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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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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斯诺：《西行漫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认识了杨昌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教诲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杨昌济的厚爱，一直关心毛泽东，想着毛泽东，杨到北京任教后不久，就特意从北京写信到长沙，召唤毛泽东到北京学习和发展。为他提供了生平第一次走出湘省的机会。而且，杨昌济还不是一般性地要毛泽东来北京，而是一切都由老先生亲自安排。考虑到毛泽东到北京后，人地两生，一开始就让毛住到杨家；接着又把毛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让这个初出乡关的小青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而进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切身感知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潮流。而且，正是在这里，他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爱，不久与之结成连理。在一师认识杨昌济老师并受到他的青睐，对毛泽东来说，无疑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里的伢子正一步步往前走，就像一只十分普通的雏鸟，正逐步羽毛丰满，准备冲天高飞。
●二、沙湾镇上的娃儿
就在毛泽东出生前一年，在与湖南邻省却距数千里远的四川省境内出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出生时也谈不上有多大动静，与一般孩子出生没有多大不同，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大戏。此男孩不是别人，而是以才华和学问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并且，最初任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男孩会和前面说到的毛泽东走到一起，不但有了交往，而且一起在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的角色。
与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不同，郭沫若出生在着名的峨眉山大渡河之间。此处风景倒是相当秀美，虽然早不见有什么海棠，但古时称这里“海棠香国”，说明这里自然环境好，大概是不错的。
在大渡河流经峨眉山第二峰（绥山）的山脚处，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朴小镇沙湾。沙湾属乐山县治。现在旅游发达了，不用说许多中国人，就是一些外国人也知道乐山，因为在它那里有一座依山而凿与山齐高的大佛，可谓世界闻名。
乐山旧名嘉定府，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小镇，那就是沙湾。
旧时沙湾的市面只有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镇上住家只有一百八十余户，平常街面异常清静，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街市才热闹了起来。
就在这条市街的中段，背山面街，有一幢一列三间四进穿逗木结构的平房，门首挂着一块“郭鸣兴达号”的招牌，第一进是经营的铺面，二进以后便是住家。1892年月11月16日（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一阵“恭喜添丁”的欢乐声中，店主又喜添了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据说他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只豹子咬住左手虎口，便为他取了一个乳名“文豹”。“郭沫若”是他后来到日本留学，人误以“开贞”为女士，他就为自己取名“沫若”，即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合而名之，也表示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
郭沫若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本来，郭沫若的祖父已经有了相当家产，过着殷实富足的生活，因为仗义疏财家道日渐凋零。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1853―1939），为人正直，精明能干，早年辍学从商，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甚至贩卖烟土，靠自己的能力拼打，未过多年又挣得富实家业，重振了门庭。他还懂一点医术，因为受其父影响，为人慷慨大方，乐于免费行医送药，所以深得乡人敬重。
他常谆谆告诫子女：“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这基本的家教，深深铭刻在郭沫若幼小的心灵上。跨进郭家大门，有两副楹联特别引人注目：
传家有道惟存厚 处事无奇但率真
事以利人皆德业 言堪持赠即文章
这更集中地反映了他家的家风。
郭沫若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很深。母亲尽管没有读过书，但出身州官门第，为人聪颖，自小凭耳濡目染也识得一些字，且能默记暗诵许多唐宋诗词。她常领着蒙瞳的幼儿郭沫若念些旧诗，什么“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什么“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对郭沫若是极好的文学熏染和启蒙教育，日后郭沫若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恐亦不无关系吧。
郭沫若幼年早慧，四岁半就开始上学。不过那完全是旧式塾馆。当时的教育，并不像后来现代正规学校，入学有规定年龄，在校有规定年限。所谓塾馆有的其实就是家塾，即由一家延师设馆，学生基本是自家子弟；即使稍有扩大，也不过是远亲近邻。郭家的塾馆就设在郭家屋后。塾师是一位廪生，乐山邻县犍为人，姓沈名焕章。这位先生学问渊博，执教严格；之前曾教过郭沫若的两个兄长，乡里人很尊敬他。
沈焕章先生教的当然都是些旧书，如《三字经》、《诗品》、《唐诗》、《诗经》、《书经》、《春秋》、《古文观止》等。在塾馆里，还有些书是郭沫若很爱读的，其中最爱读的要算司空图的《诗品》，郭沫若后来关于诗的见解，大体是受了它的影响。此外《唐诗》也给了他莫大的兴会。他还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也是他喜欢读的书，其“标榜性情”，对郭沫若对“摆脱羁绊”的性情也很有影响。此外，每天晚上他还欢喜独自翻阅《资治通鉴》。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贯串了一千三百六十余年史事，他越读越有兴味，常常深更半夜手不释卷。为此父亲很不放心，不是叫人去催他就寝，就是亲自到他房里叮嘱。由于夜晚长时间在菜油灯下苦读，因而他的眼睛开始近视。总之，几年塾馆上课，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为郭沫若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旧学的基础和熏陶，郭沫若小小年纪已经开始会写诗作文了。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入馆几年，郭沫若还在儿童时期，就学会“哼”诗了。一次课余，他和小伙伴出门到附近一条叫茶溪的水边钓鱼摸虾，兴奋之余就“哼”出过一首“五言诗”，那是：
闲钓茶溪水，临风诵我书。
钓竿含了去，不识是何鱼。
诗虽有点大白话的味道，“闲钓”“临风”也不免强学成年人的痕迹，但全诗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的真实生活，表现了一些盎然童趣，展示了幼年郭沫若的天赋和才华。
