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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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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央文件在党内逐级传达，并通过报纸和新闻广播等把它的内容公布到全社会。由此，毛泽东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在全国蔓延。于是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夜之间，几乎席卷全国。一时间，真正是天下大乱。
有些人感到有些不解，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林彪说得更赤裸裸，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就是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郭沫若开始感到矛盾、痛苦，感到疑惑不解和无所适从了。他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可又不得不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已有言在先，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既然如此，郭沫若还有什么话说，又还能够作出什么别的选择呢？
此时，已经有些大学生开始贴批判郭沫若的大字报了。
郭沫若虽可谓“身经百战”，大风浪里行过船，可眼前这样的场面还真是第一次。这一次，真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大潮大涌。
周恩来知道了有人贴郭沫若大字报的情况，十分关切，十分着急，立即把郭沫若列入应当保护的一批干部名单之中，并送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很快批准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眼里，“郭老”还是革命的！他既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绝对是“学术权威”，可还戴不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且运动开始时也很积极，表过态要“烧书”，这样的同志和老朋友是应该保护一下的！
就这样，郭沫若在运动高潮期才免除了批斗之苦。
为了报答毛泽东周恩来对自己的保护，郭沫若此时只有要求自己更好地支持和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努力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这一点。
7月4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郭沫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各国作家都不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惶惶然，到处乱糟糟，中国要搞“文化大革命”。何谓“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干脆要“革”一切文化的命？郭沫若这样的中国大作家要烧自己的书，还开什么“作家会议”？……一连串的问题在到会的亚非作家们头脑中盘旋。
其实，何尝是这些外国作家，国内的作家以至所有文化人头脑里谁没有这样一连串问题？
郭沫若感到有必要把问题说清楚，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作一些解释。
他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上向与会的各国作家阐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同时对自己说过“烧书”的意思作了说明。他说：“……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我这番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它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两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我检讨了我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感的升华，完全是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正常的事……”
我们现在也很难体认郭沫若说这番话时的真实心情。国外当然有“反华势力”，“反动派”要“反华”，都不值得奇怪。但是，当时国际上很多人包括一些亲华的朋友对中国搞“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郭沫若说的要“烧书”，简直感到惊讶。历史上只有两次着名的“烧书”，一次是中国古代的秦始皇，另一次则是现代德国的希特勒。这都是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为敌，是极野蛮极残暴的行为。难道今天的中国还要重演这一幕历史吗？郭沫若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究竟会搞成什么样子，自己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是，他不能不站出来说话，替共产党和毛泽东做一番解释。对此，尽管这些话，不免带有饰非的成分，而且也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不过可以说，郭沫若在主观上是想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正面解释的。
以郭沫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连毛泽东都要借重他，江青就更对郭沫若寄予不小希望。
当时，由于江青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群众很有意见。江青就想在文艺界找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帮她。老奸巨滑的康生就给江青出主意说：“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只有郭沫若了。”江青听了康生的意见，就想聘请郭沫若担任“样板戏”的顾问，请他帮助修改“样板戏”。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
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江青何许人也？在当时，她真是权重一时，炙手可热。她居然如此对待郭沫若，别人对郭沫若能不更加刮目相看吗？
然而，郭沫若还是有些“迂”，有些不识抬举。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没有领这位第一夫人、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情，既没有当顾问、改剧本，也没有搬房子。这样，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江青看来，郭沫若这“老头儿”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该对他“修理修理”了。
1967年5月25日，江青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为由，在《人民日报》上以《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为题，发表毛泽东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话，被有意删去。这删节是否经过毛的同意，郭沫若不得而知，又不好打听。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删削的份量。这显然是一种态度，一个信号。这可以理解是在暗示公众：
