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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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政治的腐朽、变态人物灵魂的丑恶。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活动在山寨、天宫或战场上，而是在家庭、在闺房、在筵宴、在店铺、在码头、在妓院。作者以清醒的目光，洞察市井生活，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直面惨淡的人生，加以如实的毫无讳饰的描绘。《金瓶梅》大约与李贽《童心说》，同在嘉靖、隆庆间产生，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童心说》主张去假存真，反对粉饰，反对虚假，反对“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总体形象、主导倾向与李贽的主张相同，都意味着对丧失了必然性、合理性的腐朽封建制度的亵渎和冲击，曲折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市民阶层的心理情绪，是在反理学、反复古、重视民间文艺这一进步思潮下的产儿。对《金瓶梅》揭露现实、直斥时事的特点，评论家们是察觉到了的。但在他们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正面肯定这一内容特点。他们认为内容上“无关名理”（谢肇淛《金瓶梅跋》），“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无所有”（和素《金瓶梅序》）。“此书诲淫”（袁小修《游居柿录》），“不及水浒传”（谢肇淛《金瓶梅跋》），因为《水浒》可以冠“忠义”，而《金瓶梅》是亵渎和暴露。另一方面，他们又称赞作者为“慧人”，作品为“新奇”（袁小修《游居柿录》），积极搜求抄本，不惜重资购买，热心刊刻、评点，说明他们思想进步，眼光锐利。在长篇小说空前繁荣的明代后期，小说已被提高到与“六经”、“语孟”、《孝经》同等地位的条件下，批评者虽然注意到书中有淫秽描写，内容上揭露现实，但并未随意否定或干脆置之不理。他们借用和发挥传统的诗教说，一致肯定《金瓶梅》的惩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主张乐而淫、哀而伤，对正宗诗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时有说这部百回小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袁宏道认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薛冈说此书“颇得劝惩之法”（《天爵堂笔余》）。东吴弄珠客云“盖为世戒，非为世劝”（《金瓶梅序》）。和素说“一百回为一百戒”（《金瓶梅序》）。张竹坡通过评点，想“洗淫乱，存孝悌”（《第一奇书》评语）。他们在艺术上赞赏的同时，从作用上这样肯定，帮助了这部巨著的刊印与流行。对《金瓶梅》地位、特点深入一步的研究，是从冯梦龙开始，到张竹坡、和素达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作比较分析，先提出奇书这一概念，而后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书》之称，实际上肯定《金瓶梅》是长篇小说的极峰（在《红楼梦》之前）。题署张无咎述（可能是冯梦龙假托），得月楼刻本《（绣像）平妖全传》叙云：“小说家以真为正，以幻为奇。然语有之：画鬼易，画人难。”认为《西游》幻极，不逮《水浒》。《三国》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艺不能幻，而是势不得幻。指出《西游》、《三国》写神魔写历史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上的局限。他看来，只有《金瓶梅》之类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长。他把《金瓶梅》与《水浒》并举，认为“《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可谓奇书”。《金瓶梅》不同于《西游》的幻极，又不同于《三国》的不足幻。奇，不是指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指通过艺术幻造艺术想象而创造出的虚实统一的艺术真实。《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大大促进了小说艺术思想的发展。李渔、张竹坡进一步总结《金瓶梅》等现实主义作品的艺术经验，提出创作要以作家阅历为基础，“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又不要求事事亲身经历。李渔明确阐述了艺术幻造在小说戏曲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他说：“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传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闲情偶寄·声容部》）李渔、张竹坡都阐述了幻而能真、幻中有真，真与幻、虚与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现实主义小说戏曲艺术观念，打破了视小说为正史之余、国史之辅、“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把小说视为历史附庸的旧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李渔赞同冯梦龙的“宇内四大奇书”之说（见清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差不多与李渔同时，宋起凤推崇《金瓶梅》为“晚代第一种文字”（《稗说》）。