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组在仔细研究过“哥本哈根事件”的事实材料之后，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事实证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不复存在。因此，哥尔茨曼显然不可能与谢多夫在这家饭店里见面。可是他却声称。他与谢多夫约定，他要在这家饭店“住下”并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而且说，这次会面确实是在这家饭店的登记处进行的”　

　　“我们有权肯定哥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有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哥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尔茨曼的“供诉”之外，该专门小组还绝对淮确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这段时间里，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约翰·琼组织的这样一个未经国家授权、不能查阅国家档案并不能雇佣私人侦探的专门小组，能收集到如此众多而又不可争辩的证据，的确十分不容易。这些证据主要是涉及谢多夫与哥尔茨曼会面的。在此，我仅引用两条证据。　

　　第一条，是当时在柏林最高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这就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　

　　第二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私信。这些信不可置辩地证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的确确在柏林。下面就是他父母快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了，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即谢谢多娃·托洛茨卡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局的邮戳：“埃斯堡、三二年十二月三日。”谢多娃·托洛获卡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结尾时她说：“我仍旧盼望出现奇迹，让我能同你在此见一面。”　

　　斯大林得知丹麦报纸报导了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已不存在的消息后，简直气疯了：“真见鬼。你们怎么想出这么个饭店。应该说他们在车站见的面。车站是拆不掉的！”　

　　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进行调查、查出是哪些内务部人员如此粗心，使得整个审判威信扫地，并要求亚果达把名单报上去。亚果达怀着一线扭转败局的希望，立即将内务部外事局一个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了哥本哈根，要他在现场观察一下，看看内务部能否在那里做些手脚，洗掉耻辱，或者，哪怕使这件如此丢人的丑事得到一丁点补救也好。但这个工作人员却空手而归。许多参与此事的人都大为不解。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内务部怎么会为如此重大的案件达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要知道，哥本哈根的饭店多如牛毛，还愁没法选择的！斯大林的要求而专门进行的调查，弄清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哥尔茨曼忍受不住酷刑拷问而终于同意在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下签字时，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便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哥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而且，这个地点必须便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饭店。但究竟选哥本哈根的哪一家饭店，则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局提供的材料来定，因为所谓的第一局是专门收集外国情报的。然而，负责审判准备工作并为其提供“技术保障”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却认为，直接向外交部索取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的作法不大稳妥。他知道，饭店名称很快就将在审判中出现，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很可能会由此而猜出其中之奥秘。可是莫尔恰诺夫这次是过份聪明了。他命令秘书给外交部第一局打电话，要他们提供几个在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他这样做，是为了给第一局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找饭店是为了给派往斯堪的那维亚的内务部重要人员们安排住处。　

　　莫尔恰诺夫的秘书照办了。但是．他在为上司打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却没分清那些饭店在奥斯陆，那些饭店在哥本哈根、从而铸下了危及整个审判的致命错误。而莫尔恰诺夫又偏偏选中了“布利斯托里”。其实，这个饭店是存在的，不过是在奥斯陆，而不是在哥本哈根。　

　　这种情况，哥尔茨曼又如何能知道呢，尽管他承认与托洛茨基联系过并将供诉书上签了字！　
　
　
第四章　刑讯机器　


　　在此之前，我只限于扼要地叙述一些官方的调查和审判材料，并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能揭示莫斯科审判实质的情节上面。现在，应该把读者引向这些审判闹剧的后台，一步一步地让读者看清，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多幕骗局是如何编排出来的，斯大林及其打手们又是采用何种手段把一批批杰出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变成了百依百顺的傀儡，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木偶戏。　

　　一九三六年初，莫尔恰诺夫召集近四十个有名的“机关”工作人员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有内务部里最重要的几个局的头头及其副手。　

　　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其头目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首领。这个阴谋组织几年来一直在秘密活动．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建立了恐怖小组。阴谋组织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以及所有政治局委员。然后夺取国家政权。莫尔恰诺夫在扼要叙述被揭发的阴谋集团的特点和规模之后。又向与会者传达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命令，即除各局的正副局长外，其余的与会者都要离开现任职务，听从内务部秘密政工局的分配，开展侦讯工作。他强调指出，斯大林将亲自监督调查的进展，而中央书记叶若夫则是斯大林的助手，协助他督促调查工作的进行。这样，当把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交给了内务部各机关。并要求侦讯人员们在工作过程中始终不忘自己既是一个契卡，又是一名党员。　

