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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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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
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提出后，郭沫若在许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对这一方针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态，而且深入地谈自己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譬如他在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并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交响曲”，“而不是‘乱鸣’”。接着，他又在一篇题为《“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中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由于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每个‘百家争鸣’的实质也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这样来阐述“双百”方针政策，当然也与他处在文化科学教育文艺事业的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使文艺界的风气很快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人们对一些过去看来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讨论。文艺创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得到发扬和深化，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次月（6月）亲自选出一百种花来，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写出一百首诗。虽然因为诗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写出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后在1958年补足写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这一方针政策的由衷赞成和拥护。
实际上，他不但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和宣传，也从艺术创作上上热情歌颂，努力实践。1958年3月，他为了表明自己拥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意凑齐了一百首写花的诗，加以用象征、引申的手法，阐述“双百”方针，歌颂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虽有些诗显得生拉硬扯，艺术粗糙，如其中《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尽可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民主问题。他一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这也有缺点，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方针，但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民主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文艺，学术民主，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
正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当民主真正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强、加浓时，毛泽东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突破和贡献。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前一类是对抗性质的，后一种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斯大林“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思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觉得有了保险单，吃了定心丸。人们看到毛泽东反复说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还说闹事出乱子也不要紧，闹事出乱子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者则要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对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等等，就认为可以无须任何顾虑，完全可以放开胆子说话。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本来就思想敏锐，操心的事情特多，又常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容易看到缺点和问题，意见也就不少。这样一来，当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当各级党委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一个劲请他们鸣放，劝他们发言，催他们说话时，他们觉得真的是到了“言者无罪”的时候，不免就有点无所顾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起来。
对此情形，毛泽东显得不高兴了。特别是当他听了那些过激言论，一些不很中听的话语，以至具有相当刺激性的意见，他更是非常生气。有人说什么“党天下”，“轮流坐庄”等等，这不明明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夺共产党的权吗？显然，这些言论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更威胁到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历代知识分子都如孔老夫子所言：“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登了鼻子就上脸。他认为到了必须狠狠教训一顿这些人的时候，于是立即提起笔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于是，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10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这真是风云突变，原来的好一场热热闹闹，大家竞相提意见，现在便要改为批判修正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立刻变作了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
很有意思的是，还在3月24日，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不无激情地说出了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深刻感受。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文中一方面表现出兴奋不已的心情，又多少流露出一点胆小放不开的味道。即便如此，在整风转为反右之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对这篇代表右派心情的文章进行消毒，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针锋相对地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又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如果说是春天，这便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从整风运动发展到反右斗争的过程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是有矛盾，是有变化的。
他在着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应该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在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他又一再号召人们说话，让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说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讲到阶级斗争，不过它认为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当人们真正畅所欲言，想帮助党整风时，话说得多了些，激烈了些，甚至过火了些（当然不排斥极个别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怀有敌对情绪），他就改变主意，改变做法，变听取意见为反击提意见者了。
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问题产生疑问，发生了动摇，改变了看法，还是他对现实情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远远地把实际情况看得过于严重？
显然，他发出对右派实行反击的命令时，他肯定是认为阶级斗争表现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了非反击不可的时候了。所以，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指先让人说话，再把人打成右派），毛泽东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搞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引蛇出洞”。这恐怕两方面都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蛇”，并不是存心以“整风”为诱饵，把它们引出洞来，而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有点出乎他的意外，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提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提得十分直率，十分尖锐，让他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从而决定“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对于由“整风”到“反右”，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始至终还是两个字：
