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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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郭沫若的这两首词写得是相当好的，两首词表达从容得体，情辞并茂，对当时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在国共两党矛盾问题上的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真实用意，都揭露得淋漓尽致，对易君左之流的御用文人的嘴脸也表现得活灵活现。

　　郭沫若还不满足于此，后来，他又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一文，对王芸生进行了专门的驳斥。文中说毛泽东这首词，如果“就词论词，在专门研究声律的人看来，或许有些地方犯了毛病。然而气魄宏大，实在是前无古人，可以使一些尚绮丽、竞雕琢的靡靡者流骇得倒退。”但无论如何，它实在是“脍炙人口”。他对王芸生的论点进行了逐一的驳斥，揭穿他是如何站在当局立场，肆意对革命者的毛泽东进行诬蔑，许多论调甚至不值一驳。文中他还谈了自己对这首词寓意的理解，他说：

　　我没有向毛主席请教过，但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却应该有揣测的自由。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早迟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这首词寓意的理解，应该说大致还是差不离的，对于其基本思想的把握，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到50年代末，毛泽东曾自己解释这首词，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别的解释”，已经不是指当年重庆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文人，而是指建国后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以来的“注家蜂起”，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事情，不能与当时并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十分热闹的时候，毛泽东虽身在延安，也很关注重庆的情况。这从他12月19日致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的信中可以看出。不过他的态度是轻松的，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轻蔑的。他说：

　　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第五章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一、郭沫若：战斗在第二战场

　　重庆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并没有为全国人民带来和平。内战终于爆发，并很快蔓延到全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得不面对有着精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开展自卫反击，进行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二战场”上，郭沫若不负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不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自觉地充分发挥他在文化战线上作为“班头”和“旗帜”的作用，对于中国解放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从毛泽东在重庆的谈话中，郭沫若深深感到在国民党统治下，要真正争取到和平民主，是极其不容易的事。说穿了，向一党独裁的蒋介石要和平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当然，毛泽东说得也十分清楚，争取和平民主并不是绝对不可能，但那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要付出代价和牺牲。总的一句话：要立足于斗争。以为和平民主会自己从天而降，那不过是神话和幻想。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所以他时时记住毛泽东临别时对他说的话：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

　　可以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本身，就是在最高层次上表现为最高形式的“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重庆谈判之后，尽管签有《双十协定》，但这最多表现为斗争的暂时和缓，决不表示斗争的终止；相反，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为明显更为激烈的斗争。

　　1945年11月7日，亦即《双十协定》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中苏文协在青年馆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会。

　　青年馆的会场并不大，但到会的人却非常多。

　　因为同日中午苏联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举行了盛大酒会，国民党政府要员有一些被邀到会。现在中方由中苏文协名义举行纪念会，一些国民党要员也不好不到会，其中主要官员有陈立夫、何应钦。

　　国民党当局历来亲美反苏，是谁也知道的事情。但当时苏联作为同盟国和对法西斯战胜国，和国民党政府保持有外交关系，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苏联国庆纪念的十月革命节也不能不参与祝贺。

　　然而，他们的到会也很为难，因为这在客观上为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提供了批判的靶子。会上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就是很好的证明。

　　郭沫若的即席讲话并不长，却句句有针对性，让人听来直感到铮铮有声。

　　从表面看，郭沫若极力赞扬苏联，且不说他所说内容都实实在在，又因是庆祝苏联节日，赞扬也尽合情理。然而，郭沫若虽没有正面骂国民党，但他有意多说苏联的政治情况，强调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这实际上就是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欺压人民。

　　郭沫若侃侃而谈，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最后还画龙点睛地补充了一句：“今天我们遭受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人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的心是雪亮的！”

　　说到这里，他还有礼地向坐在身边陈立夫、何应钦微微点头致意，在场听众就更是觉得这郭沫若真是画龙点睛，恰到好处。一时又全场掌声雷动，使陈立夫、何应钦等完全陷在人民群众的大海洋中。