　　莫尔恰诺夫明确无误地告诫与会者。说斯大林和政治局都确认，指控阴谋组织头目们的一切罪行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每一个侦讯人员的任务只在于获取被告人彻底坦白的口供。如果阴谋分子一口咬定说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从而否定自己有罪，侦讯人员不得予以理睬，因为这些人虽然身在狱中，却千方百计地对外面的恐怖组织发号施令。此类事情早已屡见不鲜。　

　　莫尔恰诺夫将与会者分为几个侦讯小组。向他们交待了即将开始的侦讯工作的技术性细节和协调整个工作的程序。最后，他宣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拟定的秘令，警告侦讯机关不得对被告施用任何非法的刑讯手段，如威胁、许诺、或者恫吓。　

　　听了这一切，与会者们全都惊呆了，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如此庞大的阴谋组织居然在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就被揭露出来了，这有可能吗？要知道，内务部的一切业务活动和整个监视反对派分子一切行动的秘密情报网，都是他们一手掌管的。他们放过了这样大一个阴谋组织。竟然没受到任何指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揭露阴谋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更何况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阴谋组织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面临的审判提纲及其准备程序，一都是由斯大林和叶吉夫仔细研究并亲自制定的。而这一行动的实际执行者，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　

　　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应该先把在流放中和各地监狱里的近三百名众所周知的原反对派成员弄到莫斯科来进行“加工”。这样一来。就将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囚犯会屈服，会承认自己参与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阴谋。然后，再以这五六十个人中选出几个来交给审判的组织人，让审判组织人利用这些人的供认，将审判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用威胁、许诺或者其它刑讯手段。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活动家承认自己在领导阴谋集团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为了尽快实现斯大林的计划，内务部决定把手下的几个内奸送进监狱去冒充被告人，这几个特务将在预审中和法庭上说自己是阴谋参与者，并供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头目。　

　　侦讯领导人手中早已有一个“人才储备库”。里面有瓦连京·奥利别尔格——内务部秘密特务；伊萨克·获因霍尔德——苏维埃高级官员，与加米涅夫有过私交；里哈德·康克尔——过去当过季诺维也失的秘书处负责人。这三人在第一次莫斯补审判的侦讯准备工作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务，曾一度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进行间谍活动。当任秘密情报员。一九三O　年，他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德国情报站站长的派遣，　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去工作。　当时，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无法获得托洛茨基的信任。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奥利别尔格召回苏联，暂派他到塔吉克斯坦去当教师。奥利别尔格在那里的斯大林纳巴德没混多久，很快就被外事局召去执行国外任务。他被派往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奥利别尔格再次被召回苏联，很快就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工作。那时，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正在致力于处理最高党校内拥护托洛茨基情绪日益高涨的问题。党校的学员们学过马列的“原著”后，渐渐明白了被斯大林斥为异端耶说的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高尔基师范学院出现的情况最为严重。学员们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秘密小组。党内一些被查禁的文件，包括著名的“列宁遗嘱”，也在校内秘密传开。奥利别尔格被认为是最有经验的特务之一。因此，内务部特委派他到这所师范学院去工作。　

　　在苏联，高级党校教员的挑选工作特别仔细。只有绝对可靠、从没参加过反对派而且受过党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才有资格到那里工作。每一个被指定担任这种教育工作的人、其历史和个人履历都要经过原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人事处的反复审查，然后将汇集起来的材料送到内务部和党中央派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查证核实。　

　　假如没有特别关照的话，奥利别尔格显然永远也达不到上面那些严格的要求一他不是俄共（布）党员，甚至连苏联公民也不是。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官方速记稿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立陶宛人，而且，他作为旅游者到苏联时所持的洪都拉斯共和国的身份证，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用钱买的。除此之外，奥利别尔格没受过高等教育。仅凭这一条，他就没有资格在社科教研室里当一名教员。但尽管如此，莫尔恰诺夫仍然强行要中央最高党校人事处接受他委派的人，指出他的特工人员能够而且必须在高尔基市工作。后来，中央补发了任命奥利别尔格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命令。　