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联想到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专栏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真正是天大的笑话！）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郭沫若明白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为了自保，他感到迫切需要表白自己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
10天后，即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举办讨论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当时正风头正盛的“文革”成员、小爬虫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诗是这样的：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哪里是“诗”！这哪里是郭沫若这样的大诗人老诗人做的“诗”！
这纯粹是一篇俗不可耐的阿谀逢迎之词！
我们可以想见，郭沫若在朗诵这首“诗”时，内心不应该是充满激情而是充满痛苦，脸上堆着微笑眼里却闪着泪花。是的，我们今天可以很轻松、很随便地批评郭沫若，说他太不值。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想到周围是多大的政治压力，并多多少少替郭沫若设身处地想一下，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对江青一伙表示愤慨，诅咒他们，斥责他们吗？
●二、批林批孔，厄运难逃
问题是，尽管郭沫若如此“紧跟”，如此表示要“积极认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但还是不能完全逃脱挨批挨整的命运。
这不是郭沫若一个人如此。当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头百姓，即便是主观上想“紧跟形势”，“自我革命”，也还是躲不过别人来“革”自己的“命”。
这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进到后期，在闹腾了一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失败于9月13日仓惶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这不但令全国人民以至世界各国人民感到惊讶和迷惑，也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震动，陷入痛苦和失望之中。
毛泽东为了从林彪事件造成的被动中摆脱出来，也为了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不得不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结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多，江青一伙又气焰嚣张，毛泽东深深陷入了这一历史错误，已经欲罢不能。尽管他也在政策上、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因整个调整工作并未离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因此，事情不可能从根本上向好的方面起转变。
“9·13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领导人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等人搞乱了的各条战线，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开展，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怀疑也在加深。
对此，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始终认为，林彪事件只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性问题。他仍然从自己原有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要抢班夺权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和结果。林彪事件不是说明“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恰好证明了他所说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搞“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错误可以纠正，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容怀疑，不容否定。这样，江青等人的活动就仍然可以通行无阻，最后导致了由批极左变而为批极右，并把“批林整风”变成了“批林批孔”。
“批林整风”变而为“批林批孔”，还有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原因。这就是“9·13事件”后，江青等人在收集林彪罪证时，从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找到一些日记、题词和条幅，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词句。譬如林彪亲笔书写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既受于天，又受于人”等等；又从林彪儿子林立果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看到了他们攻击毛泽东的言论，诸如“实际上他已经成了当代的秦始皇”，“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52”等等。江青一伙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并总结了一句话，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又说：“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子）反法（家）’的。”
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等人立即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以此为尚方宝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他们的意图，是以批孔为名，批“周公”，批宰相，反对和破坏周恩来等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努力。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不批林，假批孔，而用“评法批儒”来借题发挥，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一次，郭沫若虽然说不上是首当其冲，却也正好吃足了“挂落儿”。原因无它，一是他过去说过孔子的好话，骂过秦始皇，属于“尊孔”“抑法”派；二是他和周恩来多年的交情，建国以来更是关系密切。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只是郭沫若万万想不到，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年中，或积极表态，或藏头缩尾，结果还是逃不过厄运，不得不再遭受一次更大的折磨。
说郭沫若“尊孔”“抑法”，事还得从抗战时期说起。
当时，郭沫若连着写了十篇评述先秦诸子意识形态的学术文章（它们分别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最后结集成一本学术着作《十批判书》。这里“批判”并不是后来人们习惯理解的“批评”、“否定”，带有明显的贬义，而是“研究”、“评述”的意思。《十批判书》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初版，1954年人民出版社改排出版，1959年和1961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再版。