“紧跟”。
他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一开始就亲耳听了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且多次在最高国务会议小组会这样的高层次会上讨论这一讲话，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知道得比一般人早，了解得比一般人深的。他当时也真是诚心诚意认为党的工作（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确实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他也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对党整风提出的意见。在5月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人民内部矛盾座谈会上，他不但认真听取了到会的科学家们对科学院领导作风的批评意见，还诚恳表示今后要常下到研究所里和大家谈心，从四面八方来把彼此之间存在的“墙”拆掉。
然而，当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人民日报》吹响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角，他也就立即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就在他看到毛泽东写的给党内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后，便在6月27日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
现在，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经他这么一说，好像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完全是那些“右派”违反了民意，触怒了人民，是自下而上地要求给予反击。更有意思的是，他以自己的“机智”十分巧妙地回答了记者问到的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问题。他说：
“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
郭沫若在这里显然是似是而非的诡辩。究竟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应该有一定标准。这个标准，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国家的宪法；这是不能由谁从自己的角度随意加以改变和解释的。按照郭沫若的说法，谁违反了国家大法，真的“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那当然是有罪的。问题是，当时绝大多数“右派”并没有触犯宪法，也不是有意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真心诚意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向党整风提意见。如果说有什么不对，也不过是有些议论比较过火，比较偏激。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当时有许多话说得是很对的。然而，在那时反右派斗争中，都被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下就被划作“有罪者”。这样，反击他们，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郭沫若的说法，实际上是为当时的错误做法作了合理合法的开脱和解释。
郭沫若当时也尽量抽时间参加批判右派的座谈会，还到会必发言（不排斥由于他当时的身份，人们都要他发言），有些发言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违心，现在看来都是糊涂和错误的。如他在说到有的作家要求多一些创作自由时，他居然说：
据我的看法，文艺界的情况，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些话，如果不是违心，就是他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感受不同，或者就是他官僚主义不了解实情。其实，他不应该不知道，自建国以来，到那时为止，文艺界接连不断开展思想批判运动，已经让一些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进行创作不能不小心谨慎。这种情况，到底是自由多了还是自由少了，是民主不够还是集中不够，不是十分清楚的事吗？
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沉重的。
由于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由于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分析，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理论上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在实践上搞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所以自建国以来就表现出的偏向，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发现、总结和克服，反而愈演愈烈。如果说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并由此发展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主要地还是限制在知识界，批判所据的“言”总还算有文字为底本，反对“右派”的斗争就不再限于知识界，而是几乎遍于全国的各行各业了，且并不限于“白纸黑字”的依据，只要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定性定罪。这样，批判面斗争面就不知道要比前一次多多少人，大多少倍。这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巨大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对此，毛泽东本人由于是处在最高领导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威，是否能很快认识得到，我们不大好说；但在郭沫若，我们推论，他或多或少是应该有所意识，有所觉察的。只不过，在对真理、权力、地位、交情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不能摆正位置，处理好关系，以至于他必然跟着错误的做法有许多错误的言动。有人说这是郭沫若的悲剧，诚然。但是，这里不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吗？
第七章 诗友·文友·解诗人
●一、“一天等于二十年”
1958年，整个中国大地，热浪滚滚。
全国人民被一种理想主义卷起来的大旋风带动着往前奔跑。他们忘记了一切，连刚刚过去的反右斗争也退于大脑皮层的后面。不，更准确一点地说，甚至还有点借助反右斗争的“东风”推动着向前奔跑。
这一年，党中央毛主席向全中国人民发出了“大跃进”的动员令，要人民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事情的发生发展有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
说偶然性，可能1957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活动时，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讲话对毛泽东是一次激发。当时赫鲁晓夫面对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夸下海口，说：
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在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千5百万到8千5百万吨，煤——6亿5千万到7亿5千万吨，石油——3亿5千万到4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2千7百亿到3千2百亿立方公尺，电力——8千亿到9千亿度，水泥——9千万到1亿1千万吨，糖——9百万到1千万吨，毛织品——5亿5千万到6亿5千万吨，皮鞋——6亿到7亿双。
……苏维埃国家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们这里已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建设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创造了一切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现在，当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高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共产主义的光辉宏伟的大厦正日益清晰地在各族人民的眼前显现出来……现在看来，当时赫鲁晓夫说话是多么地没有根据，是多么地不负责任。他凭着伶牙利嘴不断地煽情，不但给苏联人民开空头支票，还向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党大许其愿，根本不管当时苏联国内经济是搞得怎样一团糟，更根本不管将来究竟会是怎样，反正是往好里说，不由你不信。
这对毛泽东的影响实在不小。
毛泽东本来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听了赫鲁晓夫的话，心情非常激动。当即对出席庆典的英共领导人说：
苏联在15年后，将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二个5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三个5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万到2500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4000万到4500万吨。
他为表明自己说话有一定根据，还问英共领导人：“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千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当英共领导人回答英国政府的计划是在5年内把钢产量增加到2千5百万时，毛泽东算了算说：“15年后顶多是3千5百万吨吧！
”
英共领导人没有说话，也不好说什么话。他们明明看到毛泽东是在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但他们何必要扫中国同志的兴呢？更何况，他们也衷心希望中国同志真的能够赶上英国，超过英国！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下，毛泽东在苏联国庆庆典后召开的6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在罗列了一大堆数字之后，向到会的兄弟党郑重宣告：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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