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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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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我们现在无从寻找材料证明，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还说过类似的话，只好说后来响遍全中国的豪迈口号“15年后赶超英国”（后来又改为“超英赶美”），大概最早就是由这里提出的。
但这决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
从必然性来说，毛泽东从年轻时代起就一直不停地在思考如何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这里说的“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既包括政治命运，当然也包括经济命运。
就是说，他要寻找出一条能够让中国人生活好的出路。一直到他1956年作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再到1957年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论述国内矛盾时，他都谈到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人民不断发展的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加快发展生产，向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资料，一直是困扰毛泽东并且萦怀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大问题。他用诗人的感情来理解和认识问题，一直反对像“小脚女人走路”，走一步，退两步；觉得像老牛破车那样，慢慢吞吞，是不行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只争朝夕”；要跃进，并且不是一般速度的跃进，而是要“大跃进”！他头脑发热，搞不清作诗和领导国家是两码事，他甚至不考虑（想不到也不去想）一不小心，把握不住，在全国范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会给全国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
“大跃进”的势头首先是从农业战线上掀起的。
还是在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建设纲领》中就公开提出了“大的跃进”的口号。社论说：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又再一次提出“大的跃进”：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7年12月6日，《新华日报》更是发表了一篇调子极高气势逼人的社论《要不要跳，能不能跳，敢不敢跳》，以激将的口气向读者说：
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地明摆着：我们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应该跳，也可能跳，问题是我们敢不敢跳。敢与不敢，在我们思想领域里，是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诚与否的对立。
这一下，必须大跃进，应该大跃进，敢于大跃进，只能是唯一的选择，除此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于是，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大跃进”的进军号，话说得更明确，更具体：
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语气是更确定，思想是更明确了。时间是“15年左右”，目标是“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再没有什么“可能”、“或者”之类的词语了，完全是确定无疑的词语，“超英赶美”，真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大跃进”，“高速度”，“超英赶美”……无论作为口号形式和思想内容，都称得上是宏伟豪迈的。这一些也很容易为中国的老百姓（包括那些文化程度低下的大众，甚至也包括一些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是因为，从总体说来，中国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高，对于科学知之甚少，懂得要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更少；而主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农民中的大多数也应该划归这一行列），小资产阶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主观偏激，喜欢幻想，心态浮躁。他们不喜欢踏踏实实做事，总希望一镢头就挖出个金娃娃。过了多少年穷日子，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生活现状，并没有什么不对，甚至应该说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些常识范围内的事，常常被人们遗忘，甚至还被当作保守落后的“右倾思想”来批判，这就不是值得肯定的了。
毛泽东自己当时就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经他一鼓吹，全国范围内就刮起了“大跃进”的狂风。一时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这一类唯意志论的“大话”就满处皆是，甚至被当作好的典型来提倡。毛泽东就十分欣赏“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样的“诗句”。曾说：“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过多谈论“大跃进”本身，因为那并不是本书要完成的任务。
我们在这里介绍了这些“大跃进”的情况，还是为了看到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关系和表现。
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郭沫若和毛泽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思想认识和真情实感方面的相投相契。
这两个方面，一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上的契合；另一就是关于“大跃进民歌”（简称“新民歌”）创作的看法。在这两方面，也可以说是在这两个问题上，郭沫若和毛泽东的观点和看法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和一致。（其中有郭沫若迎合毛泽东的一面，另一面，也和郭本人的诗人气质，喜爱夸张，从内心觉得正逢其时，正投所好，正是表现自己的时机有关）我们前已说到，毛泽东不但爱好诗歌，自己也作得一手好诗。因此，他也特别关心诗歌创作，并由此而及于整个文艺创作。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问题时，主张诗歌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他这样说，并不是一时对文学创作的即兴意见，而是有他浓厚的哲学基础的。纵观他一生革命经历，可以清楚看出他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都看得很重，并不想偏执于哪一方面（当然，从总体上说，他对浪漫主义还是有较深的感情）。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时，就曾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可见他不但不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二者是应该并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