在《孔墨的批判》一文里，郭沫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孔子的政治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他“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并称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一边的。他对于孔子学说中关于“仁”的思想非常看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阐释孔子的主张“仁”，就是要求每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的。显然，这里也加进去了郭沫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
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郭沫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肯定秦始皇（秦王政）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对于他施行的暴政也作了尖锐的批判，其中特别是对他焚书坑儒、思想禁锢，乐以刑杀为威等极权主义暴政和穷奢极乐的纵欲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由于他当时有意将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所以一些批判用语都若有所指，让人深受感悟。如文中有这样一些话：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他（指丞相李斯）这建议（指焚书）得到始皇的认可，或许早已授意于他而让他出来当号筒，结果是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所没有烧的就只有博士官所职和医药卜筮种树诸书而已。……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坑儒……起因是方士侯生、卢生等骗了始皇几年，畏罪潜逃，始皇发觉了便恼羞成怒。……于是他叫御史把咸阳诸生通同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始皇便亲自圈了“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都把他们在咸阳活埋了。由这经过来看，是因方士的逃跑而牵怒到儒生，方士逃了而儒生则被坑了。……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下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这三派的思想在他一身之中结合起来成为了一个奇妙的结晶体。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这些话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显然和当时“批林批孔”的思想精神相悖。
这就使郭沫若处在了极为不利的地位。
郭沫若骂秦始皇，其实不是自写《十批判书》始。早在1920年，他就写了一首题为《大地的号》的散文诗。诗中说到自己连续几晚都听到地底有号啕痛哭的声音：“我痛苦呀！我痛苦呀！我被你们一大群没多大野心的小民贼儿蹂躏着，蹂躏得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不信我同类当中便莫有陈涉、吴广第二出现！”以“陈涉、吴广”来表明人民的寄托，“小民贼”自然就是指暴虐的秦始皇之类的爪牙了。显然作者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来看待秦末的那段历史，来反对秦王朝的暴政的。后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又创作了诗歌《我想起了陈涉吴广》。诗中借古喻今，以古代陈涉、吴广比喻“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以“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比喻蒋介石新军阀的罪恶统治。作者仍然是把秦始皇作为暴虐的统治者。
不过，郭沫若虽然在文学上，从感情上是骂秦始皇，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并不是对秦始皇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还是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在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时，即对秦始皇有着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在1928年10月底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以西周与东周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的分期线。这样，就把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肯定了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了。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话：
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
不过，即使如此，郭沫若在肯定秦始皇统一全国、完成封建制的功绩的同时，还是指出他企图维持万世一系的专制统治是酿成陈涉、吴广农民起义爆发并促使秦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也许因为毕竟郭沫若是知识分子，由于文人“情结”，他无论如何不能忘怀，也不能原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秦始皇的这一罪行，且以此斥责现实中的暴君。如就在他写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进行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许多进步的和革命的文化人被囚禁，被戮杀，进步的书刊遭严禁，书店被封闭。郭沫若虽亡命海外，仍不忘对这种“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进行抨击。
当时，他就写了一篇讽喻现实的小说《秦始皇将死》，作品借秦始皇临终时类似忏悔的话，对焚书坑儒的暴行，作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咳，最该死的要算是我的焚书坑儒，我烧毁了百家的书，一次活埋了460多人，我想来统一思想，其实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统一得起来的呢？”这一句话，说得实在好，实在深刻！不过，这哪里是秦始皇认识得到，能够说出的话？这不明明白白是郭沫若对暴秦的批判吗！
郭沫若关于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在秦汉之际的说法，一直到1950年4月他写的《中国奴隶社会》一文时，仍然是维持着的。但不久，他发现这个断案的史实根据很不充分，对于材料的分析也做得太粗糙。因为秦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而且也在从事生产，但并不是生产的主流，生产的主流已是农业上的租佃制了。
因此，他在1952年写的《奴隶制时代》一文中，把我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改定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又成了崭新的封建制的建立者了。故他在1956年校阅《高渐离》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是“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并且，他也趁校阅剧本的机会，把剧中“过分毁蔑秦始皇的地方”，作了一些删改。
到了1961年，由于受毛泽东的影响，郭沫若对于秦始皇的态度，可以说有了更大的改变。这时，在他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的《论秦始皇》一节中，他竟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一些辩解。他说：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对秦始皇看法的一大转变。据他自己说，他的关于历史分期看法的几次改变，是从毛泽东关于在复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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