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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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毅然“从文艺运动的阵营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从这一过程看，郭沫若毅然决然地于1926年3月离开上海文坛，到广州投身革命，在他的思想上是有其必然的内在原因，而这也可以说是郭沫若走向革命的重要一步。

　　郭沫若之所以那样毅然决然投身广州革命，也还有另外一些客观因素。这就是1924年6月，亦即是郭沫若正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时候，他在创造社的好友成仿吾先他一步去了广州。

　　成仿吾的去广州，又与其长兄成劭吾有关。

　　成劭吾当时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军需处长。成仿吾深受其影响，对革命不但发生极大兴趣，也抱有极大的热情。

　　成仿吾到广州后，任广东大学理学院教授，同时兼任着黄埔军校的教官。他与郭沫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郭沫若把自己生活中和文学创作中的许多心得在信中倾诉给他，而他也随时把广东的局势告诉给郭沫若。

　　半年之后，郭沫若又从日本回到上海，正巧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因心脏麻痹症突然亡故，仿吾扶柩回沪，两人得以重聚。

　　当然，这次聚会的心情是沉痛的。两人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经济上遭遇的窘迫，使他们感到沉重的负担。

　　不过毕竟是老友相逢，他们谈得很多很多，不但谈了别后的情况，更讨论了今后的打算。广州的形势自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题。成仿吾详细具体地向郭沫若介绍了广州革命热情的高涨和进行北伐的准备。这一切，引起郭沫若极大的兴趣，不知不觉地使郭沫若对广州产生了憧憬和向往。

　　如果说，成仿吾对广州情况的介绍还只是在郭沫若思想上感情上发生了作用，使他产生了到广州去的想法，真正的行动还没有立即决定，那末，郭沫若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一次流血事件，就更使郭沫若下定了决心。

　　这就是1925年5月30日发生在上海的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次具有极深影响的事件。惨案的发生，事因日本资本家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遂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集会游行，抗议工人被杀，学生被捕。义愤填膺的群众高呼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义愤。然而，这一正义行动和斗争遭受到英帝国主义者的镇压，英国巡捕野蛮开枪射击示威群众，致使死11人，伤数十人，造成血染上海南京路的惨案。

　　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中国人民极其愤慨。人们更看清楚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情绪更加激昂。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立即着文揭露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抗议它们犯下的罪行，号召国人团结奋斗，“共同抗拒”帝国主义，希望人们“奋斗30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

　　郭沫若和鲁迅还有所不同，他当时就住在上海，而且当天下午亲临惨案的发生地南京路，“亲眼看见一些英国巡捕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的暴状。”当时他就“几次想冲上前去把西捕头的手枪夺来把他们打死。”他虽然没有亲身参加群众的示威游行，但从目击者口中听到惨案发生的详细经过。他就像亲眼看见了端起的步枪和举起的木棍，看见了外国巡捕“两手都握着手枪，鹰瞵鹗视地东奔西突”。一向是满腔爱国爱民的激情的郭沫若，他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惨案发生后，郭沫若立即起草了一份《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在《宣言》中，郭沫若悲愤地写道：

　　“五卅”惨剧，英人残杀我无数同胞，激起我们空前的民气，我们于悲愤泣血之余，亦闪出希望的光辉，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尚属大有可为。我们的国家，素号为睡狮，到这时是真正醒了。

　　就在惨案发生后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郭沫若愤然写出了以史喻今的两幕历史剧《聂嫈》。从剧中人物无畏和反抗的性格中，读者可以领会到郭沫若的良苦用心，可以看到他歌颂“君义已云高”和“义气耿千秋”的真正目的，唤起现实生活中的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

　　诗剧《聂嫈》在当时的上海产生了巨大反响，后来与另两出诗剧《卓文君》、《王昭君》一起结集出版，取名《三个叛逆女性》，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郭沫若并没有停止于此，满足于此。他本人无疑是更渴望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到革命的最前线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革命也确实需要他这样一些有胆识、有热情、有能力同时也有巨大影响的宣传家和活动家。

　　这样，郭沫若南下广州的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都已具备，都已成熟。现在，就等着契机的来到，等着有一天忽然出现一个引发点。