之后，张竹坡评点时，直接称名为《第一奇书》。和素则称之为四奇中的佼佼者（《金瓶梅序》）。他们一致给《金瓶梅》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以最高的历史地位，说明在长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就基础上，文人学士们对小说艺术认识的加深，对《金瓶梅》成就的深刻理解。张竹坡具体感受到作者对黑暗现实作真实描写时表露的愤恨之情，认为作者有愤懑、有感慨，所以他有时又说《金瓶梅》是暴露世情之恶的泄愤之作。张潮在《幽梦影》中，从《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等人物乐极悲生，宋惠莲等人物的悲剧命运角度，又称《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称《水浒》为怒书，《西游》是悟书）。把《金瓶梅》视为“淫书”，主张禁毁的论调，在明末清初文坛上不占主流。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2）

　　另辟幽蹊，追魂取魄《金瓶梅》题材新颖，内容广泛真实，尤其是它依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描写日常市井生活，以刻画人物性格为主，着力为“众脚色摹神”，“各各皆到”，“特特相犯，各不相同”，把握“此一人的情理”（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写出“这一个”，在明代长篇中，异军突起，别开生面。明末清初文人学士对此无不赞不绝口。谢肇淛《金瓶梅跋》云：“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阎�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乙饪煨摹Ｆ┲�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得月楼刊本《平妖传》叙，则把《金瓶梅》与其他三奇书比较后概言之“另辟幽蹊”，集中指明此书开创创作新路的特点。谢跋是抄本流传阶段《金瓶梅》批评文字的代表。这篇跋大约写于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谢是从袁中郎、丘诸城借阅的抄本（从袁得十之三，从丘得十之五。袁中郎的不全抄本，抄自董其昌藏本。1607年，宏道曾向谢肇淛写信索还抄本）。屠本畯从王宇泰、王百谷那里也见到抄本二帙（见《觞政》跋语）。自1596年，袁宏道《与董思白》记载抄本之后，已知王世贞、徐文贞、王宇泰、王百谷、文吉士、丘诸城都藏有抄本。汤显祖、屠本畯、李日华、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薛冈、冯梦龙、马仲良都见过抄本。1596年后这十几年，抄本盛传，说明《金瓶梅》问世之初，就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与重视，它的题材、它的人物、它的创作方法，确实使明末作家耳目一新。清康熙年间，以宋起凤、张竹坡、和素为代表，进一步评论了《金瓶梅》的创新成就。宋起凤说：“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吓诺矗�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稗说》）张竹坡称赞作者是“才富一石”的伟大作家。他为“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第一奇书》评语），总结了《金瓶梅》的写实成就。他分析了作者从现实日常生活出发，在“危机相依”与“抗衡”的各种关系中，为众脚色摹神，着力刻画人物性格丰富复杂、发展变化，塑造出前所未有的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典型形象。他认为作者有一种“摹神肖影，追魂取魄”（《第一奇书》评语）也即刻画性格、以形写神的高超艺术表现力。张竹坡在总结《金瓶梅》艺术经验基础上，丰富了金圣叹提出的典型性格论，为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塑造出更新更复杂的典型性格提供了理论条件。满族文人和素，继承了谢肇淛、冯梦龙、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评述《金瓶梅》写平常的人物，如市井之夫妻、商贾、妓女、优人、和尚、道士、尼姑、命相士等，每回写的都是丑恶之事，没有一件“于修身齐家有益社稷之事”。但包罗万象，叙述详尽，栩栩如生，为四大奇书中的佼佼者。他抓住了此书写世俗社会中普通人物、写丑恶生活这一显著特点。通过满文本序，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基本评价传播到满族文人、臣僚以至宫廷中去，进一步确定了第一奇书的地位，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和汉满文化交融，在小说批评史上做出了特殊贡献。
　　作者的患难穷愁作者问题，三四百年来，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一个焦点。