当时正经历维新之变，清廷在教育方面开始有所改革，旧学之外，引进一些新学。塾师沈焕章为人开明，锐意革新，努力带领学生紧紧跟上了时代潮流。此时的郭沫若，除了学做八股文，也学做策论。他一面读《左氏春秋》（旧学），一面就读《东莱博议》（新学），新旧对照，相映成趣。后来他曾说：“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
青年时期的郭沫若受大哥郭开文的影响尤深，可谓他后来注重文学关心社会立志投入时代洪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开文对新事物十分敏锐，为人豁达大度，曾一度成为乡里启蒙运动的急先锋。
平日喜欢做诗、刻印、习字，也学过绘画。幼年时代的郭沫若，常把大哥备用的《海上名人画稿》和《芥子园画谱》，当作《儿童画报》一样翻阅。大哥临过的苏字帖，使这位八弟也和书法亲近起来。他喜欢苏字连真带草，豪放雄健，每天晨起，都要习字，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也为他后来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1905年秋，郭沫若考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初试在近两百名录取生中列第27，复试在正取九十名中列第11，引人刮目相看。乐山县高等小学堂由草堂寺改建，学生的年龄悬殊大，一半以上的学生在30岁上下，不少已为人父。郭沫若时未满14岁，被排在小字辈里。可就是这个贪玩的小字辈，学习成绩却十分突出，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发榜竟名列第一，为此还引起一些大龄同学妒嫉，跑到监学那里闹事，要求把郭沫若的名次降低。第二年，他怀着愤懑的心情转学到嘉定府中学堂。
但在这里，郭沫若也并没有感到心情舒畅，纷乱的环境，沉闷的空气，低下的教学水平，令他很快产生不快情绪，不能不考虑远之他处。他真的感到守在这窒息的一隅，不如奋起跳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1910年2月，一条小船从沙湾悠悠驶出，前往嘉定府城。船上一名青年时时眺望船舱外，看两岸树木缓缓向后退去，心中不胜怅然。此时，从他有时闪亮有时凝滞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既有兴奋又有疑问，既怀着希望，又有几分茫然。他嘴里不停地吟诵着什么，那是一首诗：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夜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这就是英姿焕发的少年郭沫若。转天又马不停蹄由旱路奔往省城成都。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部、成都平原的中央。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素有“天府雄区”之称。城内街道整饬，商业繁荣，城外有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等名胜古迹，清丽的锦江在城南流过，这一切，都使初来的郭沫若感到新鲜和喜悦。
郭沫若在亲友帮助下很快升入了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插进了该校三年级丙班。这所学校在省城颇有名气，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中学；许多人把升入这所中学看作和秀才及第差不多。对郭沫若来说，事情是如此顺利，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
可是入学不久，郭沫若就大失所望了。他发现这里其实是徒有其名，一样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做官的教职员，一样是一些不求上进的骗文凭的学生。他由希望一下陷入失望。焦虑和悲愤之情一时令他难以解脱。虽然，郭沫若常和三五友人一起，纵论国家大事，痛砭时弊，可以倾吐满腹的牢骚，但又苦于找不到解救的有效办法。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诸如宏伟肃穆的武侯祠，清幽深邃的草堂寺，宁静旷荡的望江楼，晶莹秀丽的浣花溪，虽曾给他以慰安，但也只能求得暂时的忘忧。
就在他感到失望苦闷之时，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辛亥革命的前奏曲轰然奏响，民主革命的浪潮猛然兴起。郭沫若清楚记得那是在他来成都的第二年，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四川的志士仁人一个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奋勇赴死，为的是推翻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紧接着，武昌首义，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人们一片欢腾！
在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一革命斗争的发展。尽管年纪小，不可能直接参与当时的斗争，但他把发生在身边的保路运动看作和自己息息相关。他甚至把能够亲眼目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看成是自己在成都几年间的最大收获。他后来在《反正前后·少年时代》文中说：“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什么收获、什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其实，从某种角度某种意义说，郭沫若也是参与了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历史变革的。如果说他没有投入实际斗争，至少他是用心，用笔参与了这一斗争的。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郭沫若早期诗作看，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写了许多旧体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热情。如1912年初夏写的一首《咏牡丹》，全诗是：
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
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
诗中作者以牡丹比喻清王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没有了帝王，则“艳色娇姿”的牡丹自然也不能再称“花王”了。显然，这里实际是赞颂推翻了数千年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另外，他还有一首诗直接写辛亥革命，其中两句是：
蜀道传光复，豺狼庆铲除。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而且，令人民十分失望，令革命的志士仁人无限慨叹无限悲愤的是，所谓“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连短期的“共和”都未能维持。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
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辛亥革命的变形，失败，郭沫若实际也看到了。就在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冬天，他写了七律《感时》八首，其七是：
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不用说，他看到辛亥革命已成“如烟”“旧事”，虽然革命高潮时国人热情高歌“睡狮已醒”，所以他在诗中不无讽刺地沿用了“醒狮”一词，却仍然尖锐地指出这头醒狮其实和过去一样还在“倒悬”着哩！
事实就是这样明显地摆着，待在家乡，浪费青春，是不行了。是时候了，走出四川，走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谱写最新最美的乐章，正其时矣！
