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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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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赞叹的崇敬感。当其他高级工作人员谈到特别难治服的被告时，别尔曼就要傲慢地吐一句：“那算啥！他们全加一块，也当不了我的佐罗赫的小指头！”说着，他还要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别尔曼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刑讯员。多年的内务部工作，并没泯灭他心中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既然已象奴隶一样被套在斯大林的马车上，他就只得顺从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假如他拒绝“审讯”弗里德曼，假如他敢把未来审判的内情泄漏一点出去，那他本人无疑会马上被捕，并被当作一个托派分子处死。
他仍旧按时把弗里德曼从监狱里提出来审讯。但每一次审讯已不象以前那样剑拔舒张，而变成了心平气和的交谈，象是在讨论。过了几个月，别尔曼在向莫尔恰诺夫汇报时说，他认为弗里德曼已完全无可救药，提议将他送回索洛维茨集中营去继续服刑。莫尔恰诺夫否定了这项提议。他声称，对契卡来说不存在什么“不可救药”的人，他要将弗里德曼交给秘密政工局的科甘去处理：“他一定能治服弗里德曼。”接着，他命分别尔曼去与科甘商量让弗里德曼与奥利别尔格对质的事。
别尔曼与莫尔恰诺夫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又给我讲了对质的情况。
对质开始之前，科甘警告双方，严禁他俩彼此交谈，他们只能回答审讯员提出的问题。
科甘给奥利别尔格提的头一个问题是：“您知道弗里德曼是柏林托派组织的成员吗？”奥利别尔格作了肯定的答复。弗里德曼马上反驳道：“卑鄙无耻的谎言。”
科甘在笔录中写道。“这不是事实。”
弗里德曼立即又提出抗议。他要求必须把他的原话准确地记录上去。
科甘作了修改。“这是谎言。”
“不行，还不准确”，弗里德曼说道，“请记下；“卑鄙无耻的谎言！”他接着又宣称，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在笔录上签字。
对质继续进行，科甘又向奥利别尔格提出一个问题：“您知道弗里德曼是盖世太保的特务吗？”奥利别尔格瑟缩在椅子里，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道：“是的，我听说有这回事”
“您这没脑筋的蠢驴！”弗里德曼开口嚷道。“他们逼你撒谎，而您就相信他们的许诺。你这不幸的白痴，再想想吧，趁他们还没把你的脑髓吸干。”
科甘也提高了嗓门，虽不是要压过弗里德曼，至少可以让他住口，免得他影响奥利别尔格。
后来，当奥利别尔格回答审讯员问题；说弗里德曼是托洛茨基和盖世太保派来执行杀害斯大林的任务的刺客时，弗里德曼再也忍不住了。他气得火冒三丈，捏紧拳头，一步步朝奥利别尔格逼去，结果只得用暴力把他拖回自己的位置。这段插曲结束后。科甘才着手拟定最后的记录方案。
他又一次遇到了麻烦；弗里德曼坚持要把自己的话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卑鄙的诬陷”、“无耻的捏造”科甘没法，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弗里德曼纠缠，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得向弗里德曼让步，才能获得一份书证，一份虽然记有弗里德曼做的各种反驳和辟谣，但仍旧是对弗里德曼极为不利的书征。争吵了几小时以后，笔录终于整理完科甘要求弗里德曼签字。弗里德曼犹豫了：签还是不签？科甘见他不愿意，就提醒他说，他已接受了他的绝大部份修正。“问题不在于修正，”弗里德曼嘟哝道。“我不想签字，只是因为我看出您太想要这份记录！”
别尔曼暗中为弗里德曼的做法叫好。当莫尔恰诺夫收到有关对质情况的报告后，马上就叫人把弗里德曼给他带去。这次会面是这样安排的：
先让人给弗里德曼说，他将被带去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莫尔恰诺夫，然后又派人把莫尔恰诺夫那间有许多秘书的接待室布置得更有气派、让受审人明白莫尔恰诺夫所拥有的权力，并要他意识到，莫尔恰诺夫可以决定他的生死。
为了给弗里德曼一个下马威，莫尔恰诺夫脱去了轻柔的丝绸衬衫，穿上了制服。制服上的四颗金星和两枚勋章，表明了他的委员身份。
弗里德曼被带了进去。他脸色惨白，手在发抖。莫尔恰诺夫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问道：
“您为什么要与我为难，干吗要瞎胡闹？”