根据毛泽东这一次关于诗歌创作的想法，周扬很快写了一篇谈新民歌的文章《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这篇文章中，周扬进一步阐述和明确了毛泽东的观点，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周扬在文艺问题上善于领会和发挥毛泽东的观点，因而也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就在周扬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即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再一次谈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次，话说得更加肯定，更加明确，对于全体文艺工作者来说，显然是一种导向。
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和热烈讨论。许多人结合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及当时已大量涌现的“大跃进”民歌发表文章，进行讨论。《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社论《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抱着无限的壮志雄心，充满共产主义精神，排除一切困难，以国家生活主人公的姿态，从事着豪迈的建设事业，只有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地表达出人民群众的这种英雄气概。”许多文章也说：我们是生活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生活本身就是长了翅膀的，只有用“两结合”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文艺，才能适应我们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
对于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郭沫若打心眼里拥护和高兴。无论从严格的意义或宽泛的角度看，他本人就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他创作的诗不必说，他创作的历史剧以至小说也都如此）。毛泽东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虽然也提出了现实主义，甚至从字面上看，现实主义还排在浪漫主义的前面，但事实上，或者说从总的精神看，显然是十分强调了浪漫主义的地位的。对此，郭沫若是当然更能体会到的。所以他听到毛泽东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便立刻明确表态，说：
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样一个创作方法，郭沫若不仅是停留在一般性的表态，而是结合毛泽东的诗词（特别是对于《蝶恋花·答李淑一》等浪漫主义十分明显的诗词）和自己的创作加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先后写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等文章阐明“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说“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从而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具有深远意义。他说：
主席提出这个创作方法，纠正了过去对浪漫主义偏颇的看法。我们是既承认革命的现实主义，又承认革命的浪漫主义，同时希望两者能更好的结合。这样，就使得艺术大解放，作家的思想大解放，破除很多清规戒律，避免可能发生的流弊和偏向。这样，就大大的有利作家的创作活动。
应该说，郭沫若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观点和看法，对于宣传、阐述毛泽东的意见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当然，“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当时的“大跃进”，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的局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谈特谈革命的浪漫主义，而比较冷落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大家谈论革命的浪漫主义，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一些脱离实际的夸大、幻想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合理想象混在一起，因而也就在客观上为虚假浮夸打开了绿灯，铺平了道路。对于“大跃进民歌”中一些消极成分的肯定和过高评价，就是证明。
“大跃进民歌”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其规模之大不但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恐怕以后也未必可能出现，完全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在这次群众诗歌创作运动中，当然也出现了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诗歌作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诚挚的愿望和高扬的热情，以文艺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时代。但，毋庸讳言，这些民歌（包括这一次大的诗歌创作运动）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点。而这些问题和缺点也正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和缺点。
“大跃进民歌”实际上是从1957冬到1958春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兴修水利时开始涌现的。当时各地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兴修水利，创造了过去农民小生产时意想不到的奇迹，使农民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从而在激发起他们向自然进军的热情的同时，也激发起了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们歌颂集体的劳动，歌颂劳动的集体，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发现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他们诗歌创作的热情。他对当时已经广为流行的民歌十分重视，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在他的号召和指示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大规模搜集全国民歌》（1958年4月14日）、《要抓紧领导群众文艺工作》（1958年7月3日）和《加强民间文艺工作》（1958年8月2日），由此可见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在此情况下，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激发起民歌创作的巨大热情；反过来，大跃进民歌创作又激励着全国工业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的生产热情。一时间，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热气腾腾，热浪滚滚，民歌创作也就铺天盖地。有些地方行动唯恐不快，宣传唯恐不力，甚至大搞赛诗会，大摆诗擂台，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个个是作家，人人是诗人”。当时民歌创作真是成了“诗的海洋”。
