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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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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大，却具有代表性，能充分证明同志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九二三年冬天，共和国总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把包括维辛斯基和我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召了去，并通知说，政治局委派他清理和分析对苏联驻外国全权代表们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的材料。鉴于资料数量太多，克雷连科在征得政治局同意后，吸收我们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必须和他一起研究这些材料，并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工作只能晚上在他家里进行，因为他曾向中央保证不让这些文件外泄。
克雷连科的家是一幢豪华的独立住宅，革命前属于加加林公爵。那一天，我们一直没离开这幢小楼。克雷连科把三四十本要分析的文件分派给我们，同时说明，从事这一调查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阿瓦涅索夫发现，在苏联驻外国代表中，存在着贪污和秘密挥霍大量金钱的可耻行为；而且，某些工作人员有与外国间谍机关合作的嫌疑。
克雷连科请我们将自己的结论写在一大张纸上，并依照这样的次序：左边，被告人的姓名下面，我们应该简要地写明控告实质，指明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向法院起诉。右边，注明案子应移交那里：刑事法庭还是中央监委，或是按纪律程序处理，并指出应该给予什么处罚。
全部文件比预想的要无聊得多。它们记载的基本上是些毫无证据的指控，而且都是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好的官僚们在夫人们的谗言下提出来的。只有少数文件可以证明一些盗用公款、道德败坏的事实和其他有损国家威望的事情。至于叛国行为，我们根本就没发现。
整个晚上，克雷连科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不时走到我们每个人面前，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走到维辛斯基背后时，对一位苏联外交官的事发生了兴趣。那人被指控生活方式极其奢侈，同一名部下的妻子关系暧昧，以及其他一些毛病。维辛斯基建议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交付法院并判三年监禁。
“怎能这样——三年？”克霍连科用不满意的口吻问。
“您应该写，他让苏维埃国家在西方人眼里威信扫地，为此应该枪毙？”
维辛斯基尴尬得面红耳赤。
“起初我也想建议枪毙，”他用阿谀奉承的语气喃喃地说：“但是”
他嗫嚅着，竭力寻找适当的解释，可怎么也找不出。这使他惊慌失措，赶紧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克雷连科讥笑地盯着他，似乎对维辛斯基的仓使失措感到某种满足。
“可是，这根本就说不上什么犯罪！”他出乎意料地宣布道，并指着维辛斯基关于把这名外交官开除出党和交付法庭的笔记，断然下令：
“请您写上：案件了结！”
我没看维辛斯基，不想使他更觉得尴尬。但维辛斯基却突然发出一阵讨好的笑声：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您可真会捉弄人！您把我都搞糊涂了当您提出要枪毙他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想，我真是太欠考虑，仅仅提出三年！可现在哈一哈一哈”
维辛斯基的笑声听上去是那么虚伪，令人感到厌恶。
我已经说过，很多人都认为维辛斯基是个党内的钻营者，可是我从来没料到他竟如此不讲原则和缺乏道德：证明一个人无罪也好，枪毙这个人也好。他居然都准备去干，只要能迎合和讨好上级。
维辛斯基本身的地位很不稳固。当老布尔什维克在国内享有威望时，清党工作就象时刻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这就是为什么粉碎反对派后，随之而来的摧残反对派成员的浪潮对维辛斯基有利的原因。
斯大林需要在所有苏维埃组织中有一批人出来控告老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路线，并帮助他消灭这些老近卫军。中央听信这些诬告把老布尔什维克们从关键岗位上撤职时，诬告者得到的赏赐就是去占据这些空出来的位置。
在这种局势下，维辛斯基能够成为党的“警惕的眼睛”，并受命监视去执行斯大林路线的最高法院，就不足为奇了。现在，他再也用不着在任何一次清党面前颤抖了，因为现在被开除出党的，反倒是那些被怀疑对受迫害的列宁的战友们表示同情的人。维辛斯基不会有这类嫌疑。他被任命为总检察长，并开始积极地往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安插“可靠的党员”。自然，那里是不会有象苏维埃法律，甚至整个苏维埃司法制度的奠基人尼古拉·克雷连科这样的人的地位了。他被宣布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虽然他并不属于任何反对派。而这个多年来，一直在克雷连科面前讨好卖乖的维辛斯基，却得到一项“光荣”任务：在司法工作者大会上发言，谴责克雷连科在司法领域推行的“反列宁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政策。
维辛斯基身居总检察长的显赫地位，满意地看着老布尔什维克们一个接一个被赶出最高法院。克雷连科是在一九三八年初失踪的。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前妻叶连切·罗兹米罗维奇，她在革命前曾担任党中央国外局秘书和列宁的私人秘书。
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内务部大楼的走廊上，我同加尔金面对面地碰上了。他正被狱卒押解着。显然，加尔金完全被所发生的一切压垮了，他居然没认出我，虽然我们还对视了一下。
我立即走进别尔曼的办公室，请他尽可能给加尔金帮帮忙。别尔曼告诉我，逮捕加尔金是根据内务部得到的一封告密信，告他谴责党中央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写告密信的，就是维辛斯基。