“他们要我在假口供上签字，要我诬陷自己，又诽谤别人”弗里德曼回答道。声音因愤慨而变得时断时续。
“苏维埃政权不需要任们伪证！”莫尔恰诺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这话您跟别人说吧，我已经听够了！”弗里德曼嚷道。“我已被非法地判了十年集中营监禁，您去问问卢特科夫斯基审讯员吧。他知道是咋回事。”
“听着。弗里德曼，”莫尔恰诺夫的声音里颇有威胁的意味，“在此之前我与您谈话一直是以礼相待，但我要提醒您：如果您还执迷不俗，我就要以另一种态度和您谈话了。我们会把您那顽固的脑袋连同您的五脏六腑统统消灭干净！”
弗里德曼靠近莫尔恰诺夫的办公桌，死死地盯住他。
“别看我的手在发抖就以为我怕您。我的手早从进集中营起就开始发抖了我不怕您。您要把我怎么办，随您的便，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滚陷自己、诬陷别人，不管您多么需要我这样干！”
当然，弗里德曼所感到的压力要比许多人轻一些，因为他的妻子和亲朋好友都在拉脱维亚，而在一九三六年，内务部的魔爪还无法伸到那里。
第七章 伊·斯米尔诺夫和谢·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扬镳
在研究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指控被告的罪名时。我们在审判速记忆录中发现了大量自相矛盾、肆意歪曲和公然捏造的地方。当案情涉及到主要被告时，如涉及到委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伊万·尼基古奇·斯米尔诺夫时，许多无稽之谈简直荒唐到了惊人的程度，使人觉得这些可恶的捏造必曾因其荒谬透顶而不攻自破。但是。如果留意到这些人的被指控的全部罪名直到细枝末节都是捏造的，而且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捏造的，那么，如此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了解了。这些人的“供诉”都经过了斯大林的亲自审查和修改。
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要举例的话，仅仅指出农业集体化运动就绰绰有余了。
莫斯科审判的全部过程，从制造有关阴谋集团的神话到分配审判闹剧中的角色。都带有斯大林的粗暴标记。当事情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混央、斯米尔诺夫和托洛茨基时，斯大林的粗暴由于他对这些人的刺骨仇恨而变得更加疯狂。这时。他忘掉了惯有的谨慎作风。理智和疯狂的界限不复存在，现实和梦幻之间的鸿沟也被抹掉了。
内务部的头头们经常意识到斯大林各项指示中的荒谬之处，但又不敢违拗。其实，斯大林并非时时处处都不采纳谋士们的意见。党内人士都很清楚。在军事方面，他对图啥切夫斯基元帅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工业建设方面，经常采纳皮达科夫的建议。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看重李维诺夫的意见。但在党内玩阴谋诡计和搞政治倾轧方面，斯大林却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专家，根本不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甚至不能忍受别人向他提建议。
据我所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选定了七名被告人，按他的意见，这七个人都应在法庭上被定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领导成员。副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对把伊万·尼基吉奇·斯米尔诺夫塞进这一“联合总部”表示异议、他怀疑这样子是否行得通。
“我担心我们无法对斯米尔诺夫起诉，”阿格拉诺夫说。“因为这几年他都蹲在监狱里。”
“那就请您别担心，”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阿格拉诺夫一眼，说道，“只要不担心，一切就好办。”
其实，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考虑一下阿格拉格失的意见。真的，斯米尔诺夫自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被关进监狱后就再没出来过，一直关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开始。他根本不可能参加什么阴谋活动。