　　这个契机，这个引发点，很快就来到了。

　　那是1926年2　月末尾的一天清晨，郭沫若照旧起得很早，他总要在早饭前赶写出一些文字，或者读一点书。这一天，他觉得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出奇地高。早餐后他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广东大学寄来的，信中非常诚恳和热切地表示希望他接受该校文科学长的聘请，也就是请去做现在一般所说的文学院长。

　　这当然是令他兴奋不已的事情。

　　广州，是他向往了许久的一个神圣的地方了。此前他一直没有机会亲赴那里，但他始终关心着那里的局势，他的声音和行动也始终与那里的脉动保持着一致。他一向认为：在“中国这个时代，这个环境里面，能够担当国民革命这个工作的”，能够“改造中国的局面”的，只有“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现在，能有机会踏上那片土地，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郭沫若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他得到广东的聘请，一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激动，立刻跑到同在上海的另一位创造社成员也是他的好友郁达夫的住所，和他商量，希望他和自己一道南下。

　　当时，郭沫若还准备多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同行，因为他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一致的，大家的理想都是能到广州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常云湄、蒋光慈和田汉都有各自的职守和各自的原因，一时不能离开。这时，只有郁达夫积极地响应他，表示可以和他同行。

　　于是郭沫若立刻给广东大学回信，表示欣然同意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

　　创造社另一位元老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界影响和声誉也并不怎样小于郭沫若。

　　和郭沫若不同的是，郁达夫当时是以其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着名于世。他的一些小说如《沉沦》、《南迁》等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人甚至刻意模仿作品中人物的穿戴，其影响之深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当时郁达夫政治思想也十分激进。以他当时的思想论，虽然他口口声声谈“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但就其实质也还是应该划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不过，就他当时一些言论看，他在一些大是大非上，还是表现了难能可贵的超前观点的。譬如当时国民党右派在“五卅”事件后乘机用“赤化”、“共产”等罪名陷害革命群众。郁达夫即尖锐指出：“说对方是‘赤化’了”的人，还有“攻击共产党的诸君”，“若要攻击，请拿出实力来，把那些军阀先杀个干净再说。”这样明白公开的言论，在当时还不是很多的，因而对于长革命派的志气大有好处。

　　郭沫若邀郁达夫一同南下时，郁达夫正在上海和郭沫若等一道组建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创造月刊》，正是创造社由主张“为艺术的艺术”转到“为革命的艺术”的时候，一般被人看作是创造社的转换期，亦所谓创造社的第二期。郁达夫革命思想高涨，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当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之聘担任文科院长，而郭又邀郁达夫同去任文科教授时，郁达夫欣然同意，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郭沫若表示同意的回信寄出不久，广东大学的聘书和旅差费就很快转到了上海。

　　聘书和旅费是由林祖涵（伯渠）的弟弟林祖同从广州直接带到上海的。可见聘任和受聘的两方面都非一般的积极和热情。

　　以郭沫若在文坛的影响，他能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既是他的荣耀，也是广东大学的光荣。同样，郁达夫同意到广东大学任教授，既是郁达夫本人的心愿，也是广东大学的壮举。

　　当时的广东大学已经聘请了许多国内知名的学者教授，郭沫若以及郁达夫的加盟无疑使广东大学力量更加壮大，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3月18日，也就是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之为“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一艘轮船响过最后一声汽笛，缓缓驶离黄浦江口，向大海的深处驶去。轮船上就载着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在微雨中告别了家眷，登上了这艘轮船，高高兴兴地奔向憧憬已久的广州。他们当然并不知道这一天在北京发生的事情。

　　毫无疑问，惨案的血预示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要经过漫长痛苦的道路，黄浦江口上空密布的乌云也显示出郭沫若、郁达夫们前途未必那样光明。

　　但是，有一点是郭沫若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将在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广州和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相会，并由此和他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这位重要人物在今后的岁月里，将领导中国人民掀起天翻地覆的斗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让全世界都感到吃惊。

　　此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毛泽东。

　　●四、相会在林伯渠的书房里

　　经过五昼夜的海上航行，1926年3月23日清晨，郭沫若等乘坐的轮船终于抵达广州。

　　说来也巧，离开上海的时候，天上下着微雨，到达广州时，天也是微雨茫茫。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郭沫若他们的情绪。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使他们不会考虑这些自然气候。他们在轮船还未靠岸时，就着急地走上甲板，紧靠船舷，激动地从站立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寻觅自己熟悉的人的身影。

