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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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

　　内容简介：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原是山坳里的伢子，一个原是大渡河边小镇上的娃儿；一个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伟人，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化舞台上光辉灿烂的巨星。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桥梁，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骄子。《毛泽东与郭沫若》以历史为经，人物交往为纬，采取“分镜头”写真的手法、全面表现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个现代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交往活动和友情发展。

　　作者简介：张洁宇（1972…），女，出生于北京，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200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书名：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01月01日
　　ＩＳＢＮ：9787216074773
　　页数：300
　　字数：275千字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35。00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话题从这里开始
　　第二章　交往的开始
　　第三章　关山远隔情常在
　　第四章　重聚在山城
　　第五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第六章　历史在这里转弯
　　第七章　诗友·文友·解诗人
　　第八章　迎合又不全然迎合
　　第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
　　第十章　忠心不贰至死不渝






　　序言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国经历了太多波折和磨难：内战，外侮，灾难，“鼎革”，“转型”。与此同时，历史的天空也涌现了众若群星的人物。他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回望过去，令人眼花缭乱。的确，那是个波谲云诡、内容丰富的时代，无论是一些人和事，都值得我们回望和研究。

　　在历史的天空涌现的众若群星的人物中，有两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颇值得我们回望。他们的人生虽有各自的出发点，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可又因种种原因，使他们纠结在一起，密切交往。一起参与演出了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时代壮剧，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们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郭沫若。

　　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原是山坳里的伢子，一个原是大渡河边小镇上的娃儿，虽然家山远隔，却由于风云际会走到了一起。他们虽生长于穷鄙山乡，远僻水边，但都义无反顾地投进社会历史的大潮，中流击水，勇立潮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毛泽东，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他不仅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改朝换代，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东方巨人屹立亚洲，令世界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艺术高超的诗词，以气势磅礴的诗句写出了中国历史的变化，表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

　　郭沫若不但是诗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贯穿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他不但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活动。可以说，他的一生也是和20世纪中国人民的命运相关连，和历史发展及社会前进的步调相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郭沫若生活的时间基本接近，郭沫若仅比毛泽东年长一岁，毛泽东也只比郭沫若去世早两年，生命的时间基本重叠；他们二人的交往，从结识到因逝世而结束，又恰好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1926—1976）。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由朋友、战友相敬相亲，后变为相随紧跟，不仅是折射，实在是真实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这远不止是毛泽东和郭沫若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突出问题，值得人们把握、研究、玩味。

　　本书写作的意图和目的，当然是想从他们的交往这一特定范围和特定角度，多少表现出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然因力有不逮，只能尽量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和基本事实，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有待人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了。



　　第一章　话题从这里开始

　　●一、韶山冲里的伢子

　　早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是七八十年前，韶山冲，这个湖南省湘潭县治下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村落，不用说国人，就是湖南省内人，甚至湘潭县人，也很少人知道或听说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当年连省级地图都不肯标出的小山村。若干年后，它不但为老老小小的中国人熟悉，崇仰，就是许许多多外国人还千万里来到中国，绕道到这里来参观参观，看一看这里究竟是怎样了得，有什么神奇。

　　来看过这地方的人都发现，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南方十分普通的小山村，并不见得比别处特别“人杰地灵”。这里所谓“冲”，就是两面山峦夹着的一条狭长地带。不过，韶山冲与一般小峡谷还是有点不同，即其间有一条小溪（名称“韶河”）由西向东北方向弯弯曲曲地流淌，溪水清澈明净终年不断，为这个山冲增添了一些秀色。

　　谁也说不清韶山冲两边的山峰默默地屹立了多久，中间的韶河静静地流淌了多少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早先谁也想不到，若干年后有一天，这里会出生一个伢子，从这里走出后成为惊天动地的人物。他不但改写了中国历史，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也直接影响了世界。他一生作为，正像他后来写的诗词说的，真正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这个伢子就是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名男孩就诞生在这个山冲南岸的上屋场。他出生时哭声和所有小孩一样，不比别的孩子更美妙，更说不上什么“横空出世”。孩子的父亲为他取名泽东。大概是怕他命中缺水，希望他一生过得滋润吧，后又取字咏芝，或润芝、润之（湖南话中“咏”“润”近音）。