　　还有一次是12月9日，重庆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

　　事因昆明大学生和许多城市学生一样，于11月下旬举行示威，响应重庆反内战联合会的呼吁，行动起来制止内战。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冲进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强迫罢课学生复课，并悍然开枪镇压示威学生，致死学生4人及重伤60余人。“一二·一”大惨案发生，举国震惊，各地人民齐声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郭沫若即与茅盾、巴金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罢课联合会及全体师生，表示“向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而在12月9日的追悼大会上，他作为主祭人，由他起草并亲自朗读了一篇情辞动人的祭词《追悼大会哀辞》（后改题《祭昆明四烈士》）。辞曰：

　　抗战八年，民生凋丧，幸获胜利，勉跻五强。

　　努力建设，犹嫌汲长；忽尔暴慢，兄弟阋墙。

　　举国鼎沸，人心遑遑，反对内战，谁曰不当？

　　乃有佞人，别具肝肠，屠民以逞，弹压是倡。

　　全月一日，在彼南疆，甘为祸首，血染序庠。

　　诬我学友，为匪为狂，大张挞伐，榴弹机枪。

　　忝为军人，辱没戎行！忝为政长，败乱纪纲！

　　此而可忍，生民何障？此而不罚，国家将亡！

　　四大自由，原则煌煌，人民世纪，安容虎狼？

　　公等前驱，为民榜样，誓步后尘，戢彼披猖。

　　蠢尔威武，直等蚊虻，拯溺救火，何畏死伤。

　　全民奋起，共树典常。魂其有灵，来格来飨！

　　郭沫若自己说，他当时真是“悲愤填膺，欲哭无泪。”他是强压着怒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学生的罪行进行猛烈的抨击的。接着，他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讽刺诗《进步赞》，尖锐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步”到用新武器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其中前两段是这样写的：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简单的诗句，明白的话语，真是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重要的，他又一鼓作气，连着写出了杂文《历史的大转变》，深刻透辟地指出：

　　中国近年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如“三·一八”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是抗战的前奏，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谁也不能否认这些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的原动力的雄伟了。

　　“一二·一”惨案，今天又吹起了推动历史车轮的号角。

　　……“一二·一”的烈士已经昭示着我们：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扭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

　　郭沫若关于学生运动的历史作用，关于历史期待着新的民族英雄，可谓句句在理，掷地有声。

　　郭沫若在重庆更大也更激烈的一次斗争是1946年1月至2月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及会后和国民党特务之间甚至是实际意义上的“肉搏战”，不但在当时震惊全国，就是事后想来，都可谓惊心动魄。

　　1946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下，加之他们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作好，不得不同意与中共代表团签署停战协定，并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10日，政治协商会议（后通称“旧政协”）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党外，还有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的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代表由周恩来率领。郭沫若则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代表参加会议。

　　国民党的意图当然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再次蒙蔽舆论，欺骗人民，以掩饰其内战和独裁的阴谋，摆脱他们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达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共产党则尽力利用合法舞台进行合法斗争，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争取会议有更多更好的成果。

　　然而，由于国民党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毫无诚意，便在会外连续制造事端。

　　首先是制造沧白堂事件。

　　那是1月16日，政协陪都协进会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内外交流，按惯例会议期间每晚请政协代表讲演，当晚讲演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群众千余人，却有百余名特务打手混在其中。会议由协进会理事阎宝航主持，由郭沫若、张东荪报告政协会议情况。

　　会议开始时，报告人还没有报告，会场秩序就大乱。一些人拼命鼓噪，喊叫，吹口哨。这显然是特务们有计划的捣乱会场。

　　然而郭沫若临危不惧，按预定计划演讲。他面对会场上的捣乱分子，既无怒意，更无惧意，只是有几分轻蔑。他的嗓门本来很大，又仗着是在四川老家不怕没有听懂他带乡音的话。他本来就善于辞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在更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他说：“今天上午大会（政协会议）是讨论军事问题，想来会场总会是杀气腾腾的，可是今天上午会场一堂和气。”然后话锋一转，说：“倒还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

