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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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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法，乍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颇为有声有色，可惜并无根据，而且认真考察就会发现与事实严重相悖。以第一种说法看，首先，日俄战争是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时间是1904—1905年间，以沙皇俄国的失败告终。此时无论是毛泽东或郭沫若都还没有离开家乡，郭沫若是1913年才初出夔门，而毛泽东是1918年才走出湘省来到北京的。早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时，毛、郭怎能在北京见面，毛泽东为郭沫若开门更是从何谈起？其次，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确曾因爱国抗日返回国内一次，那是1915年5月间，因日本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出于愤怒，一些留日学生回到上海，数日后即返回日本。郭沫若既未去北京，毛泽东此时也未到北京，在杨家开门见面之事岂不也是子虚乌有吗？
再以第二种说法看，郭沫若在广州投身革命参加北伐，一开始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长，旋于大军出征之后才任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即便在广州时郭沫若是政治部主任，身为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要见张发奎，也不至于要到政治部找郭沫若开介绍信。这应该是基本规矩和基本常识。至于毛泽东到张发奎驻地要见张，张因睡觉未见，更是天马行空，信口开河。时张发奎虽为第四军第12师师长，军营重地，北伐在即，也不至于如此摆架子，耍大牌。这样描述，颇像说书，生动倒也生动，只不过仅能让人一乐，实不足信。
第二章 交往的开始
●一、中国的“莫斯科”
“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这是郭沫若对于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的时局和人心的一种描述和看法。
其实，又何尝只是郭沫若这样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一些有着革命要求的青年也这样看。
在反动的军阀势力以北京作为大本营，顽固地盘据着中国广大的土地的时候，北京知识界和青年们就都持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光明的南方，黑暗的北方。这“南方”，就是指以广州为中心的南中国。
说广州是中国的“莫斯科”，当然不是指它的文化氛围或城市历史、城市地位。
那时，莫斯科已经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首都，她已成为红色革命的苏联的象征。当时的广州虽然不是中国的第一都市，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为革命力量的聚集和酝酿，她显然已成为国内革命的中心。可以说她既是每一个怀有先进社会理想的人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也是所有企图剿灭革命的反动者所惧怕和痛恨的地方。
广州的春天，繁花似锦；即便是在冬天，北国一片肃杀气象，这里也温暖如春。
木棉花开红似火，英雄树盖翠欲滴。不过，这都不是它成为“革命策源地”的理由和原因。
之所以说广州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辛亥革命的发动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广东人，长期以这里为活动基地，在这里积蓄了相对厚实的革命力量。经过二次革命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孙中山先生还是选择了广州作为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地点，首次在这里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在这里，新的革命力量开始聚集并发展壮大，为经受着辛亥革命挫折的人们创造新的希望。
而这一局势的形成，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并没有发生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也还在发生着不停的冲突和反复。时局像一团拨不开的云雾，笼罩着中国大地，也笼罩住人们的心。当时的中国真像一个发育不良的幼儿，正步履蹒跚地要走完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在这个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但“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语）也让人们“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鲁迅语）于是中国的革命者和先进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调整自己创导的主义，推行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由此也可以说是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
事实也迫使人不能不考虑辛亥革命以来的情况：政局的混乱，经济的凋敝，尤其是北方军阀的连年混战，这一切使得中国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哀鸿遍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更为鲜明和彻底的姿态参与并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使得更多的人们更深切地认识了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五四运动总体说来乃是一次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要想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没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不行，而只有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也还是不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革命的规律和真理。作为革命的行动家和实践家，孙中山先生除了继续组织力量再行发动新的革命，此外不可能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地准备着北伐，希望维护革命的成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他经历了屡次的失败和挫折，几乎是在绝望之中，看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在认真思考和总结之后，毅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他本人及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中国共产党才刚刚诞生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不够成熟，但毕竟代表着先进的力量，也承载着广大人民的期望。从这次代表大会开始，国共两党形成了团结的力量，并且加强了对群众的组织工作。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讲习班，就成为了革命骨干的摇篮，而广东地区也就成为了公认的革命的策源地。
热气腾腾的广州“革命策源地”，既是由处在这里的革命力量所造成，又反转过来吸引着其他各地的革命者和热血青年。且一批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恽代英、林伯渠、毛泽东等就聚集在这里；而一些着名的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来，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郁达夫、鲁迅等人。这样一来，广州一时成为人才荟萃、革命氛围热烈的处所。它有如一束亮丽的阳光，穿透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给人们带来无尽的喜悦和希望。而一些革命精英也正是在这里结识，开始了他们的交往和友谊。
●二、南方的风
广州市区的中心，有一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的旧建筑——番禺宫，这是经历了多少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心目中十分神圣的地方——学宫。