但是，斯米尔诺夫以前曾是第一个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赶下去的人。当时，斯大林十分清楚斯米尔诺夫在党员中的威望，也知道老布尔什维克都很听斯米尔诺夫的话。现在。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就再也不能放开盼了多年的梦想——向斯米尔诺夫复仇，让他尝够受审讯和上法庭的苦头，然后再把他扔进死牢。
斯大林的固执和他那无论如何也要整治斯米尔诺夫的欲望，使维辛斯基在法庭上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因为斯米尔诺夫绝对没有参与阴谋的“现场证据”。为了使斯大林的这一捏造能具有哪怕极小的一点可信性，维辛斯基在起诉发言中声称：
“斯米尔诺夫可以推托说。我什么也没干过．我一直在监牢里。可惜，他这一托辞太天真！的确，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斯米尔诺夫就进了监狱。可是我们知道，他在监牢里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密码，那是斯米尔诺夫在狱中用来同外面的朋友联系的密码。”
然而，维辛斯基却无法向法庭出示这些密码。所谓斯米尔诺夫从狱中向外寄的信。一封也拿不出来。与他有秘密通信联系的人，一个也没传唤到庭。维辛斯基甚至说不出，是监狱中哪一个看守帮助斯米尔诺夫把密信送到外面的。并且，也没有任何一个被告承认自己收到达斯米尔诺夫的信件。
在国外。也未必有人相信这些身在斯大林牢房中的政治犯能够与监外的同志写信。苏联公民都知道这完全不可能。他们还知道，政治犯的家属甚至在亲人被关起来许多年之后也无法打听到亲人究竟被关在哪个监狱，也不知亲人是死是活。
再说。与世隔绝的斯米尔诺夫，又能给监外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或季诺维也夫出一些什么样的主意呢？难道他会告诉他们，“不要朝斯大林的肚皮开枪，要打他的脑袋？”然而无人不知道，真正的阴谋分子是决不自以通信方式来与身陷囹圄受到内务部卫队严密监视的人讨论恐怖行动计划的。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肆无忌惮地命令亚果达把斯米尔诺夫“加工”，一番，说他是阴谋集团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从而把他送上审判台。
就连希特勒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也曾策划过一出审判闹剧来诬陷季米特洛夫纵火烧毁国会大厦，但当他发现提出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之后，也就马上想到了应该停止上演这幕丑剧。可斯大林极其刚愎自用。他的任何一个怪念头都会自然地产生法律效力，并且他对此也早已习以为常。他知道，法庭一定会判处斯米尔诺夫死刑，并立即执行。
在“老近卫军”中，在革命功绩方面能与斯米尔诺夫相提并论者并不多。他出身工人家庭，十七岁就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十月革命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建立了一批又一批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革命后，又成为红军的杰出领导人。
一九O 五年，斯米尔诺夫曾积极投入莫斯科武装起义。他在沙皇的监狱里和流放地度过了许多年，并两次在北极圈里服满刑期。
内战时，他领导西伯利亚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并为红军第五军战胜高尔察克提供了保障。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他致电列宁，提到了内战中这一决定性的胜利。
“高尔察克已成流寇，追歼残敌的战斗进展顺利，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就将攻克巴尔璃尔和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两地。”
战胜高尔察克之后，斯米尔诺夫被任命为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他担任邮电人民委员。列宁去世后，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斯大林的对立派，因此被开除出党。尽管在一九二九年他又被恢复了党籍；但很快就被捕了，并被流放。而从一九三三年新年第一天起，如我们所知，斯大林就下令把斯米尔诺夫关进了监狱。