　　接着，他又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态，对着那些在会场鼓噪的特务流氓说：“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又何必这样呢？”

　　郭沫若的神态、语气，真正是势压千钧。会场上顿时四处掌声，小特务们一个个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时竟鼓不起劲来。

　　当然，特务流氓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捣乱是他们的职业。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善罢甘休，仍然捣乱不止。

　　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31日闭幕。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会议内外民主力量的斗争和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会上作出一定让步，作出一些许诺。然而，这种让步和许诺只是表面的，暂时性并且是带策略性的。国民党决不会真心实意痛痛快快给人民一点什么甜头，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会后进行更大的反扑和破坏。当时有些精明的进步人士就有所估计，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想到这估计会来得那样快。

　　这就是当时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那是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

　　这天，郭沫若一早就偕同夫人于立群带着全家来参加庆祝会。大会的主席是李公朴。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们一起站立在临时搭起的台上。

　　大会还没有开始，主席台周围就乱了起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大吵大闹，要求赶快宣布开会。与此同时，主席台上突然挤满一些不明来历的人，他们自称是重庆各职业团体的代表。他们又是抢播音器，又是占主席台，并不顾大会真正合法的主席团，公然径自宣布奏乐开会。有一个自称是“农民代表”的人把住播音器就要讲话。这些人蓄意捣乱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这时，大会主席李公朴，还有主席团一些成员赶忙上前交涉，还书生气十足地对他们说：大家应好好商量，要发言也要按预定程序，不要打乱原来的计划。

　　这种“交涉”显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方本是蓄意为之，怎能按您老意见“商量”，“按预定程序”进行呢？

　　这时，台下就有人高呼：

　　“他们（当然是指主席团成员）扰乱秩序！”

　　“让我们的代表（当然是特务流氓）发言！”

　　“打！打！”

　　就这样，一时喊“打”声四起，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早已站在台上的10几个特务流氓立即把李公朴包围起来连打带拖推到了台下，李公朴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李公朴被特务流氓包围殴打的同时，郭沫若和主席团其他一些成员赶过去阻拦，特务流氓也对他们施以拳打脚踢。郭沫若左额被打肿，胸部被踢伤，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主席团另一些成员，施复亮被许多特务流氓拖打，以至遍体鳞伤；马寅初被打后，所穿马褂长衫亦被流氓抢走；沈钧儒也被流氓殴打……就在主席台乱成一片的时候，台下群众一片义愤，大家一齐高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然而，特务流氓已经打红了眼，他们在台上还打得不够，有一些人又跳下主席台去打群众，还有一些流氓抄起主席台上的板凳扔向台下的群众。还有一些特务流氓身上藏有石头和铁器，他们趁混乱又继续殴打与会群众。结果一些工人、学生及新闻记者60余人被打伤。

　　正当特务流氓行凶时，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闻讯赶到，大力控制和制止事态发展，痛斥特务流氓的卑劣行径。那时国民党当局多少还是有些顾忌，特别是不敢公开对共产党人周恩来表现不恭，才不得不赶快住手。

　　“较场口血案”发生的当天下午，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中苏文协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报告较场口事件经过。郭沫若带伤赴会，到会者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和慰问。

　　郭沫若虽然身上带伤，但仍精神不减。他激动地对大家说：

　　“今天惨案的发生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因为政协的五项协议是在蒋主席主持的会议上经过全体起立，很严肃地通过的，像今天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对蒋主席的侮辱。”

