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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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并不设在延安，而是设在延安西面百余公里的小镇保安（后为纪念在战斗中牺牲的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更名为志丹县）。“西安事变”之后不久，亦即1937年1　月13日，中央才由保安迁到延安。此后，延安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的灯塔和摇篮。

　　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对华侵略，国内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团结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爱国抗日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挫败反动派的阴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不但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战愿望的表现以及进步力量对于卖国投降的反动势力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大胜利。嗣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和实际步骤，积极开展和推进以国共两党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合作为标志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这也可以从毛泽东于“七七事变”前夕做的两次报告中看出。

　　一次是在1937的5月3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在这篇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题的报告中，毛泽东用十分形象的语言和明白的道理告诉大家，说：蒋介石想当中华民族的官，而日本人一来，想完全征服中国，采取“过硬政策”，要打蒋介石，蒋介石就当不成官了，就要反抗，逼上梁山嘛，这就和我们主张抗日一致了，我们就要推动他抗日呀。毛泽东还说，为了巩固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一篇也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这篇结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告诫人们：现在日本后退了，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逼着他们改变了侵略方式，但后退是假象，想用这种表面后退的假象迷惑我们，来破坏我们刚实现的统一战线。他说，日本想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我们要保卫这块土地，这是主要矛盾，是这块土地到底属于中国人，还是属于日本人的大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他要大家都看到，蒋介石对人民，已从硬的政策改成软的政策。为什么会变？就因为日本人要打他，而他想反抗，又力量不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而我们要抗日，也在找同盟军，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号召全党花大力气去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关于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也是一贯的。

　　早在1922年六、七月间，亦即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提出了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对当时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形式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事实证明，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的确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推动了革命迅猛地向全国发展。在此形势下成功召开的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可以说是以国共合作为基本形式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由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告于失败。但是，即使在革命处于极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未改变更未放弃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组合和变化。不但工人农民要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表示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停止进攻根据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三个条件下，和一切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甚至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还几次写信给国民党，表示愿意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尽快停战议和，实行新的国共合作以共同抗日。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对党外进步力量积极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极大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着名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细致工作下，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积极影响。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和它的顺利解决，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大成功以及这一政策思想的巨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写到这里，似乎有必要特别说一说一位美国人对陕北的访问，以及毛泽东对他的接见和连续几天深入的谈话。

　　这决不是因为对于那位美国人来说，由于这次访问和谈话及由他写出的报道，从此使他成为了世界上和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主要是因为他的来访和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和毛泽东本人生活经历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通过他的报道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活动和政策，其中特别是关于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思想。

　　这就是后来受到广大中国人尊敬，更与许多着名中国文化人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美国新闻记者。他的名字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是当时来到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倾向进步、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界和文化界人士中的一个。当时他还十分年轻，不过三十来岁，为人正直，很有气魄，也很有胆识。他虽然同情中国革命，但对中国革命还不十分了解。他决心深入到陕北，用自己的眼睛亲自看一看中国人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艰苦卓绝的斗争。

　　他一到陕北，就要求会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很爽快地接见了他。

　　那是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虽小却十分古老的小城保安。

　　他没有想到自己和毛泽东的见面竟会是那样平静而自然。

　　毛泽东极其朴实平易，让人感到和蔼可亲。斯诺后来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头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在认真地做着手势。……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大概，正因为毛泽东给斯诺留下了如此特别的印象，斯诺也对毛泽东的谈话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是在窑洞里进行的，而且往往是在夜间，并且通常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谈话的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

　　当然，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谈话的一个重要主题。

　　斯诺清楚记得，毛泽东告诉他，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则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大概因为是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毛泽东还特别对斯诺谈到国际统一战线的问题。

　　他指出：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人民。不过，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在又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应斯诺之请，围绕统一战线问题着重解释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转变。

　　毛泽东对这位喜欢追根寻底的美国人也有很好的印象，不仅是喜欢他的友好态度，更喜欢他的认真执着，喜欢他对客观事实和真理的追求。

　　毛泽东对斯诺阐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态度转变的三个主要因素。

　　他指出，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严重性，这种侵略在日益加剧，对中国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他说：除了中国共产党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则是国民党。如果我们不和它合作，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来进行抗日战争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继续打内战，其结果对抗日运动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共产党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为此已经公开发表过宣言；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全国人民群众的反应是热烈的，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殷切盼望国共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的团结起来，尽快结束内战。

　　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从目前情况看，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并且有些人眼看民族的危急已到紧要关头，已经准备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说，基于上述形势特点，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重新仔细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团结的基本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别的什么就无法谈起。

　　当然，在毛泽东对斯诺的多次会见和谈话中，所谈决不只是统一战线问题，实际内容要广泛得多。通过和毛泽东的谈话，斯诺发现毛泽东不但对自己国内的各种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是惊人地熟悉。他感到毛泽东真的是熟读了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情况也真是了如指掌。