　　他们很快就看到有人在招手。

　　那是成仿吾。他也是创造社的一位元老和干将，当时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是他一手操办了聘请郭沫若郁达夫来广州的事情。于公于私，当然都应该由他前来欢迎。

　　还是在海上的轮船中，郭沫若和郁达夫就热烈地讨论抵达广州后的事情。他们尽量发挥着诗人和小说家的想像，计划着自己要干一番的事业。

　　郭沫若想到自己要担任大学文科学长，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让他写什么诗作什么文章，那他真是举重若轻，不在话下。但到大学做文科学长，倒正应上了一句俗语：“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过，郭沫若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特别是在五四时期他极力主张张扬个性，曾经写过一首诗《天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如此博大的胸怀，磅礴的气势，在诗人郭沫若面前，还有什么不可战胜，不可克服呢？然而，现在来到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天地，要做的毕竟是一个极想做而又极想做好的工作，郭沫若心里总还是有点不踏实，不能不想得更周到些，更细致些。

　　他在到达广州的几天后，在一篇文章里说道：“我这次到广东来，本是抱着两个小小的志望来的。第一个我是想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实际贡献一些绵薄。……第二个志望是想在珠江流域的文化上加添一些儿涓滴，更换句切实话来说，就是我想把我们广大的这个文科，尽力地把它弄成一个近于理想的组织。”他又说：“我们要造一座庄严的殿堂，不消说堪为栋梁的大木是必要的，而且堪为地基的小砂小石也是必要的。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志望就是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砂，想做这一点点儿的小石。”透过这些话里所包含的谦逊与虔诚之情，其实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郭沫若所怀抱的“志望”不是很小，而是很大他的确是打算轰轰烈烈干一场革命，干一番事业。

　　然而，出于诗人的敏感，一到广州码头，郭沫若就觉察到一丝不十分正常的空气，那是一种多少显得有些紧张的空气，以至他后来说觉得广州“也并不是什么乐土”。

　　郭沫若的感觉无疑是对的。事实上当时的广州正处在一场重大事件刚过之后，革命的危机感还没有完全消除。

　　这就是当时的羊城确实还处在“中山舰事件”之后的武装戒严期中。

　　事情需要略略往回说一点。

　　原来，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的前夜，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不巩固。

　　当时革命政权的最大威胁之一，就是占据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援助，决定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

　　为了打破陈炯明的反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革命政府连着两次实行东征，完全打垮了陈炯明的势力。与此同时，还消灭了威胁革命政府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日趋巩固。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广东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为进行北伐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然而，当时在革命阵营内部，派系斗争仍非常激烈。

　　1926年春，正当帝国主义在北方促成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开始组成了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唆使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屠杀人民群众，制造出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的当天，资产阶级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阴谋政变“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黄埔军校中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的旗号，实则是反叛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革命事业的人，一手策划，一手制造的。

　　事件的发生是　3月18日这天，由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当时的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黄埔军校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而当中山舰奉命开到黄埔时，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要阴谋暴动，要推翻蒋介石校长，改建工农政府，并煞有介事地密报校长蒋介石，而蒋则表示“惊异”，声言并无调遣命令。终于，在20日清晨蒋借口“共产党阴谋异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逮捕李之龙和中山舰上所有共产党员，又扣捕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中共产党员共40余人，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300多人退出革命势力占优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显然是资产阶级右派向革命力量的一次阴谋政变，一次压制革命的严重挑衅。

　　资产阶级右派看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北伐即将举行，为了控制革命，为了使北伐完全适合于他们的意图和利益，他们就必须打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从而夺得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权。3月18日至20日的“中山舰事件”，可以说只是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次前哨战和遭遇战，更激烈的斗争和更大的曲折还在后面。

　　只不过事件发生时，郭沫若刚好在由沪赴穗的海船上，他当然不会知道一点消息。而待他到达广州上岸时，事情虽已解决，事件也成为过去，但紧张的空气并未完全消除，斗争的硝烟还弥漫在空中，就不免让他感到一点摸不着头脑，心中产生一丝狐疑。