　　问题与成书是二而一的问题。徐朔方先生列举内证，确定《金瓶梅》成书年代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李开先《宝剑记》脱稿）至1573年（万历元年）之间。写定者的籍贯在今山东省中部及苏北北部，其家乡距离清河、临清不很远，并应是李开先的崇信者。明末清初的《金瓶梅》评论者是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这时期，与研究作者有关的文献，有屠本畯写的《觞政》跋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袁中道《游居柿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宋起凤《稗说》、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和素《金瓶梅序》等七八种。这七八种重要文献，以屠本畯、欣欣子、谢肇淛三家为早。屠、谢的两则约在1607年与1616年。三家有两家提到作者年代为嘉靖（屠、谢。谢云“永陵金吾”即嘉靖之金吾卫），有两家提到作者“沉冤”（屠本畯）、“不幸”（欣欣子）。三家中有两家提到王世贞：屠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云“唯弇洲家藏者最为完好。”都说得非常肯定确实。据此看，世贞与初抄本或稿本有密切关系。这一看法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根据徐朔方先生确定的成书年代，作者应生活在嘉靖、隆庆年间，与王世贞同时。世贞卒于1590年，到屠、谢记载王世贞家藏抄本时，只有十多年。1607年，屠本畯约六十岁，谢肇淛四十岁，他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王世贞的文学活动的。他们记载了作者的遭际与不幸，心目中似乎有作者的姓名，也许有意避讳而不指明。他们熟悉书中描写的生活和作者的情绪。他们是作者的同时期文人，与作者约为两代人辈份。所以，在考证作者情况时，屠、谢两则材料极为重要。袁中道、沈德符与王世贞、与作者则为隔一代的人，所以袁云作者是“绍兴老儒”，说明是“旧时”；沈云“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说明是“传闻”。这后两位的记载，相对来说，不如屠、谢的重要。在清初，《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有三说：一、宋起凤《稗说》卷三提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他说：“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金陵与薛冈相交。薛冈《天爵堂笔余》记载薛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从文吉士那里见到不全的《金瓶梅》抄本。约天启间，包岩叟赠寄薛冈一部刻本《金瓶梅》。宋起凤与薛冈可能共同研究过作者问题，他在《稗说》中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值得重视。宋起凤《稗说》自序在康熙十二年（1673），比谢颐《第一奇书序》早二十多年。二、张竹坡较重视对作者阅历的研究，不主张去猜测作者的真姓名。他认为作者经历了患难穷愁，入世深，作者有深沉的感慨，张竹坡《第一奇书》评语有四五处提到与作者有关的问题：1。《竹坡闲话》、《寓意说》、《苦孝说》诸篇评论贯串了孝子作书的观点，但又未指出作者为谁，也没有暗示作者为王世贞的意思。他的“苦孝说”用意在于“洗淫乱，存孝悌”，类似金圣叹“削忠义，仍水浒”，是想给《金瓶梅》披上合法外衣。2。《第一奇书》读法三十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直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既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止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主张不必探究作者姓名。竹坡这一论点，与谢颐《第一奇书序》不同。谢序云：“传为凤洲门人之作”，“或云即凤洲手”，此说与宋起凤相一致。3。第二十九回旁批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4。第十七回回评云：“夫作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又）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5。读法五十九条说：“《金瓶梅》作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竹坡重视从作品形象实际出发，探究作者的阅历与愤怨，在没有掌握可靠的材料时，而不任意推测作者姓名与书中人物影射某人。竹坡真正把小说作为艺术来研究，反对把作品内容人物当生活事实看，这在小说评论中，也是一个进步。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哀书（3）

　　三·和素在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作者卢柟说。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柟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和素思考过作者问题，并掌握卢柟说这一信息。这一信息据传闻，还是据文献，值得探讨。是清初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与王世贞说、王世贞门人说同时流传。《金瓶梅》全书贯串着文人名士的情调，反映了明末文人以儒为主的三教思想，具有文人作者精心构思的美学结构，处处表现出文人观察、感受生活的眼光，而又袭用话本的套子，保留着民间文学质朴的语言风格。这正是文人创作与民间文学相结合的产儿。在明末，文人重视民间性情之声的民歌、词曲等，是一代风气。我国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俗到雅、从传奇到写实的发展过程。《金瓶梅》雅俗兼备，正是长篇小说从《水浒》之俗发展到《红楼梦》之雅的中间桥梁。总括二百年的《金瓶梅》评论，集中为一句话：《金瓶梅》新奇，是一部奇书。清初批评家认为“新”是天下事物之美称，新奇才能美。所谓奇，奇在以家庭为中心，写一家又及天下国家；奇在以日常市井生活、普通人物为对象，描写得如在目前，不觉得是操笔伸纸作出来的；奇在以写人物性格的复杂为重点，塑造出的典型性格，不是单一的、静止的、理念的；而是多重的、栩栩如生的；奇在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入世极深，愤怨极深，而又不局限于个人的阅历与怨愁。《金瓶梅》的这些艺术经验及评论家们对它的总结，在小说史、小说批评史上是划时代的。在曹雪芹之前，明清评论家，在实际上已承认《金瓶梅》作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革新家。


