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肃反秘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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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他在什么供诉上面签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签字，甚至还帮助侦讯人员修改自己的假供诉。　

　　赖因霍尔德与奥利别尔格相反，根本不过问自己可能被判处什么刑。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斯大林和叶若夫的人品和良心之上。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赖因霍尔德为内务部准备虚构的审判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在法庭上，他不仅是内务部时主要武器，而且还是检察长维年斯基的得力助手。在被利用的人当中，赖因霍尔德发挥的作用之大，是奥利别尔格远远不能相比的。作为一个外国人并常住在国外，奥利别尔格不可能成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老一代党的领袖们的“敌对活动”的直接见证人。相反，赖因霍尔德身为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却完全有可能参与同原反对派领袖的秘密会谈。　

　　赖因霍尔德甚至在这样一份认罪书上签了字。作为托一季组织的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除此之外，赖因霍尔德达作证说，杀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恐怖活动不仅针对斯大林，而且还将危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领袖人物。　

　　他这个“证人”的作用之大，竟使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们决定突破先前的设想。让他的口供不仅仅局限于陷害加米涅夫和季偌维也夫。现在，有他签字的供拆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老党员，这些人往后统统将被送上法庭。按叶若夫的要求，他还在供诉中污蔑了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并对伊万·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进行了诽谤。　

　　赖因霍尔德与侦讯工作领导人的合作走得太远了，竟使他们一时忘记了他也是一个被告。使此，在赖因霍尔德时“证言”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这些供诉听上去似乎不是出自于一个不久前还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死不悔改的恐怖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一个义愤填膺的公诉人之口。他无比愤慨地将他参与过的所谓阴谋组织说成是“不择手段破坏国家强盛的反革命集团和由杀人犯组成的匪帮”。　

　　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以及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查后，由亚果达转给了斯大林。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这些材料。并在上面做了一处使内务部领导人极度惶恐的修改：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塞洛夫．可是，斯大林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　

　　亚果达不敢多问，只得吩咐侦讯小组负责人在提取被告有关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供对，别再提到莫洛托夫的名字。显而易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出现了裂痕，因此，莫洛托夫随时都可能从国内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就象斯大林以前的宠臣，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司尔佐夫的下场一样。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斯大林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今天，他从阴谋分子所要杀害的牺牲者名单中把莫洛托夫一笔划掉，那么明天，就会将他列入这个阴谋参与者的名单里，说他蓄意杀害“领袖”。　

　　鉴于这一插曲有助于说明莫斯科审判，是斯大林的整个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专门加以揭露。　

　　斯大林还对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作了另外一些修正。有的修正还象样，但更多的改动却显得不论不类，内务部领导们在反复诵读时，往往忍不住要露出嘲讽的冷笑，要不然就低声嘻笑一番。比如，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交代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掉斯大林和基洛夫，而斯大林在读过这一段之后，又附了一笔：“季诺维也夫声称，光砍掉大橡树还不够。周围长出的小橡树，也必须连根拔掉”。　

　　后来，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在法庭上把这一比喻有声有色地重复了两遍，讨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在另一段供诉中。赖因霍尔德污蔑加米涅夫曾极力论证采用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斯大林在此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加米涅夫本人说的话。“斯大林的统治，象花岗石一样坚硬，所以盼望这块花岗石会自行破碎的想法，是愚蠢透顶的。换言之，就是必须去砸碎它。”　

　　审判组织者手中还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里哈德·皮克尔。他不是老党员，侦讯小组之所以需要这个人，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叶若夫和亚果达认为，这一情况必然会使皮克尔诬陷季诺维也夫的供诉具有说服力。　

　　我十分了解皮克尔。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生来多愁善感，年轻时还写过一些抒情诗，后来改写散文，是苏联作协的成员之一。　

　　皮克尔曾积极参加过国内战争，是第十六军政治处主任。他与赖因霍尔德一样，也加入过反对派。但时间不长，与反对派决裂之后，他就再也没得到重用。被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委书记。皮克尔爱好戏剧，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远离政治活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搞文艺创作。同时还搞一些有剧团青年女演员参加的风流事。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扑克迷，而且主要是与内务部的一些重要干部玩牌。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把他称为牌场高手和“好交际的小伙子”。而且，他还受到这些人的妻子的热心关照。　

　　星期日，皮克尔常常在这些身居要职的契卡工作人员的郊外别墅里厮混，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专用汽车和其他生活福利。一九三一年的整个夏天，他都是在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那幢邻近斯大林府邸的别墅里度过的。由于内务部这些朋友的关照，他曾两次到国外作愉快的旅行。一次到欧洲，一次去南美。　

　　皮克尔的朋友们得知叶若夫和亚果这决定要把他作为被告送上审判台时，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难过。他们极力为他求情。但毫无作用。不过，当亚果达告诉他们，皮克尔不会去集中营服刑之后。他们也就对必须逮捕他的决定听之任之了。亚果达也没说空话，皮克尔后来被送到内务部管辖的一个大建筑工地去当了个施工主任。　

