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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桃花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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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七节 被共产党误杀的评论家王实味
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一个党也会这样。正因为一个党会犯错误才能总结教训，才能不让悲剧重演，这也是笔者写这一节的目的。我们固然要歌颂我们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但我们也要正视曾经的错误，只有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正确的话在错误的时候说出来也许就是一种罪过，王实味就是这样的一位评论家。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后来，毛泽东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山西省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押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直到1990年12月中共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其子已经五十五岁，听到消息后泪流满面。王实味的生存状况让我们想起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八节 在理想界中发现美的朱光潜
朱光潜自称是一位“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并且是一位“现代儒生”，他的人生信念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说：“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人己最不容易调协，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不错，现世只是一个利害网，所以人现实中可能会遭遇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人不应该在困境中消沉，而应该超越现实，在理想界中发现美。朱光潜说：
人类的意志可从两方面发展，一是现实界，一是理想界。不过现实界有时受我们意志的支配，有时不受我们意志的支配。譬如我们想造一所房屋，这是一种意志。要达到这个意志，必费许多力气去征服现实，要开荒辟地，要造砖瓦，要架梁柱，要赚钱去请泥水匠。这些都是人力可以办到的，都是可以用意志支配的。但是现实界凡物皆向他心下坠一条定律，就不可以用意志征服。所以意识在现实界活动，处处遇障碍，处处受限制，不能圆满地达到目的，实际上我们的意志十之八九都要受现实限制，不能自由发展。譬如谁不想有美满的家庭了谁不想往极乐园了然而在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因此我们的意志就不能不和现实发生冲突。
一般人遇到意志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半让现实征服了意志，走到悲观烦闷的路上去，以为件件事都不如意，人生还有什么意味了所以堕落，自杀，逃空门种种消极的解决法就乘虚而入了，不过这种消极的人生观不是解决意志和现实冲突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人类生来不是是懦弱者，而这种消极的人生观甘心让现实把意志征服了，是一种极导弹的表示。
然则此外还有较好的解决法么？有的，那就是我所谓超现实。我们处世有两种态度，人力所能做到的时候，我们竭力征服现实。人力莫可无奈的时候，我们就要暂时超脱现实，储蓄精力以待将来再向他方面征服现实。超脱到哪里去呢了？超脱到理想界去。现实界处处有障碍有限制，理想界是天空任鸟飞，极空阔极自由的。现实界不可以造空中楼阁，理想界是可以造空中楼阁的。现实界没有尽善尽美，理想界是有尽善尽美的。
所以朱光潜认为文学美术等艺术就是帮助人从现实中超脱而创造出另一伟大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越阔大就越美，创造的世界越能引起人的无限想像就越是美的世界。故他极推崇文学美术等艺术中要做到“无言之美”，甚至在爱情和生活中也要做到“无言之美”，这样才能引起自己和别人的无限想象，引起美感，得到美的享受。朱光潜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他努力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了美。
朱光潜，生于1897年，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上面的那段话就出自本文，年青的朱光潜在那时就建立了初步的美学思想。朱光潜香港大学毕业，后有幸官费留学英法，获博士学位。当时因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畅销全国，影响很大。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1937年5月朱光潜任主编《文学杂志》，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
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1941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运动。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948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948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革”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朱光潜一生当中总是在现实界中与黑暗作不懈地斗争，他总是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征服现实界中的黑暗，尽心尽力，如果现实界中的黑暗势力过于强大，他就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美，在理想界中安置人生的归宿。一旦有力量可以征服现实，他就又义不容辞地继续奋斗，直到生命的尽头。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九节 在文学理想中找到爱的沈从文
文学是沈从文一生的事业，也是沈从文的宗教，在文学里沈从文得到了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快乐。他曾说：文学是“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显然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更想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像鲁迅一样，沈从文也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过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沈从文是守成主义者，鲁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而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鲁迅的心理充满了恨，而沈从文心理满是爱，鲁迅恨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爱国民的德性，鲁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从文重在发掘民族的光辉，他们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
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在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篱下集〉题记》，1933年12月13日）
沈从文说：“‘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6页）
沈从文说：“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支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得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你细心，京九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沈从文说：“我们若觉得那些人路走得不对，那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道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目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给一个写小说的》）
沈从文在许多地方谈到道德，但是沈从文所谓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这正是原始儒家意义上的“道德”。著名学者刘洪涛深刻地发现了沈从文小说中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他说：“《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人，小学毕业。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当时湘军的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但不幸年轻就死去了。沈从文的父亲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将，也年轻就以身殉职。而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书香门弟，比较开明。沈从文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从此他的体质一直比较虚弱。这时沈从文开始在私塾读书，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和《诗经》等，但他对单调的学习不感举趣，一有机会就逃学，他是个小顽童，但他在大自然中练习了丰富的想像力。沈从文的父亲曾行刺袁世凯，失败后沈家在凤凰的地位也败落了。沈从文1917年8月入伍当兵，告别了当少爷的快乐日子。沈从文的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当兵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两年的军旅生活，沈从文从一个小兵混成了部队上的司书，他虽然人小但开口闭口自称“老子”，沈从文目睹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杀人与被人杀的事情，他的堂兄沈万林被人杀害，人与人的冷漠，恩怨相报的仇杀，人的生命受到无端贱踏，教他读书的文颐真也在冲突中死去。后来沈从文芷江找到他的五舅，他刚从县长任上下来担任了芷江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沈从文还有幸认识了芷江的头号人物熊捷生，他也是沈从文的远亲。期间他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作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诗。沈从文在当地已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有钱又有面子，很受人们尊重，人们认为他“办事认真，能干，真是个聪明人。”熊捷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沈从文，但沈从文正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于是就拒绝了熊捷生，这次议婚失败也许改变了沈从文以后的命运。沈从文的朋友马泽淮，也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哥哥，竟然骗了沈从文一千多块钱，沈从文无颜见母亲，就留下一封信独自离开了芷江，他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爱情。沈从文打算去北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常德，传来消息，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那位唤起他心中恋情的女孩子，出发到外面读书时，在船上被土匪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听到这消息，沈从文怅然若有所失。便仿照失意墨客样子，在客栈墙壁上，题写了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后来，那女人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去。团长不久又被枪毙。不如是出于看破了红尘，还是走投无路，这女人终于进芷江洋教堂作了一名修女，去伺奉冥冥中的天主了。
后来沈从文在保靖又从军了，又做起了书记，抄写文件。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沈从文也学了不少知识。又有幸遇到聂仁德，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陈渠珍这时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从此沈从文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的思想正发生着变化，他读过些新书后觉得：“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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