　　毛泽东出生时，整个韶山冲不过居住着600余户人家，约3000人口。居民大多务农，风俗淳厚，勤劳俭朴，世代过着贫穷而安稳的生活。

　　毛泽东的家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勤劳质朴的农民。

　　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20几岁时参加湘军，当了两三年的兵，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较之一般没有出去闯荡的农民，头脑来得灵活，胆子要大些，办法也要多些。他从军回家后，一面务农，一面做点小本生意，家境也就慢慢好了起来，住屋也由原来的5间半茅草房，改成了13间半青瓦房。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说到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是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39年12月28日，毛泽民在苏联莫斯科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代为长兄毛泽东填写的履历表中，在关于父母情况栏内是这样写的：毛顺生“三十岁以前，专为耕种；三十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

　　不过，按当时中国一般家庭的平均经济状况看，毛家似乎也算不上怎样殷实，更说不上什么大户人家。

　　不过，毛家在当时当地还算是比较富裕。毛顺生为人正直，加之治家很严，所以在地方上名声正，威望高，很受人尊重。年未及老，就被人称作“顺生大阿公”（本地方言，即爷爷俗称）。顺生的妻子（毛泽东之母）文素勤（又名“七妹”，后被人写成“其美”，恐原并无此雅）勤劳俭朴，贤能厚道，加之心地善良，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对穷人富有同情心，更很得乡邻上好口碑。

　　有意思的是，因为毛顺生个性很强，有自己的原则。譬如对待施舍，他守的原则是：别人的东西他不要，不该得的钱财他不得，但自己流血流汗所获，也不愿轻易地让送人家。他一不信神，二不拜佛，靠的是自己的劳动和本事。所以，对于妻子和孩子们的乐善好施，他老是发脾气，家里常为此争吵。毛泽东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两党有斗争，也有统一，不断地斗争，也不断地统一。不仅如此，而且“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着意见分歧”与矛盾。（见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有兄弟三人，大弟弟毛泽民（字润莲），比他小3岁；小弟弟毛泽覃（字润菊），比他小12岁。如果说毛泽东比他的兄弟，以及乡里其他孩子要多占一些优势，那就是读书较早，读书较多，加上他的禀赋和努力，他自幼就学得不少知识，懂得许多道理，眼光更锐利，更看得远。

　　毛泽东8岁（1902年初）就开始在韶山南岸下屋场读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两年后（1904年秋），转至韶山关公桥私塾。翌年春至1906年夏，又转学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当年秋至翌年（1907年）夏，再转学韶山井湾里私塾。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而他最喜欢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1909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复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这期间，他读了《史记》、《汉书》、《纲鉴类纂》、《日知录》等，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毛泽东后来把这几年就读私塾概括为“六年孔夫子”（从1902年至1910年，实际不止“六年”，而是“八年”）。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如果说，孔夫子的书没有引起少年毛泽东多大兴趣，（不可否认，这些“旧学”对他还是发生了不小影响，这从他一生言行中可以得到印证）而有些所谓“新学”的书却很快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求知似渴的毛泽东。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开始活跃，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了自己的观点感情，一些议论国家大事的书籍，更是强烈地吸引了他。譬如清末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着的《盛世危言》，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批评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以受制于人；同时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该书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与民族的前途，并思索起如何救国的问题。又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该书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也引起满腔热血的毛泽东的共鸣。当时，他还读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这本书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1936年他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说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斯诺：《西行漫记》）这时的毛泽东，眼界开阔了，眼光放远了。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青年，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个人的前途，而应该担负起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责任。

　　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父亲和毛泽东想的并不一样。他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经商致富。经过一番抗争，毛泽东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按照自己的主意继续求学。

　　那是1910年，秋色满眼，一般人最易伤感的时候，16岁的毛泽东却满怀兴奋和豪情，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里离家虽不过区区50里路，却是他第一次走出山冲。这是他人生关键性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他很可能就一直在家务农，或是按他父亲的意愿经商一辈子。那样，不但毛泽东本人的一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历史或许也会是另一种面目。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县城东面东台山下。经清政府改制，实行的新式学校教育。教员多为维新派，其中还有留学日本受了明治维新影响的。课程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图画、音乐和英文等。