　　皮克尔因突然被捕而吓得丧魂落魄。不过，他尽管生来脆弱，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抗拒侦讯员的逼供。亚果达决定求助自己手下那些与皮克尔有交往的部下。这些人都是内务部各处的处长，如盖伊，沙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于是，从那以后，　审讯在皮克尔看来意象是过家庭生活一样，　再也没有人凶神恶煞地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参加反对派有多长时间？”再也没人要他坐在内务部人员的面前，　称后者为什么“侦查员公民”　。他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地叫他们的小名：“马克”、“舒拉”、“约希亚”。如果再往桌子上放一副扑克，那一切看起来就跟他没被捕以前一个样，可以病痛快快地玩玩牌。然而。此时坐在“马克”、“舒拉”、和“约希亚”对面的皮克尔，毕竟是犯人。他们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他们无法救他出狱，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但如果他愿意帮助内务部，以自己的供述来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就敢为他担保：无论祛庭判他什么刑，他们都不会让他去集中营，而保他“监外”服刑，到伏尔加河边一个大工地去当主任。　

　　皮克尔屈服了。他只请求让他见见亚果达，以证实这一切许诺。亚果达同意与皮克尔谈话，并十分慷慨地保证一切许诺都将兑现。这以后，皮克尔被转送到米隆诺夫手下，后者为他拟了一篇供诉，并要他签字。在米隆诺夫的办公室里，皮克尔同以前的老朋友赖因霍尔德见了面，后者也属米隆诺夫差谴。就这样，皮克尔接受了在未来的审判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的任务。　

　　在米隆诺夫为他准备的供诉中，皮克尔承认在季诺维也夫的一再坚持下。他和巴卡耶夫、赖因霍尔德一块进行了刺杀斯大林的准备。他还为赖因霍尔值的一项供词作证，说原托派分子德雷采尔企图策划对优罗希洛夫的暗杀。但皮克尔供诉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　

　　皮克尔踢赖因霍尔德不一样。赖因霍尔德是时刻准备在一切要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字，并相信这是在完成党的任务。皮克尔则相反，他基本上拒绝做假口供去加害其他被告。指控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亚果达的许诺的交换条件。也曾有人要他作证诬陷其他被告，但皮克尔为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如果被捕者已经“坦白”，或者已经被其他被告诬陷，他皮克尔才同意证实这些供述。同时，他坚决拒绝诬陷那些连内务部都还没掌握其黑材料的人。赖因霍尔德是以其特有的干劲，全力以赴地帮助侦讯人员，皮克尔则相反，表现得消极、冷漠。他逐渐失去了好交际的天性，变得十分孤僻，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皮克尔被指定扮演直接诽谤季诺维也夫的角色，因此，侦讯领导人开始为他的心理状况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他会失去理智。所以亚果达命令皮克尔的那些老朋友常去狱中看望他。向他表示关心和同情。皮克尔被转到一间较舒适的囚室。沙宁、加伊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常常去看望他。他们总还要随身带上一副扑克，一些火腿面包和饮料，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深夜才散。他们的探望使皮克尔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他又开始提起精神，象以往那样说说俏皮话有时甚至忘了自己身在狱中，但有时又突然清醒过来，十分严肃地嚷道：“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等着瞧吧，今后你们再也不会和我这个高明的牌友相会了！”　

　　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和里哈德·皮克尔的供诉，为内务部领导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帕尔一瓦加尼扬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起诉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为开庭审判打下了基础。现在，审判组织者所面临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假供诉来讹诈原反对派的首领，从他们口中掏出有关参加过反政府阴谋的“认罪书”。　

　　其实，仅有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证词还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为了达到既除掉反对派须袖，又镇压反对派一般成员的目的，斯大林要求在审判大厅内让人民看到，反对派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州、市几乎都有反对派的恐怖小组在活动。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成员从远处的监狱和集中营被押到莫斯科。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这些人应被指控为恐怖小组的成员，内务部侦讯人员应该先从这个“宝库”中挑选一些人，对他们进行“加工”，让他们在审判闹剧中扮演普通角色。　

　　但是，如果说内务部头头们比较轻松地获得了象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这类人的“坦白”的话，那么，在中间环节同时开始行动的侦讯人员却是费尽心机也没取得应有的成果。与他们打交道的犯人。坚决否认参加这恐怖活动。而且，大部分人都有不在现场的铁证——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集中营里和偏远地区的流放地。莫尔恰诺夫经常催促侦讯人员，而后者的自尊心也因不能获得上司所需要的结果而受到伤害，同时，他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最后，他们意识到再这样搞下去已没希望，便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从其口中挤出供诉。亚果达那条禁止使用威胁和许诺的密令，实际上解除了他们与受审人作斗争的武器。　