　　成仿吾是一位性格豪爽，十分痛快的人。他虽然出生在湖南（湖南新化），却13岁时就随其长兄劭吾到日本留学。准确点说，他开始还不能算是留学，只能说是到一个预科补习之类的学校就读。不过他颇聪明，又十分用功，17岁时就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后来又升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造兵工程。但终因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遂结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创造社，成为创造社元老之一。

　　成仿吾毕竟是湖南人，所以多少还保留有湖南人那种麻利泼辣的作风。

　　当时轮船虽然也有班期，但因各种原因，轮船到达难有准时。通常情况，从上海开船到广州只需4天时间，这次因为天气不好，轮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5天。为了迎接老朋友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到来，成仿吾在码头连续守候了3天。按照他的性格，这远远超出了他的耐心。但因为是老朋友，他始终按捺住了性子，耐心地等待着，并无怨言。

　　23日清晨，终于有了轮船到达的消息。

　　他终于看见那艘显得老旧的轮船像老人一样慢慢地、慢慢地向岸边靠拢；他也终于看到已经分别了一些时候的老朋友郭沫若郁达夫在船上向自己招手。

　　黄埔码头在珠江的入海处，不远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这里港道交错，船舶纵横，平时一片热闹景象。不过，这天因为是清晨，又由于天下着小雨，码头上稍显冷清。这不但不影响几位老朋友的相会，还让他们相认更加清楚，更加热烈。

　　成仿吾跑在所有迎接客人的人群最前面，郭沫若和郁达夫的脚刚踏上陆地，他就张开双臂，一下把他们拉在了一起。

　　“怎么今天才到，我可整整等了3天啦！”

　　“真没办法，出吴淞口就遇到大风浪！”

　　“还好还好，总算到了。”

　　“达夫还说出行不利，前途未卜哩。”

　　“没有的事，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真急死了人，比到日本还费时！”

　　“这是在中国，不能用洋眼睛看事情。”

　　……码头上的人都看着这几位穿着打扮看似颇有身份，可又孩子气十足的人，颇觉奇怪，又颇感好笑。他们不知道这是几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至现代革命史上都是十分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不但已经，而且更会在今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生重大的影响和重要的作用。

　　几位老友边走边谈。早些时候他们并未想到能在广州相聚，如今相见，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想到他们又能在一起共事，朝夕相处，探讨人生的和文艺方面的问题，大家当然是充满了激情和憧憬。

　　他们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虽然忙忙碌碌，但是成仿吾没有忘记把广州时局的现状告诉了新来的两个朋友。这虽然在郭沫若及郁达夫心中留下了一层阴影，但也让他们对时局有更清醒、更现实的认识。

　　把行李安排好之后，郭沫若顾不上休息，就和成仿吾一同到林祖涵（伯渠）家拜访，这是他们在上海与林祖同接洽的时候早已说定了的。

　　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过同盟会，算得上一位革命元老。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共产党人的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担当了十分重要的责任。

　　郭沫若一行人到达林家还是上午，林伯渠有事刚出门不久，家里人让他们在屋里坐等，说很快主人就会回来。于是，他们决定等一会儿。

　　没想到，在主人的书房里，还有另一位客人在等候着。那位客人就是来与林伯渠商量工作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汪精卫，但汪还担任着国民政府主席，忙不过来，就向国民党中央推荐了身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林家的书房并不大。那是南方十分普通的砖木结构的老屋，已经显得相当陈旧。

　　所谓书房，也不过是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加放了一张办公桌，多放了几本书而已，其他摆设和一般人的住房并没有什么两样。

　　郭沫若等人被引进这书房，先已在房间里坐等的毛泽东立即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主动地和突然闯进来的他们打招呼。

　　成仿吾因为到广州已有些时日，和毛泽东有过接触，郭沫若和毛泽东却从未见过面。但此时此地相会，凭感觉二人都能估计到对方不会是等闲之辈。

　　当然只能是成仿吾开口：

　　“这位是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润之毛先生；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大文豪郭沫若郭先生。”

　　“啊，钦佩钦佩！”

　　“啊，久仰久仰！”

　　“都是革命同志，不必客气。”成仿吾从中协调。

　　……客观地说，那时郭沫若和毛泽东二人，要说关于对方的熟悉和了解，恐怕是郭少于毛，毛多于郭。此前他们互不相识，郭沫若对毛泽东不会没有耳闻，但印象至多是“一个革命党人”。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