把斯米尔诺夫送上审判台的准备工作，是交给阿布拉姆·斯卢茨基负责的。此人同时还负责审讯另一个被告——切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早在国内战争中就成斯米尔诺夫的朋友。前面已提过，斯卢茨基是内务部外事局局长。他最典型的特点是懒散，喜欢装腔作势，而在上司面前却毕躬毕敬。斯卢茨基虽然性格软弱，胆小怕声，两面三刀，却不失为一个将就过得去的心理学家，很有点所谓的“相面”的本事。他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很会装模作样，能把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对他有利的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的双眼很会做表情，目光显得格外善良、温和，给人一种极其真诚的印象，甚至可以让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受骗上当。斯卢茨基知道自己的长处，就经常巧妙地利用它们来“加工”受审人。”
在审讯中，内务部工作人员除了采用大量经上方默许的刑讯手段外，还使出了自己的独创“功夫”。有的人干得露骨、粗暴，好象那些在大路上打劫过客的强盗。把刀直接架在受害者的脖子上。 有的人则设下各种圈套、 骗局，花言巧语地夸大“老实交待的好处”。不难设想，阿布拉姆·斯卢茨基就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审讯员。
在对付斯米尔诺夫时，他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粗暴的估机员，而是充当政治局与斯米尔诺夫之间的中间人，并月是一个同情被告的中间人。
斯米尔诺夫知道政治局会指控他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杀害基洛夫并蓄意谋杀斯大林，所以。他把这一指控叫做“斯大林的新把戏”。
“我倒想知道，”他说，“既然众人都知道我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就在坐牢。你们怎么能证明是我组织人马去暗杀基洛夫并准备对斯大林采取恐怖行动的？”
“我们无需证明这一点。”斯卢茨基恬不如耻地回答道。“政治局希望你能主动供认一切。如果你拒绝供认，就根本不会把您送上法庭。”
斯卢茨基向斯米尔诺夫转告，斯大林的许诺：凡想保住性命的人，必须同意在法庭上承认一切罪行，凡是拒绝满足政治局要求的，无需审判，直接由内务部特别委员会判处枪毙。
斯卢茨基没对斯米尔诺夫使用其他审讯员惯用的“强硬”手段。他认为，并且是不无根据地认为，“强硬”手段归根结底是制服不了象斯米尔诺夫这样的人的。他较常用的是逻辑推理，竭力想说服斯米尔诺夫：要得救除接受政治局的条件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抵抗，就只能毁了自己。但是。受审人对他这一套规劝充耳不闻。他板着脸站在斯卢茨基面前，平心静气地看着对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老一套和费尽心机寻找新花招。
确信从斯米尔诺夫口中什么也掏不出来之后，斯卢茨基决定暂时让他安静几天，而将全部精力转过去对付姆拉奇科夫斯基。他认为、从姆拉奇科夫斯基口中得到的坦白。能帮助他征服斯米尔诺夫。
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尔诺夫一样，年轻时当过工人，一九0 五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一七年，成功地领导过乌拉尔工人起义；国内战争时，与高尔察党作过战，是斯米尔诺夫的老部下。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斯米尔诺夫具有超群出众的智力和知识，后来成了杰出的国务活动家，而姆拉奇科夫斯基却显得才气不色。知识不高，对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理解不透。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开始挑选拥护他的人组阁。以便靠这些人把列宁的战友排挤出去。这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很符合斯大林的需要。
的确，他的整个经历都是不平凡的。他甚至就出生在沙皇的监狱里：“当时，他母亲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关在大牢里。他父亲也是个布尔什维克，出身工人。他的祖父，南俄工人联盟的奠基者之一，也属于工人阶级。所以说，谢尔盖·姆拉奇科夫斯基积极投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乃是家庭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可惜的是，斯大林当时没能把梅拉奇科夫斯基拉到自己身边。后者跟着内战时的老朋友，首先是跟着斯米尔诺夫，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
反对派被瓦解后，斯大林又向他表示好意，用高级军职笼络他，但仍没成功。