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当然是十分兴奋的。他认为从那些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领袖以及表现工人农民生产热情的诗歌中，可以看到民心、民气，可以看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怎样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也看到自己在人民群众中是享有怎样高的威信。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头脑发热，还是对一些做法有所保留，存有疑问。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报道人人都写诗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不过，从总体上说，他还是对这样的群众诗歌运动持肯定态度的，他一再对周围的人说：“从民歌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毛泽东自己也写了两首气壮山河的诗，即《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这二首诗前有短短数十字的前言，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诗两首真实地表现了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是怎样关心人民的疾苦，萦怀人民的命运。他为受血吸虫病害的人民痛心，又为他们消灭病害无限欣慰。毫无疑问，两首诗表现了领袖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是激动人心的好诗。这两首诗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主义手法，稍通一点艺术的人也都充分肯定，作出很高的评价。无论是谁，不能把它们和当时一般的大跃进民歌相比，更不应该把它们和大跃进民歌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的这两首诗，特别是其中第二首，有一些诗句，如“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等，或多或少是夸大了人的主观力量。
这样说，不能算是苛求。
我们知道，毛泽东写诗，喜欢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在他的诗里，不乏一些豪迈雄伟的诗句。诸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沁园春·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特别是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对于昆仑山，唱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在《沁园春·雪》中，唱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甚至在大家公认为革命浪漫主义表现得最好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通篇天上地下，思绪飞扬。但我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有特定的指代和意境，并不完全是随心所欲，表现出不受任何约束的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若仔细推敲和研究，还是可以看出它们和《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有些诗句是有所不同的。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是在这两首诗中或多或少也留下了一点当时“大跃进”时代的印痕。
面对如海洋一样广阔如海洋一样丰富的“大跃进民歌”，郭沫若当然地更是极为兴奋。且不说他十分清楚，大跃进民歌是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的；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由大跃进民歌作出了实践的印证。而且，他尤其作为一个诗人，并且是浪漫主义诗人，面对如此空前的群众性的诗歌运动，他怎能不雀跃，不激动！
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子里，郭沫若亲自率领文艺家到张家口专区参观访问，深入到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张家口市等地体验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受到各地大跃进气势所启发”，也写了好多首大跃进民歌一样的诗作，用典型的大跃进的词语做了一个总题《遍地皆诗写不赢》。以后又写了《跨上火箭篇》和《长春行》等，诗中甚至不乏诸如“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一类不但内容虚假浮夸而且诗句粗糙乏味的所谓“诗句”。后来，他又和周扬在全国大跃进民歌的基础上，合作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他在这本歌谣集的《编者的话》中，对大跃进民歌作了极高的评价。说：
……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诗言志，歌永言”。这些新民歌正是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要与天公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他们唾弃一切妨碍他们前进的旧传统、旧习惯。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这是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中国人民的欢乐之歌，勇敢之歌。他们歌颂祖国，歌颂自己的党和领袖；他们歌唱新生活，歌唱劳动和斗争中的英雄主义，歌唱他们对于更美好的未来的向往。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历史将要证明，新民歌对新诗的发展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他在为新民歌集《大跃进之歌》所作的序中也赞叹道：
6亿人民仿佛都是诗人，创造力的大解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气势磅礴，空前未有。
同时，他还就当时的诗歌创作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社问，他认为“大跃进”
以来所出现的歌谣，即新民歌，它的形式是会发展的，它的精神会成为主流。
现在，“大跃进”的年代和“大跃进民歌”都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历史已经证明，虽然对于“大跃进”的主观愿望以及勇于奋斗的精神不可完全抹杀，对于“大跃进民歌”也要一分为二，分清其积极向上的情感因素，扬弃其虚假浮夸的成分。但事实表明，大跃进对全国人民是一次大灾难。而由于当时“左”倾思想主观主义盛行对于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新民歌”也就不可能避免这方面的影响，表现出太多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以主观代替客观，以幻想代替现实，把生活的假象看作生活的真实，用狂热和虚夸来取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缺点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应以为鉴的。
●二、“毛泽东的第一解诗人”
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也更显密切的是对于他们自己诗作的切磋琢磨。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诗人。诗，为他们提供了密切交往的基础。
他们在一起交谈诗学，切磋诗艺；在诗学中论时事，谈社会，又在人生万象和世间哲理中寻找和发掘艺术真谛，而更多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琢磨、诠释和讲解。
这一切，也为政界和文艺界留下了趣谈和佳话。
前已说过，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一首诗（词）是他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发表的时间是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刚刚结束。当时重庆的《新民报·晚刊》发表是根据传抄，并未得到作者的同意。但诗既刊出，一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人们由此开始认识到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原来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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