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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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

　　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上海的局势剧变。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

　　这张传单指出：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

　　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

　　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照录原文于下：

　　第一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二号通令：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第三号通令：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为此，大会通令如下：（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装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

　　上海市委

　　要求者代表

　　蒋XX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扯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