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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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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厚非，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程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良好，避免了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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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达到胡思乱想的程度，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
，公社则可以看作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源远流长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他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的毛泽东《学生之工作》一文，反映了这种“思想初恋”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
１９１８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的问题。
《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看来是更多地受了康有为的《大同书》的影响。
《大同书》里对理想社会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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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得十分具体：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老则入养老院等等。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对所设想的“新村”的描述，是很接近康有为的想法的：“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这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人民公社思想的胚芽。这篇文章中关于“工作之事项”的规定：“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岂不也很像他后来概括的“农林牧副渔”么。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毛泽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无一字评论，其中哪些是应该实现的，哪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一概未加评论。这里只是为康有为惋惜：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时代，毛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他执掌国柄，康有为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可以付诸实施了。当年筹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
由此也多少可以看出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有多么驳杂了。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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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还为《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
（免费住宅）
，“置义米肉”
（吃饭不要钱）
，“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
，“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作法也是欣赏的。看来，除了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近世欧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思想都给了晚年毛泽东或多或少的影响。
回顾这一页历史，真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打败了强大的内外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胜利以后，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华民族雄心壮志的领袖，由于急于求成，欲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局面，要超英赶美，同苏联并驾齐驱，于是终于陷入了自己从来对之深恶痛绝的主观主义；竟然无视中国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无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无视内外主客观实际情况，于是战争年代的谦虚谨慎一去不复返了。以为凭借战争时期的经验、党和个人的威信、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于是晚年的毛泽东最终陷自己于带空想色彩的理想社会主义中而不能自拔。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实际表明也是一场为维护其理想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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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至今３０周年了。
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１９８０年秋，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关于庐山会议，我曾做过一个较长的发言（《简报》刊出约两万余字）
，最后有这样六点简要总结：１。
初期开神仙会，是迫于形势，准备继续纠一下“左”
，只认识到是局部问题。认为农村已调整得差不多（还要大保食堂）
，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形势就可以很快好起来，丝毫没有认输。
２。
对问题认识的深度虽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是多数。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发了言，对纠“左”都表了态。问题从何发生的呢？就在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当时“挂帅”
的柯庆施、李井泉及康生等）
并不服输，还是要鼓足干劲，“气可鼓不可泄”
（落实指标即泄了气）
；他们又犯阿Ｑ之病，一触即跳，简直批评不得。
３。
彭德怀是刚直的人，讲话直率，“有张飞之勇，无张飞之细”
，有些话听
此文为《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的结束语。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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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教训１２
者有心，加之又有历史旧帐（没有解开的一些“历史疙瘩”）
，于是被这些人夸大其词，上纲上线，说彭的信是“反对总路线”
，“反对毛主席”
，“搞分裂”
，组织“章罗联盟”。终于“昨日功臣，今朝祸首”。
４。
中途调“援兵”林彪上山，最后接管军权。林彪提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为批判彭德怀定了调子。
５。
有一批风派人物，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不过这是次要因素。
６。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一套“左”的错误的东西。
“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无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之下，七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
，自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以上这些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只是接触到一些问题，未及深思。
不久前，将自己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和有关史料，全部整理出来。对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的认识，比过去进了一步。回头看这段史实及其教训，似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公社什么都要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的公社生活，是实现两个过渡（由集体到全民、按劳到按需）的最好形式，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曾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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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争年代政治挂帅、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
，“拔白旗，插红旗”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等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
，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
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踵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这半年中，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的主题就是纠“左”
，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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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教训３２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
“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
，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
：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
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二）当时纠“左”
，神仙会阶段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
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著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
、“人民公社”
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不必大惊小怪，是不可避免的，是前进中的困难，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
，工业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忡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超前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
，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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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
，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
，当然不能容忍。
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由此，在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
运动中提出的，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就直接引申到了党内。毛泽东把彭德怀等为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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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教训５２
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而提出的正确意见，视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
，而且尖锐到这种程度：他们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要按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党内，同他对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判断错误有密切关系。
１９５６年９月党的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形势，对我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本来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八大报告指出：在我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正在消灭的过程中，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今后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毛泽东所同意的八大通过的正确路线，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坚持。第二年，人为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强化了“阶级斗争”理论。在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重提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错误观点；更为严重的是，开始将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国内还有地主阶级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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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庐山会议的教训
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他们的反动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虽然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受到了清算，但他们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通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刻在制造舆论，准备复辟；他们必然要在党内寻找其代理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在运动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斗争，把社会上的种种对党不满同党内不同意见联系起来（当时在十几个省的省级干部中，揪出了“反党集团”和“右派集团”）。一些对运动有疑虑或发表了某种不同意见的讲真话的同志，当时就被认为是打白旗、促退派、观潮派。从而使“阶级斗争”理论，在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党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错误批判和处分了大批干部，许多对“大跃进”
、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提出过不同意见，讲了真话的同志，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戴帽子的共达三百几十万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超过右派分子。尤为严重的是，经过庐山的斗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接受了“阶级斗争”实践，导致了这一错误理论不断发展，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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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的教训７２
（四）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起来。庐山会议由前期纠“左”
，转为后期反右，转折点是７月２３日，毛泽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和斗争。
自此时起，没有人能再讲“大跃进”
、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了，“问题不少”
的中心议题被搁置一边。
原来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信中观点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转变态度，有的还违心地进行了揭发批判。
整个会议于是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人算历史旧帐，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
本来，党内发生原则意见分歧时，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大家能畅所欲言，一切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人的意见能得到尊重，即对党的最高领导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健全时，是非自易辩明，错误就可以避免。但经过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时，党内民主生活已很不正常，所谓民主集中制，剩下的只是集中，集中于一个人的意志。庐山会议的形势，说到底，就是对毛泽东批评不得，尤其是有过“旧怨”的人批评不得。那时就已经感到“全党共诛之”的气势了。
刘少奇在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一节，有这样一段关于发扬党的民主生活的话：“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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