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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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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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经悲观地预测，地球上宝贵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等不能再生的能源，有可能在几十年到一二百年内被人类耗费殆尽。这种预测的准确性尚待考究，但能源逐年衰竭的现实是人所共知的。有没有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有！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解决能源危机的途径之一。
　　周恩来在运筹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时，自一开始就指出：“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当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先后试验成功之后，发展核动力成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一方面，核潜艇的研制进程加快了。另一方面，周恩来提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以外，还要搞核电站。
　　核动力装置是研制核潜艇的关键项目。我国在核动力装置上艇之前，建造了陆上模拟潜艇核动力装置反应堆（简称陆上模式堆）。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周恩来派专机接有关人员进京汇报。7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讨论了模式堆启动提升功率问题。会上，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安全。他要求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研究，指示二机部要吸收本部门以外的一些专家来“挑毛病”。会议决定清华大学、二机部二院专家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会后立即去现场，与那里的领导同志一起跟班工作，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启动运行试验期间，周恩来还作了两次电话指示，要求参试人员不要急，要仔细做工作，要加强检查，全力以赴，一丝不苟。朱光亚：《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前后》，《不尽的思念》第310页。参试人员在15昼夜艰苦、紧张的试验中，对反应堆各系统进行了调试，并对堆物理、热工、水力、化学、屏蔽、剂量、应力、振动、噪音等131个项目进行了测试，取得了全部数据，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周恩来先后三次提出我国要搞核电站。1970年2月8日，他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指出，从长远看，要解决上海和华东用电问题，要靠核电。这就是著名的“728”指示，秦山核电站工程也因此以“728”为代号。1970年7月，在审议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1970年12月15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底层小会议室听取了上海“728”工程汇报。当时北京清华大学也有发展核动力的初步设想方案。周恩来请国防科委、二机部、清华大学和上海的有关专家参加花两天时间论证一下。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二机部的专家准备了关于国外核电站发展情况的资料，包括有多少类型、功率多大、特点如何、发展前景等，并在会上作了汇报。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他解释道：第一是安全，无论多好，出事故、伤人不行，安全第一。第二是适用，要有发展前途，不能将来搞起来不能用。第三是经济，如果为了安全，开始为了试验，费用多些是可以的。
　　1971年9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听取“728”工程的汇报。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氛围中，核电建设空想一步登天，因此提出搞熔盐堆核电站。熔盐堆是一种液体燃料堆型，以燃化的氟盐混合物为燃料，石墨为慢化剂，理论证明它生产过程中能实现燃料增殖，节省昂贵的燃料元件的制造经费。然而这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在实践中还无法应用。当汇报人谈到熔盐堆的种种优点时，周恩来以极其冷静的头脑和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不要想得太美了。要实事求是。”“搞科研是相当复杂的事，不管别人怎么催，没有把握不要轻易上。”会后，经过专家们两年的调查论证，核电站的堆型改为适用、可靠、安全的压水堆，功率也由2。5万千瓦改为30万千瓦。葛洪升：《浙江电力建设的奠基人》，《周恩来与浙江》第18、　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审查代号为“728工程”的核电站建设方案。那时周恩来已重病在身，他跟叶剑英元帅一起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周恩来要求核电站建设绝对安全可靠。他指示：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指派专人抓这件事；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从体制上整顿被林彪一伙搞乱了的尖端科研队伍。他一再叮嘱：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渣的处理必须长远考虑，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要想到21、　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1983年6月1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建设在秦山拉开帷幕；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实现了周恩来发展核电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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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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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中央专委自成立到1974年4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60多次会议，对原子弹、氢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的发展，确定了许多重大方针、原则和政策措施。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在时间短、困难大的条件下取得成功，中央专委的统一领导和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有人说：“自从1962年，刘少奇同志提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核武器试验，至他去世，据不完全统计，总理主持或参加了大大小小约500次有关会议。500次！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次都留下一个故事！第一流的故事。”
　　60多次与500次，二者并无矛盾之处。60多次，是指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会；500次是指周恩来主持或参加的与中央专委会工作有关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两个数字反映了同一个事实：周恩来为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付出了巨量劳动，花费了大量心血。
　　“一月八，眼泪难擦”。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中国的科学家们，邓稼先、王淦昌、姜圣阶、钱学森这些“两弹一星”的大师们，无不从心里千百次地呼喊着“周总理”！
　　那一天，邓稼先为奔赴现场进行又一次核试验正坐在西行的列车上。当他从车厢播音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讣告，一下子痛哭失声。他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邓稼先想到了初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在一次核试验前，他去向周总理汇报，有点紧张，说起话来有点哆嗦。周总理笑了，和蔼地说：“稼先同志，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你这么一哆嗦，就把我们的血压给哆嗦上去了。”听了这话，邓稼先马上就放松下来，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轻快了。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每次到周总理那里去汇报，夜深了，总理总是让人端碗东西出来，或者是一碗面条，或者是一盘包子。有一次是一盘小笼包子。邓稼先一口一个，很快就把自己面前的那盘吃光了。周总理见了，赶忙把他面前的那盘推过来请邓稼先吃。每次汇报中，周总理给邓稼先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风格。许多按常情周总理不熟悉的问题他也很在行。对这个发现邓稼先曾仔细想过，邓认为是处事认真和谨慎从事使得周总理的知识面特别宽。周总理无形中在这方面对邓稼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葛康同、邓仲先、邓槜先、许鹿希著：《两弹元勋邓稼先》第112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邓稼先想到了1971年夏天与他阔别了22年的老朋友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访问，周总理召他回北京见客。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之前曾问邓稼先：“是不是美国人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你先上飞机，我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邓稼先向上级汇报，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地告诉杨振宁，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听后非常激动，当即按周总理的指示写了封短信给杨振宁。杨振宁接到这封信时正坐在上海市革委会举办的欢迎宴会的主宾席上。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这位世界超一流的物理学家最清楚，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条件下，取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真是太难了。他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元勋邓稼先感到骄傲而流泪！他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感到自豪而流泪！
　　邓稼先想到了最后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情景。周总理穿着一条松紧带的睡裤，好像不能系裤带，脸色也不好。邓稼先心里非常难过，他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邓稼先最清楚，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我国的核事业注入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每一次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那一天，王淦昌——这位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的著名科学家，同往常一样很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他伏在案头给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写信。突然，广播里传来了哀乐。他放下钢笔，再也举不起手来这时有一位同志走进来，看到王淦昌跌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总理去世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天总理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当时只回答了两个，还有一个本想以后再告诉他，可是，他却去世了，怎么办？”邵一海：《在核科学技术高地上——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核科学家的足迹》第11页。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版。