　　莫尔恰诺夫故作惊讶，他不相信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有多年“机关”工作实践的契卡，竟会如此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员的命令！他说：　

　　“契卡人员不但应该是优秀的侦讯员、而且还应该成为内行的政治家。”接着，他又弦外有音地补充道：“应该善于判别什么与他有关，什么与他无关，什么是他必须的，什么出于最上层人物的理想而一时不能执行的。”　

　　“可究竟该如何判别呢？”一个侦讯员问道。“命令是人民委员亲笔签发的，而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　

　　“您马上就会明白该怎么判别！”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人民委员的名义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审人，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到会者都知道这一无耻之言是出自谁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被捕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格罗曼、舍尔等人的情况时．斯大林就说过这句话。当时，由于普罗科菲耶夫没能强迫这些人坦白自己曾与外国的总司令部进行过谈判，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对他说：“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那次例行会议结束后。侦讯人员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补上这一课”。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是照旧，不见成效。莫尔恰诺夫主持的那次例行会议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支侦讯大军才勉强从一个被告口中掏出一份“坦白”。而斯大林成天都在催问侦讯工作的进度。为了加快进度。莫尔恰诺夫征得亚果达的同意，又召开了一次侦讯人员的会议，并邀请中央书记叶若夫出席。　

　　叶若夫在会上发言，强调了未来的审判对全党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号召侦讯人员们对党的敌人应该更强硬、更无情。叶若夫的发言充满了许多口号，如“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以此刺激侦讯人员的自尊心。但是是，使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发言中那一段直接针对他们的新论调。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感到疑虑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无力战胜托～季匪帮。那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不让他再搞侦讯工作。”所有与会者都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拒绝侦讯“托一季匪帮”一案，就将被看作是对“案子”组织者本身的抗议。那样一来，拒绝者马上就会被捕入狱。现在，每一个与会者都已经意识到，谁不能从受审人口中掏出“坦白”，谁就有同情受审人的嫌疑。　

　　果然，会后头一个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内务部特别政工局某处处长尤日内，是个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恶棍，他领导的那个侦讯小组，一下子就使五个被告作了坦白，而且这五个人的供诉都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五个是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不久前才入狱，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他们的罪责只在于他们的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得知头头们是怎样对付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情况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员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原来，在他们审讯的案件中，不允许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去劝说被告，让他们做出供诉。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莫尔恰诺夫说：“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讯！”　

　　“哪怕现在我也可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去”，莫尔恰诺夫继续说道，“召集一百个党员，对他们说，党的纪律要求他们为党的利益起来揭发手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们签字的供诉！谁也没给你们权力以党的名义去对犯人许诺！这种方法嘛，”莫尔恰诺夫教训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须得到叶若夫同志的特许。而你们在进行审讯时，则必须使受审人每时每刻都相信你们确确实实认为他们有罪。你们可以利用他们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们的子女安危的特别法令，干脆说，可以利用你们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迁就被告本人的意见，承认他本人无罪，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供诉，却是决不允许的。”　

　　审判的组织者们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变成了听使唤的“三套车”之后，便着手扩大案件的规模，　

　　首先，被内务部抓来开刀的，是被奥利别尔格按莫尔恰诺夫的指令加以诬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为奥利别尔格当年从德国来莫斯科的时候。曾在明斯克的亲戚家呆过；高尔基市也进行了大逮捕。因为奥利别尔格曾在那里当过教师。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人当中，有我提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林的名字。　

　　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也是奥利别尔格“供”出来的。起初，他在高尔基州内务分局受审，后来，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尔恰诺夫和科什的监视下受审。我曾有幸读到费多托夫的供诉，所以我估计他一定会在被审席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供诉中说他是奥科别尔格的得力帮凶，并蓄意杀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没出庭。也许，审判的组织者们信他不过，害怕他改变在内务部受审时所交待的口供。　

　　费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当然是在莫尔恰诺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这些“同案犯”中，本来还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约费。但莫尔恰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向斯大林汇报费多托夫的供诉时。斯大林突然说：“把约费的名字删掉。我们根本用不着他！”这话使莫尔恰诺夫大感意外，因为在两周前，正是他斯大林亲自下令把约费当作同案犯写进费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员，奥利别尔格在供诉中提到过他们。对他们的审讯，是由克德罗夫进行的。克德罗夫原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员。后编入该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领导的侦讯小组。我们在此说到的克德罗夫是小克德罗夫，大约三十二岁，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以在阿尔罕格尔斯克极其残暴的镇压沙俄旧军官而出名。那次镇压，是在红军刚刚攻克这座城市后进行的。两年后。老克德罗夫被诊断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但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中央就让他退休。为他拨了一笔特别养老金。　

　　老克德罗夫的外貌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个子、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相貌英俊，脸色黝黑，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样灼灼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头象乌鸦翅膀一样的黑发，始终是蓬松散乱的。那双特别生动的眼睛，好象时刻都在燃烧。也许，那是疯狂的火焰。　

　　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