已经不少了。由于成功地跳出了克里姆林宫那令人窒息的环境，她感到很幸福，以满怀报效国家的热情，投入了学习。　

　　的确，对斯大林来说，允许自己的妻子与普通公民来往，这是一个大错误。在这以前，她都是通过报纸和党代会上的正式发言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在那些报纸和发言中，无论什么事，都被解释成是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无比关心。当然，她也知道，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人民应该做出某种牺牲和放弃很多自身利益，但她还是相信那些有关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正逐年提高的政府公告。　

　　可进了学院之后，她不得不做出这一切都是谎言的结论。这使她大吃一惊，因为她了解到工人和职员的妻子及子女被剥夺了获得食物购买证的权利，也就是说，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食品。她还了解到，无数苏联姑娘——打字员、办事员和其他小职员，为了免于饿死和接济丧失劳动力的双亲，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一些被动员去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们对阿利卢耶娃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成批的枪杀、驱逐农民，乌克兰的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个沦为孤儿的儿童流浪全国以乞讨为生。她以为斯大林不了解国内情况的全部真相，就将学院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丈夫和叶努启则。斯大林却尽量回避这些话题，并斥责妻子“在收集托洛茨基分子的谣言”。　

　　有两个从乌克兰返回的大学生告诉她，在饥荒最严重的地区，已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他们亲自参加过一次逮捕行动，从被捕的两兄弟家中，搜出了几块准备拿去出售的人肉。阿利卢耶娃又怕又惊，回去就将此事转告了斯大林和他的卫队长保克尔。　

　　斯大林决定结束自己家中发生的这种敌对情绪，在极其粗野凶狠地骂过妻子之后，他宣布不再让她返校。他命令保克尔查出那两名大学生，并加以逮捕。这项任务并不困难：保克尔派去保护阿利卢耶娃的密探，本身就有义务监视学院里与她来往和交谈过的人。通过此事，斯大林还做出了总的“组织结论”：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在各大专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进行残酷的清洗，特别要注意那些被动员去参加过进行集体化的大学生。　

　　阿利卢耶娃几乎有两个月没能回自己的学院。后来多亏了她的“保护天使”叶努启则的干预，她才获准读完那一学年。　

　　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三个月后，有一次，保克尔访客。席间，人们谈到了逝者。有人惋惜她的早逝，说她从不利用自己的显赫地位，始终是一位谦和、温柔的妇女。　

　　“温柔？”保克尔尖酸刻薄地反问道，“可见，您并不了解她。她非常暴躁。我真想让您见识见识，有一次，她突然发作，冲着他的脸大骂：你是个虐待狂，你就是这种人！你虐待自己的儿子，折磨自己的妻子你还迫害全体人民！”　

　　阿利卢耶娃同斯大林发生这样的吵架，我还听说过一次。那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夫妻俩准备去高加索度假的前一天晚上，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发了脾气，跟往常一样，用污言秽语把妻子大骂了一顿。第二天一早，阿利卢耶娃就忙碌着为出发做准备。斯大林出来后，他们就一起用餐。餐后，警卫员把斯大林的小皮箱和皮包放到车上。其它物品事先已经直接送到了斯大林的专车上。阿利卢耶娃拿起帽盒，吩咐警卫员放进她装东西的皮箱里。斯大林这时却突然宣布：“你别去了，就留在这儿！”　

　　斯大林钻进汽车，坐在保克尔身边，走了。惊惶失措的阿利卢耶娃却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的帽盒。　

　　很明显，她没有任何摆脱这位独裁者兼丈夫的可能。整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能保护她的法律。对于她来说这不是夫妻生活，而是囚笼，要想解脱只有寻死一途。　

　　阿利卢耶娃的遗体没有火化，她被埋在公墓里了。这一情形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惊奇，因为在莫斯科已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党员死后都应该火化。如果死者是位重要官员，就把他的骨灰盒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的宫墙里。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则长眠在殡仪馆的墙壁里。阿利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