　　那一天，姜圣阶听到周总理逝世这一悲痛的消息，他沉默了很久很久。姜圣阶最难忘的是1969年7月，林彪以战备为借口，不顾强烈放射性的危害和中断生产的严重后果，擅自决定搬迁酒泉、包头的核燃料工厂。在一次会议上，姜圣阶不怕泰山压顶，用充分的事实和准确的科学论据，代表相当一部分人阐述了不能搬迁的理由。而林彪党羽竟恼羞成怒，蛮横地说：“就是用炸药炸，也得搬！”危难关头，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支持了姜圣阶等科学家的意见，作出了这两个工厂不能搬，核燃料要继续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的决定，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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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淌泪，心中滴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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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钱学森心绪不宁，无法做别的事，周总理的形象一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是周总理通过外交努力，使钱学森这位被美国人看成“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
　　是周总理启发钱学森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的初步设想。
　　是周总理任命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后来为打破同苏联谈判的障碍，周总理又提议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文革”期间，是周总理对钱学森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下午1时至4时45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七机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军管会保证了钱学森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杨国宇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杨国宇把名单呈报上去，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周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这种做法。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瞭望》1983年第4期。
　　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主攻“两弹一星”难关险阻的科学家，人人都有一部与周总理在一起的动人而难忘的故事。他们对周总理的那份特殊的情感难以尽述。他们所以千百次地从心里呼喊：“周总理”，不仅仅因为周总理珍爱科学家超过珍爱他自己；更重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呕心沥血致力于“两弹一星”的事业，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对实现国家的富强产生着无法估量的重大影响。聂荣臻说：“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聂荣臻回忆录》（下），第822页。钱学森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钱学森：《周总理让我搞导弹》，《不尽的思念》第292页。〖〗〖〗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振兴科技的探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代中国累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宰割，除了社会制度腐败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技术落后，器不如人、技不如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路提供了政治保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怎样摆脱落后和贫困，怎样实现国家富强？这是周恩来担任总理、管理国家、主持政务经常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周恩来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国家富强最关键、最根本的途径。
　　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就不能提高各个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不能增强我们全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周恩来的结论是：“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　181页。
　　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由实现国家工业化转变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的现代化之后，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页。




*振兴科技的探索


　　既然科学技术是关系到国家富强各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那么怎样振兴科技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是新中国科技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对在中国的国情下怎样振兴科技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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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规划、确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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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周恩来既是一位实干家，也是一位战略家。他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并阐明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而且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也高度重视制定规划，确立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
　　1956年1月，周恩来指出我国科技界存在着的问题之一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他认为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这种办法是要不得的，只能妨害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有计划的发展。这种办法“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同上书，第182—183页。周恩来要求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出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他提出制定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4页。半个月后，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阐述以上看法。1956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规划的汇报并及时作出指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具体负责下，经过全国几百名优秀科学家的努力工作，终于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57项，研究课题600多个。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指出：12年科学技术规划“是提高科学研究工作，保证我国许多重要的科学和技术方面在今后十二年内能够接近世界上先进水平的极重要的措施”，应组织全国科学研究的力量，有步骤地实现规划提出的任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18页。
　　但是，对于科学规划，有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科学事业不可能作全国性的长期的规划，只能由科学家自发地分散地进行。对此，周恩来阐述了制定规划、确立目标的必要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我们邀集了几百个科学家，集中他们的智慧，制订出我国科学发展的初步蓝图，使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大体的轮廓和途径，这是十分必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展生产，同自然界做斗争。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和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就不可能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当然，周恩来不是把规划看成一成不变的，而是认为，“这个规划，以后必须根据各种新的情况，不断地加以补充和修正，甚至可能有很大的改变”。此外，也要注意科学家的个性，“在国家规划之外，无疑也应该允许科学家从事他们自己所专长的某些研究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科学家的潜力”。《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61—362页。这样，周恩来在强调科学规划必要性的同时，又阐明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12年科学技术规划，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措施具体，组织落实，提前5年于1962年基本上完成了。执行的结果是，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1962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出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部署了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试验工作，安排了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确定了农业、工业等各个方面最新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和应用。这一规划实行不到5年，受到了“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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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基础、突破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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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基础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大国。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决不能全面铺开，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