　　全场听众听了郭沫若的话，无不表示气愤。新闻记者不断揿动快门，咔嚓咔嚓地对着郭沫若拍照。

　　郭沫若捂着自己受伤的胸口，仍然有力地接着说：

　　“有些人的作风和想法不容易改变，总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自己的失败……”他留住半句话没有说出，那就是：“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到头来才真正要尝到失败的苦头。”这半句话并不是他说不出，而是他觉得这句话说了也没有用，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他们决不会甘心于搞政治协商，更不会给全国人民以和平和民主。

　　事实也确是如此。尽管政协成功大会筹委会为较场口血案向法院提出了起诉，郭沫若、李公朴等也曾亲自出庭，事情还是不了了之。

　　不仅于此，继重庆较场口血案之后，3月18日，江苏南通又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市民的南通事件；4月21日，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国大问题讲演会，又遭国民党特务破坏，一些到会教授被打致伤……但是，正如郭沫若所说，国民党如此逆世界民主潮流而动，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打手们的指挥者总以为自己很高明，打了你，你把我无可奈何，而且打了你，你身上总觉得痛。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暂时也实在把你无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正感谢你这样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广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

　　5月4日，郭沫若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第二届“文艺节”及该会成立八周年大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前身是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10月因抗战胜利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郭沫若一直为该会理事，为它做了大量工作，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传达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是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认真贯彻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二三十年的文艺实践使他深深懂得，在现今世界，特别是在现今的中国，文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尽管现在看来，他当时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不无一点偏颇，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实在是不容许他有丝毫犹豫和别的什么选择。所以，在这次5月4日举行的文艺界的大会上，也是他离开坚持斗争达六年半之久的重庆的最后一次公开活动中，他再一次勉励文艺界同仁“为继承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为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他还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告诫大家：“文艺是为人民说话的工具，不强调政治性是错误的。”

　　由于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因抗战而聚集在重庆的文化人也陆续离川，郭沫若此时也已经决定去上海。就在他离渝前回答记者关于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时，他毫不犹豫地说：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郭沫若在离别重庆飞赴上海时，发表过一次谈话，说重庆这个地方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说“值得留恋”，是指他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说“令人讨厌”，则是指那里的国民党统治，特别是在那里特务横行。

　　他来到上海，立即发现这里的国民党统治和特务流氓和重庆没有什么多大不同。

　　除了这里有自己要坚持的工作，周围所见烦心事并不比在重庆要少。如果要他发表对上海的印象，他大概还是会说上海既“值得留恋”，也“令人讨厌”吧。因为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就是以这里为基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无论如何，他对这里有着特别的感情，会觉得它“值得留恋”，甚至还要加上一句“值得回忆”

　　。但是，眼前的上海经过敌伪统治，现在国民党回来又是特务横行，此情此景，又怎能不“令人讨厌”呢？

　　但是，郭沫若不顾这些，也顾不上这些。他一到上海，在连住处尚一时找不着的情况下，就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深知，作为活跃在（或者说“挣扎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工作者的有影响的人物，既肩负着党和毛泽东的嘱托，又时时为文化界同仁所期望，自己是只能全力以赴地投入紧张的战斗的。他不仅在上海四处奔忙，还要席不暇暖地跑到当时的国民党首都南京去参与和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谈。

　　由于国民党的顽固态度和死硬政策，促进和谈当然是白费力气。但是，郭沫若却有机会在南京见到中共负责谈判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郭沫若是老朋友，北伐时期二人在广州结识，抗战开始又在武汉共事，一直到在重庆坚持到抗战胜利，二人除有党的工作关系，私人之间可谓已成莫逆。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郭沫若不但认真地完成周恩来所交任务，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南京的梅园是一座雅致的小院落。整洁的楼房，小巧的庭院，让人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生机盎然。

　　周恩来听见郭沫若来访，赶快迎了出来。

　　郭沫若见周恩来出来，先是一愣，似乎有点吃惊。他怎么也想不到和周恩来分别不过两个多月，原来风度潇洒的老朋友竟然变得如此消瘦，头发很长，胡茬满面，脸色也显得有些苍白。

　　“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