内战使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他曾多次负伤，留下了脑震荡。上了年纪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暴躁，难以自制。而且。他身上出现了一个怪癖：自辩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非常瞧不起那些在内战时期没带过兵打过战的人。
斯卢茨基了解这一切，决定利用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这种极端的自高自大的心理。他巧妙地煸动受审人的虚荣心，不失时机地向他说些精心杜撰出来的奉承话。
使斯卢茨基吃惊的是。他没花多大力气就说服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后者同意在法庭上提供必要的供诉，并帮助斯卢茨基说服斯米尔诺夫。在同斯卢茨基谈话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多次表示惋惜，后悔自己在一九三二年那时候没听从斯大林的劝告。
“斯大林对我说。“同他们决裂吧，是什么东西把你这光荣的工人挂在了那帮犹太佬身上？”他还保证，要任命我为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可是我却拒绝了”
既然斯大林料到用如此粗浅的反犹言语就能使姆拉奇科夫斯基动摇，那么可以断定，斯大林对他的文化知识水平的评价是不太高的。从另一方面看；姆拉奇科夫斯基由于一直被流放他乡，远离高级军职，更没机会参加军队的阅兵礼，所以，他很可能早已想过多次：假如他当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一切都会是另一个样子。
斯卢茨基整理好审讯笔录（审讯中姆拉奇科夫斯基既诽谤了自己又污蔑了斯米尔诺夫）后，马上就送给了亚果达。他肯定这份文件会及时转给斯大林过目，并肯定斯大林在看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签名时， 一定会注意到下面另一个人的签字：“审讯人——二级国家保安委员阿·斯卢茨基”。
被关在内务部牢房里并感到命在旦夕的姆拉奇科夫斯基，死死地抓住了最后一线希望。求斯大林宽恕并以此保住自己的脑袋。他完全听命于内务部的摆布，并打算帮助侦讯人员摧毁自己那些原反对派战友们的抵抗。
斯卢茨基在确信能得到姆拉奇科夫斯基的帮助之后，就回过头来全力对付斯米尔诺夫。在与斯米尔诺夫对质时。姆首奇科夫斯基企图说服他向政治局“缴械”，并在法庭上作必要的供诉。他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已经同意把供。既然他们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那就是说，没有别的出路了。”
斯米尔诺夫对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言行盛到震惊，他声明自己决不会诽谤自己而效忠于斯大林。姆拉奇科夫斯基只得使出了最后一招。“我提醒您。伊万·尼基吉奇，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就是说，我有义务在法庭上指控你！”斯米尔诺夫对此的回答是；“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
这句话狠狠地刺伤了姆拉奇科夫斯基。他一贯认为自己是内战的英雄，当然忍受不了对他的如此评价，而且这个评价是出自于自己的首长之口。他气急败坏地冲着斯米尔诺夫的面孔嚷道：
“你以为不弄脏自己的衬衫就能跳出这肮脏的勾当吗？”
斯米尔诺夫与姆拉奇科夫斯基在斯卢茨基的审讯室里见面的时候还是老朋友，”而当他俩被带回各自的牢房时，却已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斯卢茨基极力要利用这个机会，马上就炮制了一份对质记录，其内容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其中，对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话做了这样的改动：他姆拉奇科夫斯基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在会上，斯米尔诺夫提议联合季诺维也夫分子成立一个旨在策划恐怖活动的组织。在这个前提下。又用了姆拉奇科夫斯基的那句话：斯米尔诺夫不可能从“这肮脏的勾当”中跳出来，因为他怕弄脏了衬衫。说实话，仅为这一句含义丰富的话，斯卢茨基就会迫不及待地弄出一份对质记录。
亚果达对记录十分满意。他知道，斯大林在读到姆拉奇科夫斯基与斯米尔诺夫的争吵之后，也会赞赏不绝，亚果达决定使这句话再多一点“份量”。在打印记录时，他吩咐给这句惹祸的话添上“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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