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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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有“戟”，下句有“兵”，然内容仍不甚协调，不能说是妙对。

　　另外还有一部分诗词句并举的集联，一般也说得过去。如：

　　喜看稻菽千重浪；寥廓江天万里霜。

　　上句集自《七律·到韶山》，下句却集自词《采桑子·重阳》。上联写的夏天，下句写的是秋天，不免显得强对。

　　集诗词句，节奏不尽相同，内容不够关联，虽能表现出一些别样韵味，终未达美妙隽永境界。这样的组合，我们还可以寻出一些：

　　长空雁叫霜晨月；万水千山只等闲。

　　此联上句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句却集自诗《七律·长征》。两句情景意境均不同，上下对联，就只能说有些勉强了。

　　另一联：

　　冷眼向洋看世界；西风落叶下长安。

　　上联集自《七律·登庐山》，下句却集自《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应该说，这两句合组，原作者毛泽东的本意还是得以体现的。从中表达了一种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但艺术上不免显得生硬拼凑。另一些联：

　　长空雁叫霜晨月；大渡桥横铁索寒。

　　此上联集自词作《忆秦娥·娄山关》，下联集自诗《七律·长征》。这两首诗词，写于同一年，情境颇有相似之处，因而从内容看还是较为切合的。再一联：

　　换了人间，百万工农齐踊跃；

　　　　太平世界，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副联的四句，分别集自不同的四首诗词。

　　　　上联前半，集自《浪淘沙·北戴河》：“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后半集自《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下联前半集自《念奴娇·昆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后半从诗《七律·送瘟神》里集出。

　　　　这副联里的句子，虽得自几个不同时代，可经过集联者巧妙构思，将当时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展示了出来，还可称生动熨帖。

　　至于像如下集联：

　　北国风光，原驰蜡象；乌蒙磅礴，路隘林深。

　　此上联集自《沁园春·雪》中先后两句，下联上半集自《七律·长征》“乌蒙磅礴走泥丸”，下半集自《如梦令·元旦》中“路隘林深苔滑”一句。由于各句均为写景状物，时空跨越又较大，虽然能给人一些起伏跌宕的感受，景致境界颇为奇崛，但也不免有堆砌词组叠床架屋之嫌。

　　从这些集联中可以看出，郭沫若不仅对毛泽东的诗词十分爱好，更对诗词作者有深厚感情。因为郭沫若实际成为诠释讲解毛泽东诗词“第一人”，他集的这些联句，不但在文学艺术界，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影响。



　　第八章　迎合又不全然迎合

　　学术和政治，原本应该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而，世上事往往又很难简单一分两开，而时时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纷繁复杂的情况。更何况政治和学术有时相互交错，相互借力，即政治往往会借学术（更不用说通过文学艺术）施展、扩大影响，学术又免不了要为一定政治服务，甚至附属于政治。因此，通常它们二者很难完全切割。然而，我们又不能因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完全无视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将二者混为一谈，那反而会混淆、搅乱二者的关系，既于政治有损，更对学术无利。下面要说的几起郭沫若和毛泽东有关学术方面的争议、讨论，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一、为曹操翻案

　　曹操不但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人民大众十分熟悉的人物。不过，他一直是一个“反面形象”，“白脸曹操”，“一代奸雄”，几乎没有人对他有什么好感。（当然，真正治史者对曹操也有肯定的一面）没想到郭沫若突然出面要为曹操翻案。

　　1959年初，郭沫若先是写了一篇文章《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文章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3月23日的《人民日报》更发表了郭沫若写的《替曹操翻案》一文，直接明确提出要为曹操翻案。

　　与此同时，他还以蔡文姬归汉为题材创作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不久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开演出。剧中不但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还通过一些生动细节表现了曹操俭朴的生活作风和人格品德。一时间，史学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反响，翦伯赞也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站出来加以呼应。由此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

　　在《替曹操翻案》一文中，郭沫若为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引用了毛泽东于1957年发表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

　　比起《为曹操翻案》这样的学术文章，历史剧《蔡文姬》（更通过演出面向广大观众），就不仅在学术界，在知识分子中，更在广大读者观众中产生更大更深更远的影响。由于郭沫若是创作历史剧的高手，加之当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演，以着名女演员朱琳为首的演出班子十分强大，演出时的北京实可谓盛况空前，简直是到了“人人争唱‘十八拍’（实际是带有昆曲味的剧终曲《重睹芳华》），到处谈说蔡文姬”的地步。

　　《蔡文姬》一剧，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剧中不可避免要写曹操，但无论如何应该说蔡文姬是主角。郭沫若在为出版该剧作序中却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因此，他在剧中写曹操就用了浓重的笔墨，把曹操塑造成一个十分正面高大的形象。对于曹操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郭沫若认为确是曹操的错误，但又说“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他还在剧中写了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为此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作者还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　“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厉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丁。”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该剧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时，还有一段对当年曹操“屯田”称赞。剧中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剧中最后一幕原有一曲《贺圣朝》，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总之　，《蔡文姬》一剧，除了女主人公蔡文姬为公为家（父女、夫妻、儿女）缠绵悱恻之情深深打动读者和观众，曹操也以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领袖人物，印象极深。