　　毛泽东入学后，很得校长老师的赞赏器重，甚至被誉之为“国器”。这在当时，显然有些夸张，人们也不怎么太认真较真，没想到后来证明倒是真的言中。不过，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并没有太当真，不管别人如何称赞，他总是不骄不馁，虚心好学，充分利用学堂的条件，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为他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没有待多久，只待了半年时间。第二年（1911年）春天，因为学堂老师对他的厚爱，认为他堪造就，并且湘乡县在省会长沙设有学校，故特意推荐他到长沙升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是近代民主革命者、同盟会会员禹之谟等人于1905年将湘乡试馆改成的。地址在长沙新安巷，设有师范、本科、预科等班。毛泽东入校后，编入预科班。这对毛泽东的学业来说　，不啻是又踏上一级新台阶。他在这里，更加刻苦学习，一面关心时事，注视社会动态。很快，他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卷入辛亥革命浪潮。

　　10月10日，武昌首义，声震全国。长沙是离武昌最近的一个省会，也是最早最快起而响应的省会。长沙城里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活跃，四处演讲宣传，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在这样的鼓动和气氛下，毛泽东无比激动，感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他坐不住了，决定走出课堂，投笔从戎！

　　说到做到，毛泽东也顾不得和家人打招呼，立即报名参加已经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辎重营）左队。

　　然而，辛亥革命一阵风过，一切又恢复了旧样。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表面上的热闹掩饰不了社会的实质问题。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感觉特别地失望，却觉得继续待在军队当兵已无必要，立即决定退出了部队。不过，短暂的兵营生活，还是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他以后革命生涯提供了一次见习和实习机会。

　　那是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军营里走出来，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他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此时的他，实际上处于苦闷探索之中。他虽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然在现实中该如何走，如何实现远大志向抱负，却十分茫然。思想过后，他决心继续求学，但学什么，进什么学校，思想并不明晰。他翻阅报纸查找登载招生的广告，首先看到的警察学堂，他觉得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能做些保护老百姓的事，很好，就想报考警察学堂；而当他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广告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又觉得肥皂学校不错，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后来他又相继报考了湖南官立法政学堂、商业学堂、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总之，此时的毛泽东犹豫不定，浮想联翩，最后落实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期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办得较好的学校，名声较好，实力较强，颇吸引众多求学的青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所较好的学校，毛泽东也只读了半年（春季一学期），7月，他就离开了这所高等中学。离校后，毛泽东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只好一面等待机会一面过着积极自学的生活。

　　毛泽东开始积极自学，也因为距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不远（约3华里）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章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决心潜心认真读一些书。他坚持每天到馆阅读，如饥似渴地抓紧每一分钟。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国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决心为强国富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在列强林立的世界有自己应有地位而奋斗。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维持了一年时间，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家里经济来源发生问题，会馆环境恶劣等），他只好中断自学，考入一所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在毛泽东入学后的翌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也可以说毛泽东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对毛泽东说来，可谓人生一次重要契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第一，比较起毛泽东此前上过的所有学堂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求学的时间最长——1913年至1919年——长达5年半。其间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给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一点喘息机会，政治文化上也给民主主义思想一定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发生和发展。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好是一所氤氲着民主教育空气的学校，从校长到教员（多数）都躬奉民主思想，力行民主主义他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影响广大学生，毛泽东置身其中，所受影响之深，激励之大之强，自是不言而喻。此时的毛泽东，充分自觉地利用学校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刻苦学习，顽强锻炼，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查，主办工人夜校，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在说到这几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曾深情地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见斯诺：《西行漫记》）

　　　　还有第二，应该提及也必须提及，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在此执教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当时一师数一数二的老师。学问好，人品好，从校长、同事到普通学生都对他十分敬重，口碑极好。他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知识面广，眼界开阔。

　　因老家居长沙板仓，人们又称他为“板仓先生”。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后，有官不做，决心为国家培植人才，常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勉。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有深究，同时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抉择、批判、融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更难得的是，他一眼看中毛泽东是个好苗子，说以毛泽东那样基本务农的家庭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又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按：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由此加以呵护有加，并热情把他介绍给一些好老师。杨昌济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喜欢读《新青年》杂志，还分送一份给毛泽东阅读，并热情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到《新青年》发表。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