　　然而，任命奥利别尔格的事情仍相遇到了许多麻烦。他刚到高尔基市时。被介绍去见一个名叫叶林的人。此人是州党委委员，在党内的工作就是结识所有新上任的教师，指导他们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在与叶林的交谈中，奥利别尔格回答问题时头绪混乱。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又矛盾百出，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根本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联共（市）党员，而且还不是苏联公民。叶林怀疑奥利别尔格伪造证件，马上就把这个情况何高尔基市的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知道此事后，手忙脚乱地直向中央挂电话。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找奥利别尔格的麻烦。“就让他在学院里教课吧！”这个插曲，我们在后面还要看到，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并导致了叶林的被害。　

　　一九三六年初，当第一次审判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时，莫尔恰诺夫就以奥利别尔格充当内应，要他在扮演被告的角色时，做出假口供，以陷害列夫·托洛茨基以及那些已经被捕，又为斯大林决定将其送上法庭的老布尔什维克。　

　　要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一角色无须施加什么压力。给他的解释十分简单。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所以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帮助党和内务部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为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知会，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　

　　奥利别尔格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他）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到苏联后，他就开始在高尔基市当教师，在那里与其他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共同制订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据奥利别尔格交待，这个计划的内容是：派一个由坚定的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五·一”游行。借这些学生之手，趁斯大林象往常那样站在列宁墓上的时候，杀死斯大林。奥利别尔洛还供认自己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并且托洛茨基也知道这一情况。　

　　为了彻底粉碎“托洛茨基的阴谋”，莫尔恰诺夫还命令奥利别尔格把自己的一些私人好友也说成是恐怖分子，而这些人大都是因受希特勒迫害干一九二三二年逃到苏联来遇难的立陶宛人和德国人。这些出卖朋友的要求，使奥利别尔格大出意外。他理解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是出于什么动机，但他弄不懂神通广大的内务部为什么要收罗假证据来迫害那一小部份有幸在苏联避难的逃亡者。奥利别尔格恳求莫尔恰诺夫别强迫他污蔑自己的朋友，但莫尔恰诺夫却提醒他；必须执行命令。不得加以指责。　

　　奥利别尔格本来既不勇敢，更无坚强的意志。尽管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个假被告。今后也只是个假罪犯，但残酷的铁窗生活和此案其他被告的绝望。早呼破了他的胆。他担心，抗拒莫尔恰诺夫的命令会使他这个假被告马上变成“真正的”被告。所以，他最后还是在要求他作证的一切材料上签了字。　

　　在官方关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总结报告中所提到的人中间，只有一个是奥利别尔格的朋友，即一个名叫佐罗赫·弗里德曼的年轻人（奥利别尔格说他是“盖世太保的特务”）。然而，在内务部那些未公布的，具有奥利别尔签字的审讯笔录中，我还看到了其他人的名字。那些人全是他奉命加以污蔑的老朋友。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贝霍夫斯基兄弟，两人都是化学家。莫尔恰诺夫之所以要利用这两人。是因为恐怖活动需要“制造炸弹”的罪犯。还有一个人名叫哈茨克·吉列维奇。他的罪名是企图杀害继基洛夫之后接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日丹诺夫。　

　　伊萨克·赖因霍尔该是内务部手中的另一件很有威力的武器。我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认识了此人。他三十八岁，身材魁梧，生动的脸膛颇有诱惑力。他衣著考究，从外表上看丝毫不象苏共党员，而象是革命前的贵族。　