就这样，这个沙湾小镇上的娃儿，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按他大哥的指引，出国门，到日本，去留学，闯世界，尽管迎接他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一条更广的人生路已摆在他面前。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三、新青年·新时代·新潮流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广。广大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宣传动员，高喊口号，开了青年学子游行示威的先河，为贯穿20世纪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表率。运动的起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卖国政府丧权辱国的表现，引起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怒和反对。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能坐视不管；他们要求作为民国主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实际已经滥觞。以高张“民主”、“科学”两大旗帜的《新青年》的创刊起算，应该从1915年开始。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思想酝酿舆论准备的结果。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合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运动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还处在愚昧残酷的封建专制的暗夜里。自此而后，中国才有了一系列前赴后继的革命和斗争；经过它的洗礼，才在这些革命和斗争中涌现出无数各种各样的人物。因此，怎样高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为过！
毛泽东和郭沫若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具体而言，正当五四运动处在高潮时，他们两人恰好又都不在北京，不在运动的漩涡中心。
毛泽东到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虽然在北京大学接触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闯将，结识了一些新进人物，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和熏染，但到1919年3月，即在五四青年学生爱国流行运动前夜，他因参与组织留法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然，他未能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但他参与组织的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和五四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总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青年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许多学生出国学习取经，也是为了探索救国求民的道理和途径。毛泽东自己没有出国，1919年4月6日，他在送走留法学生之后即回到了长沙。在长沙，传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他在长沙积极响应，联络同志打起“毋忘国耻，誓死反抗”的标语，在当地立即掀起爱国热潮。接着又发动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湘江评论》等，开展“驱张”（驱逐坐镇湘省的皖系军阀张敬尧）运动，创办文化书社，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为参加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这一切，充分表明他一直是站在新时代新潮流的最前列。
比较起毛泽东，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他是1914年抵达日本的，在东京高等预科学习之后，开始是学医，因生理缺陷（两耳重听），改而从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正处在苦闷探索的亢奋期。生活在日本的郭沫若，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深刻感受， 曾说自己当时“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与此同时，国内传来民情波动的消息，加在一起，使他情绪更难以抑制。此时的他，不仅想借文学为突破口，写作出奔腾呼号的作品，也和许多爱国留学生一道采取一些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国内爱国风暴。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刚过的6月，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夏社”主要活动就是广为搜集日本报刊上的侵略中国的言论，然后译成中文刻印出来寄往国内，以激起国人反帝爱国的热情。在“五四”时代气氛和精神的激发感召下，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一般喷突出来，在1919年冬和1920年上半年，出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后来回忆说：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创造十年》）这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不朽的名篇，如《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光海》等，都是这时写成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也是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同时，即1921年夏，郭沫若和几位思想爱好共同一致的伙伴，在日本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为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同时也是革命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时至此刻，毛泽东和郭沫若，一个韶山冲里的伢子，一个沙湾镇上的娃儿，通过各自的途径和通道，都成长为新时代的新青年，都正积极投入时代的潮流，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不过他们至此还互不相识，天各一方，没有任何交往。
他们还在等待时间和机会，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汇合握手。
有一种说法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和毛泽东即虽说不上开始交往却已有过接触。具体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他参加驱俄义勇队跑回国来，写诗明志，跑回来一看国内没什么动静，他就在北京转悠。杨昌济是日本留学监理，郭沫若就去杨家玩。杨家有一个年轻人来给他开门，开门之后默默就走了。待郭沫若和杨昌济谈话结束，这个年轻人好像听到一样，又赶快跑来开门，送郭出来，一句话都不讲。郭沫若说月亮之下，觉得那个人个子高高的，留着长头发。
后来郭沫若回忆说，那时候眼真拙啊，原来给他开门的人就是中共领袖毛润之啊。这就是郭沫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积极参与北伐，一下就官至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这时也跟毛润之有一面之缘。郭沫若回忆说有一天毛润之来要见张发奎，来到政治部，郭沫若就问“咦，你是毛润之吧？”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其实那个时候算是我（郭沫若）的上司了，但是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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