　　郭沫若此时为什么想到为曹操翻案？特别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来不停的思想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突然想到为曹操翻案？他不怕被指责为帝王将相“评功摆好”，“宣扬封建思想”吗？当时知识界确有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有什么来头，有人甚至还为他捏一把汗。后来看来（其实当时也有人略知内情，且郭的来头也慢慢为人所知），这些茫然和忧虑都属多余。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动作之大，确实是大有来头。那就是风从高层来，且吹之已久。

　　原来毛泽东对曹操一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早就想为曹操翻案。

　　还在1952年，毛泽东在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

　　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由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恰恰毛泽东并不想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一有机会总会流露或公开说出自己的看法，只不过他不是着书立说，而是通过一些讲话报告或批示表达。

　　例如1957年4月10日，他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招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

　　　　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毛泽东对曹操的看法是正面的，肯定的，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郭沫若对此当然完全知道（何况毛泽东还曾在莫斯科亲自找他谈论曹操）。因此他为此着文写戏，积极响应。要说这是迎合媚上，御用作文，也无不可。虽然在那时，还未到“文革”时期那样对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当成“圣旨”，　“一句顶一万句”，“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但毕竟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在意识形态领域树起了最高权威（那时尚不到“绝对权威”），他的话可以号令全国。他说出一些看法，人们都会努力理解，积极响应。此时此刻，作为文化界（学术界，文学艺术界）领军人物的郭沫若，能不有所表示，积极贯彻执行吗？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历史地理智地回望过去，就不应简单地把郭沫若随着毛泽东的调子说了话，做了文章写了戏，就说郭沫若是“应声虫”，“跟屁虫”，“溜须拍马”。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首先，这并不全是政治问题，而也是一个带学术性的问题。政治人物（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也可以就学术问题发表意见。当然事实上，毛对任何问题都毫无顾忌，为所欲言，谁也管不着他，他不许别人发言的事则不胜枚举。其次，毛泽东就曹操问题发的言，即肯定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并无错误，没有什么不对。现如今，不要说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翻案，对康熙雍正乾隆这样骄奢淫逸的皇帝老倌“重新评价”，实为极力赞颂，大加美化，都无不可，甚至对西门庆这类乌龟王八蛋翻案，都没问题，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又算得了什么事呢？再次，如果说因为是毛泽东说话，郭沫若不应该跟进，这于理也说不过去。事实上毛泽东对许多问题都说过话，发表过看法。别的不说，单说鲁迅，他就说了不少，作了很高评价。多年来不少人跟在后面加以阐述，加以发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近年也有人加以“反思”），为什么郭沫若就不能在曹操问题上，呼应毛的看法，着文写戏阐释演义毛的主张呢？不吭声，反对，才是最好的态度吗？这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是的，郭沫若这一次确有些“应声”“迎合”　，但也不应该笼而统之，概而论之。有意思的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曾陪同出席蒋介石的一次公开演讲，因蒋的声音太小，台下听不见（当时没有麦克风之类先进科技），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即手持铁皮制的喇叭大声重复蒋的每一句话，后来他戏称自己真正是做了“党的喇叭”。但这一次，虽然是响应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但毕竟是一个学术问题，和那次做蒋介石的喇叭并不相同。特别是，他创作《蔡文姬》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融入了自己的命运和情绪。他自己就说：“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剧中情结“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也正因此，戏剧的演出取得巨大的效果。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或低估。当然，戏中有些写曹操的地方显得牵强生硬，过于联系现实，太着眼为政治服务，确实不可取。

　　●二、《兰亭序》真伪问题引发的“官司”

　　郭沫若在忙于政务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余，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还保持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他以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为文艺界和学术界贡献出一些新的成果，给人们带来一次次惊喜，除上述有着“迎合”色彩的“为曹操翻案”外，还有一些并不能看作迎合和紧跟的，这就是1965年提出《兰亭序》帖并非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而是别人依托的见解；还有即下一节要说到的《李白与杜甫》着作。此二者，和毛泽东也多少有些关系。

　　关于《兰亭序》帖的真伪问题，因为有毛泽东的介入，其中还有些动人的情节，故有必要在这里用一些笔墨作一番叙说。

　　《兰亭序》帖又名《兰亭宴集序》帖，是我国古代着名的行书字帖，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极为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行书”，传为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所写。唐代何延之在《兰亭记》中对它有这样的介绍：

　　（《兰亭序》）逸少（按：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按：即羲之，因羲之官至右军将军，故名）蝉聊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暮春3月3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徽、操之等41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所无。

　　所记如亲历者见。不过相传原本被爱好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得，认为堪称王羲之书法之冠，遂令人临摹了许多副本，真迹为其死后陪葬于昭陵。后人见到的《兰亭序》帖，皆为临本摹本。

　　《兰亭序》贴摹本以冯承素本被公认为最近原作。全篇凡28行324字，写来从容不迫，气韵生动，雄秀兼蓄，文情并茂，真让人感到达到心手合一的高度境界。

　　除摹本外，唐初的虞（世南）、欧（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书法大家也都有临本传世。但后人评论说：“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去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