番禺宫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到现在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它和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拥有的学宫基本相似，并无太大不同：绿树掩映，水流环绕，馆舍清幽。这在繁嚣的市区，是一个难得觅到的处所。特别是那一弯细流，从墙外流到馆内，在前院蓄成一泓清水，就是学宫特有的泮池。据说这是由春秋时期就传下来的规矩。《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泮水，即指鲁僖公所修的学宫，因为宫中有泮水，所以学舍亦称泮宫；又因芹和藻都是泮水中的水草，所以后世也把入学说成“芹藻”或曰“入泮”。
在泮池的中间，架有一座石拱桥，跨过石拱桥是九行并排的花岗岩石板铺成的道路，直通宽敞的大成门。过了大成门，便是一片草木葱郁的大院，宏伟壮观的大成殿就坐北朝南屹立在由花岗岩砌成的台基上。沿大成殿两侧的通道往后走，还有一处崇圣殿，它比大成殿虽然显得要小，但规模也相当可观，足可以安排很好的用场。
不过，番禺宫和别处的学宫也有了些不同，便是它那用花岗岩雕琢的大门以及用巨大石材垒起的墙体和廊庑，不像许多地方那样多为青砖灰瓦木门木柱，因而也就显得比较粗犷，甚至可以说有些雄伟。还有便是那开阔的间隔，不像别处那样将间隔封成斗室，因而也就显得十分开朗明亮。
然而，这一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番禺宫不再像封建时代那样显示出它的神圣高贵，也不再是民国以来那样因为科举学制的改变而显得冷冷清清。大成门也被充分地利用了起来，东西两侧被木板间隔成房间，两侧的耳房也成了或住人或办公的处所。大成殿更被利用作讲课的教室，墙上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大柱上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革命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等标语。昔日的清幽已经完全被革命的氛围所取代了。
现在的番禺宫又成为了一所学校，不过它是一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校。进出这里的不再是一些文弱书生，而是一色庄稼汉出身的革命者。
这就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发生过重要作用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而这个讲习所的负责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的着名共产党人的毛润之——毛泽东。
这时的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次来到广州。早在1924年1 月，他就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许多同志们一道来广州参加了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到上海、湖南等地从事党务和农民工作。这一次，他是参加1926年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因为组织的决定，他于会后留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会被留下并被选中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呢？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包括“扶助工农”，即表明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在整个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自那以后，由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先后在广州举办了五届农民讲习所。不过，这几届农讲所主要是招收两广地区的学员，虽后来也招收了一部分湖南湖北以及福建的学员，总的说来规模都不算很大。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领导层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获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为进一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并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决定扩大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番禺宫为讲习所所址，并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之所以确定毛泽东为讲习所所长，则是因为他在当时被公认为对农民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并有丰富的实践。
毛泽东的确对中国农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可以说在当时革命党人中，他是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一人。他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5年春，他即从上海回到了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他的家乡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他始终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广泛的基础力量，要进行革命，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农民运动的成功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而在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渗透和军阀地主的剥削，农村的状况是相当悲惨的，农民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中国的广大农村是一片焦渴的土地，只待革命的“星星之火”，就能升腾起斗争的烈焰。
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不都和他一样认识。特别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民党人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虽然提出了以“耕者有其田”为实际内容的“平均地权”的政策办法，但是没有采取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斗争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在韶山创办了农民夜校，一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发动和组织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开展各式各样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地调查和了解农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听取农民的要求，总结农民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
1926年广州的春天，白天的气温虽然宜人，晚上，毛泽东一人躺在板床上，番禺宫的间隔正面空空荡荡，办公室兼卧室实际上相当于过道和走廊，薄被拥身不免有一丝凉意。
紧张的一天过去后，学员们陆续进入了梦乡。讲习所大院里显得肃静空廓。毛泽东的脑海里，自然涌现出在韶山冲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形，耳边又响起农民的诉苦声：
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伴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
这声音在他耳边回响，拂之不开，驱之不去。
毛泽东陷入了深思。
是的，这声音又何止是韶山冲老乡苦难生活的写照？全国农民不都是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不行！不行！