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维辛斯基都被任命为国家公诉人，在这件事上斯大林再次展示了他那“在需要之处用需要的人”的概念的含义。在整个国家里，能象维辛斯基这样卖命同老布尔什维克算帐的人，大概再也找不出来了。
第二十九章 斯大林的乐趣
大概，在斯大林“肃掉”对自己唯一的、完全无私的朋友叶努启则之后，在林大林的无数件犯罪行为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然而我想，读者们将不会没有兴趣了解另外一桩杀人罪的详情。这里所谈的是杀害与斯大林关系特别密切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保克尔。
保克尔原系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奥匈军队，一九一六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爆发时，保克尔并没有返回故乡：他在那里没有家，没财产，也没前途。入伍前，他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理发师，同时还给一位名歌唱家当差。他自己也向往著名望，并喜欢吹牛，似乎轻歌剧院的演员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卓越的戏剧天才”，争先恐后地请他登台。
看来，保克尔并没自吹自擂，他确实具有喜剧演员的才能。人们可以看到，他模仿上司的姿态是多么惟妙惟肖，讲起笑话来真可谓妙语连珠。但我认为，他真正的天赋是丑角表演艺术，只有在这样的舞台上，他才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名望。为了使保克尔的肖像更加完整，还应该添上几笔：他的嘴唇红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很有由感；一对乌黑发烫的眼珠总是盯着克里姆林宫的要人和高级官员，而且总是流露着由衷的钦佩和狗一般的忠诚。正是这些相当谦恭的德性，才使保克尔没有在俄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蛋。
保克尔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派到肃反委员会工作。知识贫乏和对政治漠不关心，使他在那里只担任了一般行动队员的职务，从事逮捕和搜查工作。他这项工作缺乏与高级领导接触和得到提拔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他决定利用自己在故乡就有的手艺和本事，不久就成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明仁斯基的理发师和私人勤务兵。作为一个沙俄大臣的儿子，明仁斯基很赏识这个伶俐的仆人。从此以后，保克尔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甚至明仁斯基一九二五年去德国治病时，都带上了保克尔。
渐渐地，整个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员都感觉到了保克尔的影响。明仁斯基任命他当了行动局局长。列宁逝世后，当时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阿布拉姆·别列尼基被解除了职务，保克尔就开始负责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安全保卫工作。
保克尔很投斯大林的胃口。斯大林并不喜欢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是些矢志效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他认为这种人不可靠、危险。一个为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要追随某个政治领袖，只会是在他把这个领袖看成这一理想的传播者的时候。如果他看出这个领袖出干个人利益而抛弃和背叛了崇高的理想，就会立即把昨天的偶像视为今天的敌人。就这个方面来说，保克尔是绝对可靠的：他的本性决定他绝不会有什么崇高的理想，甚至犯错误也不会去当政治反对派。除了个人升官，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官帽这种商品，他要多少斯大林就可以给他多少。
列宁的私人卫队只有两名成员。列宁被卡普兰枪伤后，卫队人数也不过增加到四人。但斯大林掌权后，为自己建立的卫队竟由几千名特工人员组成，还不算各分局那些时刻守在附近，并处于全戒备状态的特殊部队在内。如此庞大的警卫部队就是保克尔为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单是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斯大林府评那三十五公里长的公路上，就有三千多人负责警卫。其中有便衣，有乘车的巡逻队，并配有复杂的警报系统和通话机。
这支人数众多的秘密队伍，分布在整个斯木林行进路线沿途各处的房屋里、灌木林中、树木背后。不相干的汽车那怕是停留一分钟，立即就会被便衣包围起来，检查驾驶员和乘客的证件，盘问出车目的。只要斯大林的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这条三十五公里长的公路就立即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在轿车里，斯大林身边总是坐着身穿军官制服的保克尔。
阿布拉姆·别列尼基仅仅是列宁和其他政府成员的卫队长。他严格地保持了自己与被保卫官员之间在职务上的等级距离。而保克尔所占据的地位，竟使政治局委员们都认为他几乎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了。他把向他们提供食品、衣物、汽车、别墅的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他不仅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甚至还知道怎样点燃他们的欲火。他为政治局委员们从国外进口最新式的汽车、良种狗、名贵的酒类和无线电收音机；为他们的夫人从巴黎买来衣料，丝绸制品、香水及其他大批使她们心满意足的奢侈品；还给他们的孩子购买贵重的玩具。保克尔仿佛变成了一个圣诞老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在分送礼品。正因为如此，他在全体政治局成员的妻室儿女中特别受宠。