　　尽然不是老党员，赖因霍尔德却凭着自己那超群的能力和与财政人民委员格里哥里·索科里尼柯夫的亲戚关系，在政界里青云在上，身居要职。二十九岁时。他就成为了苏联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并当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办事员。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别墅里。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加米涅夫。与成千上万的年轻党员一样，赖因霍尔德起先倾向于反对派，但很快就离开了，再也不参加党内外争，而把全部精力用去搞行政工作。被捕前，他是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一九三六年初。内务部领导们协同叶若夫为面临的审判挑选“被告”候选人时，赖因霍尔德也被选中了。原因很简单：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有私交，正好可以被利用作证人来加害两人。另外，赖因霍尔德曾站在反对派一边。虽然时间很短，但仍可以利用这点来对他进行讹诈。　

　　赖因霍尔德就这样被捕了。侦讯人员向他宣布：内务部掌握着加米涅夫拉他加入恐怖组织的材料，所以要他揭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是阴谋反对苏联政府的头领。莫尔恰诺夫千方百计地想让赖因霍尔德相信，只要揭露了这些人，他就可以保住性命。然而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参加过任何阴谋活动，并极力向莫尔恰诺夫证明。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还从没见过加米涅夫。　

　　莫尔恰诺夫一无所获，只得把赖因霍尔德交给由内务部行动局第二把手切尔托克负责的审讯小组。切尔托克是个臭名昭著的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的手下与赖因霍尔德苦战了将近三个星期。他们对他进行持续不断的审讯。有时，一次审讯就长达四十八小时，中间不准休息，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有时，他们利用他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当着他的面，在逮捕他全家人的拘票上签字。然而，要摧残赖因霍尔德的意志和钢铁般的身体，三个星期的时间还不够。　

　　在用尽所有常用的刑讯手段之后，莫尔恰诺夫按叶若夫的示意，设下了这样一个圈套。他们让赖因霍尔德安静了几天，然后，在一天半夜，突然将他从床上提起来送到审讯员面前，送给他一份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假判决书。在这张盖着官方大印的纸上写道，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因参与托一季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莫尔恰诺夫就作为赖因霍尔德的老熟人，出面相劝，要他写一份请求宽怒的申请书，并直接交给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他说，这样一来叶若夫就将下令推迟死刑执行日期，并将案子复审一次。赖因霍尔德听从劝告、马上给叶吉夫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请。　

　　第二天夜里，莫尔恰诺夫又将赖因霍尔德叫去，说叶若夫已看过申请，并愿意下令撤销特别委员会的判决，但有一个条件，即赖因霍尔德必须答应对“揭露托一季匪帮的罪行”的侦讯工作提供帮助。这样一来，就等于让赖因霍尔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若拒绝招供，不想加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然就会导致死刑马上执行，相反，若同意按审讯要求供认一切，就意味着得救。莫尔恰诺夫深信，受到死亡威胁、命在旦夕的赖因霍尔德肯定会死死抓住叶若夫给的稻草不放，可实际上，赖因霍尔德比莫尔恰诺夫所预料的要勇敢得多。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同意在任何供认上签字，不管那些供认是污蔑他自己或是诽谤别人的，但有一条前提条件，即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宇。莫尔恰诺夫警告他说，提出任何反要求的企图都可能被看作是拒绝接受叶若夫的条件，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可是，赖因霍尔德坚持己见，不肯让步。　

　　次日，莫尔恰诺夫将赖因霍尔德的情况向亚果达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急于弄到一些有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罪证，倾向于接受赖因霍尔德提出的条件。但亚果达却坚决反对。他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赖因霍尔德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交易”，深信如果再让赖因霍尔德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段时间，无须让步，他也会缴械投降。　

　　然而时间不留人。斯大林迫不及待地等着侦讯结果．可内务部弄到手的只有一份可以作为证据来指控托派被告人的供诉，而且在上面签字的还是内务部的奸细奥利别尔格。更糟糕的是，这份供诉中没有任何可以危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的材料。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侦讯工作摆脱窘境。　

　　叶若夫终于亲自插手此事了。　他感到惊奇的是，　为什么内务部就只知一味地“走正门”。叶若夫将赖因霍尔德从牢中召去，以中央名义向他宣布，赖因霍尔德只要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的无罪和对党的忠诚。这次谈话之后，赖因霍尔德的表现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本是审讯员切尔托克的死对头，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他最热心的助手。审讯机关要求他在什么供诉上面签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签字，甚至还帮助侦讯人员修改自己的假供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