　　第八讲　︽金瓶梅︾续书三种

　　《玉娇丽》之谜（1）

　　因为《金瓶梅》流传广，影响大，被称为“后金瓶梅”的《玉娇丽》也特别为人们注目。《玉娇丽》这部可与《金瓶梅》相比肩的长篇世情书，今已佚。只有关于这部小说流传的记载。《玉娇丽》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作者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其艺术成就如何？现在还能不能发现这部小说？是一些难解之谜。关于《玉娇丽》流传的记载，是探寻其踪迹的依据。谢肇淛写《金瓶梅跋》，大约在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他看到的《金瓶梅》是“为卷二十”的不全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谢肇淛称赞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他在跋文最后提到《玉娇丽》：“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乘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从谢肇淛的这一记载可以明确：1。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仿作《玉娇丽》已产生，也应该是抄写流传。2。谢肇淛的记载语气非常明确，他见到了《玉娇丽》全本内容，对此书评价不高，其艺术成就赶不上《金瓶梅》3。“仿此者（指《金瓶梅》）有《玉娇丽》”，谢肇淛不认为《玉娇丽》作者就是《金瓶梅》作者，《玉娇丽》是学步《金瓶梅》的摹仿之作。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雍┠凶樱�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题张无咎作《平妖传》序两种。一为《天许斋批点北宋三遂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薄，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后署泰昌元年长至前一日陇西张誉无咎父题。另一本为得月楼刻本《平妖传序》云：“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中雅奏。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后署楚黄张无咎述。袁中郎说《金瓶梅》、《玉娇丽》都出嘉靖大名士手，袁中郎并未见到《玉娇丽》，其说显系传闻，不可靠。沈德符读了《玉娇丽》首卷，指出暗寓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这一点极其重要，已引起学者的重视。苏兴先生在《〈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中，据此推论《玉娇丽》作者可能是李开先。张无咎把《玉娇丽》、《金瓶梅》并列论述，把《玉娇丽》看得与《金瓶梅》同样重要。有学者论证张无咎是冯梦龙的化名。冯梦龙对《玉娇丽》的评价，更值得引起重视。他是“四大奇书”之说的首创者。清康熙时，宋起凤《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条云：“闻弇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阮葵生《茶余客话》：“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当即世所传之《后金瓶梅》。”清人宋起凤、阮葵生记载均系传闻。阮甚至把《玉娇李》当世所传之《后金瓶梅》，系指丁耀亢之《续金瓶梅》。《玉娇丽》可称之为“后金瓶梅”，但决不就是丁耀亢作《续金瓶梅》，丁作在顺治末年。《玉娇丽》产生在《金瓶梅》传抄时的隆、万年间，且在明末已散佚，清代没有人记载阅读过。把《玉娇丽（李）》误认为就是丁耀亢作《续金瓶梅》的传闻，一直影响到现代。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要览》著录：“绘图玉娇李，1927。1。东京支那文献刊行会刊，译文51章，原文12回。”据此，很容易使人认为《玉娇丽》流传到日本，在日本有刊本。在苏兴先生撰写《〈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时，笔者把这一情况提供给苏先生，苏先生即飞函日本学者日下翠女士，请帮助查阅。日下翠把五十多年前的旧版书《绘图玉娇李》从横滨的篠原书店购来寄给苏先生。苏先生接到此书后，当即拿给我看。结果，《绘图玉娇李》，竟是《续金瓶梅》的改写本《隔帘花影》的日本译本，署米田太郎译。米田氏序言说：称做《玉娇李》的，一般即指《隔帘花影》。日本学者受阮葵生等的传说影响，竟把《隔帘花影》当做《玉娇李》而加以译介。
　　苏兴先生的探求真理、核实材料的求实作风，帮助弄清了这一误解，解开了《玉娇李》尚存世之惑。苏兴先生写出《〈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前两部分，即给我拜读，使我得以先睹为快。对苏先生广征博引、求实治学的精神，甚为钦佩。苏先生意图打开探求《金瓶梅》作者的一条新路：从《玉娇丽》研究入手，如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