过了没多久，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就不再将保克尔仅仅看成个有求必应的物品供应者了。他开始被视为一个熟悉克里姆林穹上层人物私生活的人，一个掌握着大量足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威望的隐私细节的入。例如，时刻处于保克尔的人保护之下的伏罗希洛夫是不会对他隐瞒自己同一位正在上升的芭蕾舞明星的私情的，要知道，保罗希洛夫正是借助于保克尔的魔棍，刚刚修起自己的第三栋，也是专供这位女舞星使用的别墅。还有，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搞上了一个工程师的妻子。结果，工程师被送进了精神病集中营，而那位很有威信的政治局委员的夫人则自杀未遂。总之，许多耸人听闻的家庭风披，就发生在保克尔派去保护这些家庭的噗罗的眼皮底下。因此，无论政治局委员们如何装腔作势，如何自命不凡，心里却很明白，这一切在保克尔眼里能值得几个钱。
保克尔对斯大林甚至比对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高级官员更不拘礼节。保克尔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各种嗜好，学会了揣摸他那些最微妙的想法。发现斯大林喜欢吞食大量肉质粗糙的俄罗斯鲑鱼，保克尔就从国外定购味道更鲜美的鱼类。从而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俄国伏特加上外国名菜，保克尔达下可是露了脸，他居然成了经常陪伴领袖狂欢的酒友。发觉斯大林非常喜欢开猥亵的玩笑和讲反犹太人的起事，保克尔使四处收集材料，随时为斯大林提供新鲜的话题。作为扮演丑角和说俏皮话的人，无人能与保克尔相比。就连斯大林这个天性阴沉、不苟言笑的人，也会因他的玩笑笑得前躬后仰。
保克尔暗中观察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经常整理发式，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注意自己仅表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于是，保克尔亲自为斯大林的服装四处张罗。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创造力。看出斯大林希望“增加”点身高，喜好高跟鞋，保克尔就决心让主人增高几厘米。他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跟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部份增高的后跟。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顿时喜形于色。可他还不满足，又吩咐保克尔，每次上列宁陵墓时，预先在他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得许多只能从远处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可实际上，他的身材只有一米六三左右。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便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
作为过去的理发师，保克尔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在此以前，斯大林看上去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而他惯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利干净，这些残剩的胡渣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理发师的刮脸刀斯大林又不敢信任，只好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现在总算有了保克尔，对他，斯大林是完全信任的。这样一来，保克尔就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
与斯大林及其家庭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由保克尔经手。未经他的许可，连一小块食品都不可能出现在领袖的餐桌上。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都进不了斯大林的住宅或在郊外的别墅。保克尔无权擅离岗位一分钟，就是中午，把斯大林送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后，他也得赶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向明仁斯基和亚果达汇报当天的情况，然后才有空同朋友们摆谈一下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新闻和流言。
保克尔很健谈。每时每刻我碰到他，总看见他在兴致勃勃地向人谈论那座奥林匹斯山上所发生的事。
“为了他，我头发都愁白了！”有一次，保克尔对自己的副职沃洛维奇抱怨说，“有这样一个儿子，真是极大的不幸！”
“啊，我还不知道你有了儿子。”我说道，他的话使我很惊奇。
“不，不对，我在说主人的大儿子，”他解释说，“我们有四个便衣跟踪他，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主人吩咐把他关起来才算了结！”
保克尔说的是雅科夫·朱加叶维利，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儿子。斯大林憎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同样以憎恨来回答他。
由于经常执行斯大林交办的最微妙的事务，保克尔几乎变成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员。的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对他一直很冷淡，拘束。但斯大林的孩子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却非常喜欢他。
记不清是一九三二年还是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此事是交给保克尔办理和执行的，它揭示了斯大林的一个秘密嗜好，以及由保克尔承办的一些任务的独特而微妙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内务部驻捷克斯洛伐克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格林斯基）从布拉格回到莫斯科。斯鲁茨基听完他的工作汇报之后，请他到保克尔那里去一趟，因为保克尔有件什么任务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保克尔预先警告斯米尔诺夫；他俩的谈话绝不准外传。然后，他从保险柜里取出并打开一本不堪入目的春宫画册，递到斯米尔诺夫面前，这使后者大吃一惊。保克尔看出斯米尔诺夫又惊又窘，就解释说，这些画是革命前一位有名的俄国画家画的，在侨居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中，肯定还能找到一些这位画家的类似作品，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买到手；但一定要通过中间人，那样才不会使任何人猜到是苏联大使馆要买这些画。“为此，请不要吝啬金钱。”保克尔补充说。
