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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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要抓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锥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委（66）第12号通知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

　　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

　　“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

　　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地点：北京政协礼堂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1。要罢张春桥的官；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3。炮轰上海市委。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两军对垒争夺上海“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樱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潮）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赤卫队是保皇队！”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取缔赤卫队！”

　　“解散赤卫队！”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犬工总司‘而代之！”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你哪里？”

　　“有要事找他，快！”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什么事？”

　　对方不予答复。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什么事？”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常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

　　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