　　更令斯诺有些不解同时也深为感动的是毛泽东的为人。

　　有一次，谈话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斯诺已精疲力尽，但从毛泽东苍白而有点发黄的脸上，斯诺却一点也看不出他有疲倦的表示。

　　他们坐在一张粗糙的没有上过油漆的方桌边，桌上铺着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他们就在烛光下亲切地交谈。

　　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香烟。当翻译吴亮平向斯诺翻译，斯诺飞快在记录时，毛泽东一忽儿在两间小房之间来回踱着步，一忽儿坐下，一忽儿躺下去，一忽儿又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也没有睡。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忽然间，他们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两个人几乎同时俯过身去高兴地叫了起来。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有一双淡淡的苹果绿的翅膀，翅膀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轻轻地夹了进去。

　　这一切，斯诺都看在了眼里，以至于他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人会是真的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斯诺后来在其驰名世界的作品《西行漫记》（《The　red　star　over　China》）中，简单扼要地写了一点他看见的毛泽东的生活。他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带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战士所佩带的两条红领章。

　　……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的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

　　……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着作。

　　通过连续采访，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接触，斯诺不但被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深深感动，也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深深吸引。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说到毛泽东的：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的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末，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的看法没有错。毛泽东真的成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泽东本人是十分重视同斯诺的谈话的。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都被视为禁书，共产党人的着述更不可能公开发表。而斯诺是一位外国新闻记者，他可以不受国民党新闻检查的控制，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活动如实地在国外发表出来，而且还可以转译成中文，这样就可以使党的事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他后来在读了斯诺所写《西行漫记》的中译本后，随之也作了肯定评价，说它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在一次延安干部会议上，他对许多干部说，《西行漫记》可谓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着作之一。

　　这当然包括书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思想的报道。

　　正是出于这一政策和思想，再加上个人的友谊，毛泽东在面对全面抗战日理万机的同时，对于郭沫若的回国和回国后的工作活动安排十分关心。

　　毛泽东对郭沫若在全国文化界的影响及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回国这一事实本身，在全国，特别是在文化界，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亲身投入抗日斗争，对于挽救民族的危亡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因此，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亦即1938年夏天，由周恩来出面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文化界树立郭沫若的领袖地位，以他继承鲁迅，成为“文化班头”。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和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向各地党组织作了传达，并对党外进步的文化人士作了细致工作。我们无须考证由周恩来出面提出的这一建议，究竟是先由中共中央进行了研究，还是事先并未研究而是由周恩来提出后才加以审议，因为这一纯属程序问题对于事情的本质实在无关紧要。不过可以肯定，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当时在中央负着主要责任的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

　　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毛泽东本人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

　　他不可能不关心、不过问这件事。

　　●三、革命的“文化班头”

　　郭沫若也确实不负全国人民的重望，更不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嘱托。他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立即投入了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此时，全中国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是当时称作《义勇军进行曲》而我们今天也应该人人会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抗战开始，多少年来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反抗之声一下迸发了出来。尽管当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但人们几乎都把全面抗战看作我们民族转机和生机。人们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诗人们，一个个激昂慷慨，欢呼抗战，歌唱抗战的“7月”。当时在一份以《七月》命名的杂志中，一位诗人这样激动地写道：

　　　　祖国呵

　　　　为了你

　　　　为了你底勇敢的儿女们

　　　　为有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底感激

　　　　我底悲愤

　　　　我底热泪

　　　　我底也许迸溅在你底土壤上的活血！

　　郭沫若的抗战热情更是高昂，更是激烈。他也用诗歌形式发出了这样的声音（《战声集》，后收入诗集《前奏曲》）：

　　全民抗战的炮声响了，

　　　　我们要放声高歌，

　　　　我们的歌声要高过敌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

　　　　我们再没有顾虑、逡巡，

　　　　要在飞机炸弹之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

　　尤其是抗战开始阶段，他甚至不满足于用笔抗战，而是尽量争取一切机会参加一些实际工作。他经常在敌人的轰炸中来去，冒险深入战斗前线，访问在北伐期间即已相识的将领，慰问在前线英勇杀敌的将士，而广大将士英勇杀敌、决心抗战到底的精神又反过来给他以极大鼓舞。他精神焕发，豪迈乐观，过去同他相识的人现在见到他，都说他比以前更年轻了。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说：“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额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失了的。”

　　尽管郭沫若的回国，抱定了“投笔请缨”的决心，但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化人。他不可能真正“投”去那支笔，而是注定了仍要用他那支笔作武器去进行战斗。

　　他回国后为了宣传抗日救亡，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文。正像他在《诗歌国防》中说的那样，诗人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就应该：

　　我们要鼓动起民族解放的怒潮，我们要吹奏起诛锄汉奸的军号，我们要把全民众唤到国防前线把帝国主义打倒。

　　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他的留在日本的妻儿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他是可以想见的。只不过事实比他的想见要更厉害，更严重。

　　郭沫若回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新闻界披露了出来。且不说周围一些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对安娜母子们冷嘲热讽，日本宪警就加强了对她们的督查和监视。并且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