斯米尔诺夫是在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家庭中长大的，早在沙俄时代就入了党。他对保克尔居然让他完成这种任务而感到气愤，并拒绝执行。出于极度的愤怒，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些朋友。但斯卢茨基很快就把他的愤怒压了下去，并再次警告斯米尔诺夫要守口如瓶：那些画专为主人买的！就在同一天，构务部的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又把斯米尔诺夫找去，以威胁的口吻重复了那个警告。很久以后，亚果达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沙宁（一九三六年，我被委命为他的副职）告诉我，保克尔在很多西方和东方国家里为斯大林购买了不少类似作品。
斯大林对自己这个忠实的，肯卖命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给予了慷慨的奖赏。他送给保克尔两部汽车——一部轿车，一部敞篷小车，授予他整整六枚勋章，包括一枚列宁勋章。但保克尔的生活很难称得上幸福。他经常向朋友们发牢骚，说自己没有私生活，而且基本上没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是真话。不管斯大林是否需要他（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候都可能需要他），他都得呆在岗位上，至少也得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莫斯科发生的任何事——火车出轨或者火灾，政府成员意外死亡或者地下铁道的隧道滑坡——保克尔的人都应该第一个赶到现场，而保克尔本人则必须立即将事件的全部细节准确地报告给斯大林。
不过，保克尔的这种生活，依他看来，也有快乐的一面，也存在只有他一人独享的满足之处。例如，他喜欢军装成瘾，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逗得朋友们非常开心。每次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时候，保克尔看上去活象一个轻歌剧中的滑稽角色。他总站在列宁墓的台阶上，肚皮滚圆，又紧绷绷地捆着根皮带，蓝色的马裤格外刺眼，还要蹬上一双锋亮的皮靴。那身打扮，活象个沙俄时代的警察。
当衣著考究的保克尔坐在敞篷汽车里沿莫斯科街头行进时，总是不停地按响特制电喇叭。交通警赶紧中断交通，垂手立正。而这位肇事者，虽然心中因意识到自己地位显赫而无比得意，却让自己那张不大的面孔露出威严的神情，并大睁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保克尔还有一个嗜好是上剧院。只要能争取到个把小时自由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而幕间休息时，他还要跑到后台去，听听演员们欢迎他的掌声。大概，只有在这几分钟中，保克尔才会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么离奇啊：从一个布达佩斯轻歌剧院不起眼的理发师，成了斯大林手下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莫斯科戏剧名角都得讨好巴结的大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尔坐在一起饮酒，突然接到外交部报告，说是蒋介石开始大规模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以及中国当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些暴行的发生，与斯大林制定的缺乏远见的对华政策和他假惺惺地与国民党调情不无关系。斯大林被蒋介石的“两面派”激怒了，命令保克尔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中国人。
“对中国大使馆怎么办？”保克尔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他中国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斯大林做了明确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必须一个不漏地进监狱！”
保克尔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动员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员，抓了整整一夜。从洗衣店老板到陆军大学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尔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吃早饭时，保克尔在一旁叙述了行动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细节，逗得斯大林格外齐心。他还象演滑稽戏一样，表演那些中国人突然被抓时的惊恐表现，模仿他们那可笑的口音。
几个小时以后，当疲乏不堪的保克尔正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睡觉时，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主人”要立即见他。同时，秘书还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绪不好。
原来，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到斯大林秘书处，问斯大林是否知道，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全部中国人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全部中国籍学生。
“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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