“红旗卷起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有压迫就要有反抗，中国农民，不，何止是中国农民，全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反抗“三把刀”，推倒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鲁迅刚不久（1925年4月）发表的杂文《灯下漫笔》，其中一些话说得是何其好啊，他说：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得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又说：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完全同意鲁迅的这些观点的。他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怎样动员起广大农民，动员起全国有理想有热血的革命青年，来“扫荡”“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具体地说，在目前，就是怎样办好讲习所。他要把自己在湖南等地积累和总结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和经验，尽快运用到现在的实际斗争中去，培养出一批全国的农运干部，让他们到革命的大风浪中去搏击，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发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这时的毛泽东，“恰同学少年”，正意气风发，浑身精力全部扑在了农讲所的工作上。
为了办好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多方筹划，工作十分繁忙。
他不仅要负责讲习所的全面工作，还要亲自为学员们讲课。
他讲授的三门课程是：《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其中《中国农民问题》为23课时，为农讲所各门课程中课时最多的一门，也可以说是一门主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既重视讲习所的教学工作，又重视引导学员对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和研究。
与此同时，他还特别重视教员在整个讲习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讲习所聘请了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内一些着名的人物如林祖涵（伯渠）、张太雷、萧楚女、邓中夏、周恩来、高语罕以及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为讲习所教员。这在当时，对提高讲习所教学水平、教学质量以及扩大讲习所的影响，发生了重大作用。
总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的到来，毛泽东殚精竭虑，决心让这位处南国的广州刮起一场革命的风，以便让它能够吹向北方，吹遍全中国。
●三、诗人郭沫若投身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也来到了广州。
郭沫若此时所以到广州，起因是瞿秋白的推荐。
当时的瞿秋白不但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员闯将，还是一名重要的共产党人。他曾以最早写出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学报告《赤都心史》和《饿乡纪程》闻名文化界。他不只是一名文化战士，更是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的实践家。1923年底至1924年初，他曾又一次随中国代表团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一方面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其间还出席过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在上海期间，与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的郭沫若结识。
郭沫若对瞿秋白十分钦佩，瞿秋白对郭沫若也十分赏识。瞿秋白到广州后，看到广州革命工作特别是文化战线需要人员投入，经多方研究和联系，他大力举荐郭沫若到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具体操办则由当时在国民党中任中央农民部长的林伯渠负责。
瞿秋白的介绍和推荐，正合郭沫若的心意。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并积极作好动身去广州的准备。
郭沫若的到来，为“革命策源地”广州增添了热气，更增添了活力。事实上，他也是特意为投身革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到北伐大军之中而来的。
郭沫若是1926年3 月18日离开上海而于同月23日到达广州的。
这一年，郭沫若34岁。
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诗人了。
如果说，这时的毛泽东在党界政界，在革命队伍中，已有一定的地位，但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界的知名度还不是很大，郭沫若则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界青年界已经是名声大噪。可以说，他是挟大诗人、大文豪的名气甘愿来做革命阵营中的普通一兵的。
郭沫若是四川乐山人，家在峨眉山下，大渡河边。那是一个号称“海棠香国”的地方。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句“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写的就是这里。
人们都说：四川出才子。的确，以文学而言，从唐宋时代的李白、苏轼，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甚至元帅诗人陈毅，他们的才华无不都光彩照人。
郭沫若不愧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他于192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他开始创作新诗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尽管他当时还在日本留学，不是身处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他的思想、情绪以至呼吸都是和国内的热血青年密切相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后来，他和创造社的朋友一起回国，继续文学创作，写出了大量新诗和诗剧。他诗中澎湃的热情和瑰丽的想像，他创作时运用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使他的作品成为了时代的强音，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人们认识了郭沫若，理解他，喜欢他，并把他看成“时代底一个肖子”，自己的代言人。
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当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十分革命，相当激进。尽管他当时的思想还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但他大胆探索，积极进取，较早地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4年，他“把研究生理学的志愿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维系着生命的梦想”，这梦想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憧憬”以及由此而生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理想。他在生活条件相当窘迫的情况下，进行了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博士所写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的翻译工作。
在日本福冈市的一间陋室里，他跪坐在草席上，以一口中国式的皮箱作为矮桌，用砖头磨平充当砚台，就这样从清晨到深夜，用了50天的光景译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大着。书译出后，他说：“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从前只是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的作用了。”
虽然还不能说这时的郭沫若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是认识到“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是必然的路径”，而他本人也毅然“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从这一过程看，郭沫若毅然决然地于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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